許茹芸資料 :情歌留給勇敢的人

2023-07-21許茹芸

許茹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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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創作人。出道27年,獲獎無數,憑藉獨特的「芸式唱腔」家喻戶曉。代表作《獨角戲》《淚海》《日光機場》《如果雲知道》等。

上《乘風破浪》之前,許茹芸只向導演組提出了一個要求,以自彈自唱的方式,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或許那一刻,她已經預料到初舞台選曲會帶來爭議甚至遭遇淘汰,但她並不在意輸贏,她堅定且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如果說乘風是一種順勢而上的爆發,那麼破浪,意味著逆境中的勇敢面對,不受年齡限制,不局限在舒適圈,不受困於傳統觀念,裸露出真實的自己。

舞台是黑的,鋼琴是黑的,衣服也是全黑的。節目全場唯一的亮光,投照在許茹芸的雙手上。手懸停於黑白琴鍵上方,接著狠狠按下,一連串音符衝出來,激烈的,帶著點迫不及待,觀眾還來不及反應過來,前奏已經彈完,她唱出《現在該怎麼好》的第一句。熟悉的氣聲,一如既往的真誠、細膩,但這首新歌,絕大多數觀眾沒聽過,他們懵了。

很多人以為,許茹芸上《乘風破浪》,會選首耳熟能詳渲染情感見長的經典情歌開場。畢竟,在一檔以成名藝人為嘉賓的舞台競賽中,打情懷牌最容易在開頭贏得注意力和好感。 「建議我選《獨角戲》 或《如果雲知道》的人不少。這些歌我也確實愛,我知道只要我唱,就會有集體懷舊。但是,既然導演組把選擇權給到我,我希望自己能破一破框,在舞台上留下點不同的東西,這才是我來節目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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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27年,許茹芸有過非常「國民」時刻,專輯銷售連續破百萬張,最高的《如果雲知道》達到220萬張,被街頭巷尾傳唱的情歌一隻手也數不完,「芸式唱腔」是蒙著臉上節目都會立刻被認出的辨識度。這些情歌造就了她,也困住了她。在「苦情歌手」的標籤下,許茹芸的性格也被想像成軟弱的,敏感的,楚楚可憐的。在出道初期,她為唱片做巡迴宣傳,每到一個地方,記者結束採訪都會感慨,你也太陽光開朗了。 “我的個性和《如果雲知道》相差很遠,我只是有這個部分,我一直希望能被知道,被看到。”

真人秀是個不錯的突破口。在此之前,許茹芸曾參加《時光音樂會》和《蒙面歌王》,但都屬於音樂類綜藝,嚴格意義上來說,《乘風破浪》是她的第一個真人秀。雖然《乘風破浪》節目的進程也圍繞著舞台公演展開,但觀眾更關注的,是姐姐們的排練日常和生活,這些片段展示出她們身上一些真實的性格,將她們還原為豐富的「人」。

「我也猶豫過,因為真人秀的工作性質,要24小時應對鏡頭。這些我過去沒有做過,也不知道怎麼做,更何況身處30個藝人的大組裡。好在我是一個不害怕挫折的人,既然做了選擇,就去承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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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勇敢,從何而來?我們問許茹芸。

她想了一會兒,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從小到大,每當走到人生重大關口,「勇一勇」都帶來正面的回饋。

第一次清晰地有這種體會,是18歲在民歌餐廳打工,遇見唱片公司星探。民歌餐廳是1990年代初台灣地區的一道特殊風景,小型live house先驅者,許多唱片公司製作人專門泡在餐廳發掘新人,包括孟庭葦、週華健、張雨生在內,有一大批人從二十塊一小時的餐廳歌手起步,最後唱成巨星,民歌餐廳因此被稱為「巨星的搖籃」。許茹芸從國光藝校音樂科畢業後,就和許多有音樂夢的年輕人一樣,拎著琴到民歌餐廳碰碰運氣。那時候,她小小隻的,打扮也樸素,“扔人群裡估計都找不著”,但是一開嗓,充滿靈氣。歌手這碗飯吃不吃得上,很講究天分,那些大紅大紫的歌手,往往不是嗓門最大資質最好的,而是可以用聲音為歌詞賦予情境,讓人聽過念念不忘。有經驗的製作人,一聽就能辨認出這種天賦。許茹芸在餐廳唱了沒多久,就收到三、四個唱片公司試唱的邀請。

「都想簽我。我一個個去面試,自己和製作人談,比較不同的合同,挑了一家最對眼的,直到把合約簽了,才回家告訴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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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不是沒有擔心過。他和許茹芸一直關係親密,小時候從家到學校,路上兩個人無話不談,許茹芸會把生活中的各種細節和父親分享。後來女兒長大了,他不再接送,但她是那種最不需要操心的小孩,下課晚回家都會提前打招呼。沒想到,在人生重大決定的當口,許茹芸沖得那麼猛。

「其實,我真的沒想那麼多。跟我簽幾年? 「我最在乎的,是時間,我願意為失敗付出的時間代價,我能不能承受得起。我當時18歲,如果唱歌無法成為我未來一生的事業,如果我一敗塗地,那一紙合約最多浪費我三五年,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我還來得及找其他出路。

父親認可了她的解釋,隔天一早就去唱片公司簽下合約。隔年,專輯《淚海》面世,一炮而紅,許茹芸乘風而上。 「每一張唱片發出來都是很'炸',30萬,40萬,100萬…所有人坐下來就討論,我們有了更多錢,下一張專輯要怎麼做,去日本拍MV ,買貴的打歌服……」世紀交會這十年,整個唱片業的產業和氛圍,都處於持續上升的黃金期,也是公認出了最多好歌的年代,許茹芸趕上了這波潮水。這次在《乘風破浪》裡和那英舞台組隊,兩邊的歌迷翻出她們同框的各種照片,其中有一張給許茹芸印像很深。 「彷彿是哪個頒獎禮,我旁邊坐著劉德華,不遠處還有陶喆他們,身後那英和王菲坐在一起,哇,那時候大家都好拼,每年要發兩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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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發兩張專輯,並不輕鬆。大概有六七年,許茹芸一直處於高強度工作狀態:白天跑通告、拍廣告,接受各種媒體採訪,參加頒獎禮,晚上回到錄音室錄專輯。有幾次,日夜連軸消耗太多,錄完歌,整個人累得動不了,蹲在無人的錄音室大哭。媒體長期反覆問相似的問題,也讓許茹芸心思疲憊。 「整個宣傳期,我就會像復讀機一樣反覆重複同樣的話。我問工作人員,為什麼媒體不把問題集中起來問,但他們告訴我,比你大牌的人都是這樣啊。」

最開始,還有明確的目標幫她對抗疲憊,但隨著銷量和獎項一個個被達成,焦慮和迷惘逐漸佔上風。她問自己,真的要一直這樣下去嗎?問題飄在空中沒有答案。 2002年前後,身體給的訊號越來越明確:她不穿高跟鞋不出門,不化妝也不離開房間,不能獨自去人多的地方逛街或進超市購物。對人群恐懼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她覺得,到哪裡都有人看她,議論她,甚至在酒店房間裡,也無法一個人入睡,助理必須呆在套房的外間24小時陪著,她才安心。許茹芸知道,自己真的撐不住了,她又到了必須「勇一勇」的關口。

這次她下決心離開,換個地方生活,和工作做一個徹底的切割。目的地選在紐約,一個和台北距離很遠的城市,這或許是一種心理暗示,遠離自己不喜歡的每一天。

「最難的不是行動,而是行動之前的勇氣。一旦有了決心,過程變得非常容易。我安置了對我最重要的兩個家庭成員,給爸爸裝上skype電話,這樣我們每天都可以通電話。

2003年的春天,許茹芸拎著很小的行李箱,離開台北。她在紐約過了半年田園牧歌般的生活。每天固定時間去上課,跟大學裡的寫作老師聊天,討論詩和生活。和同班學生一起做小組作業,他們叫她的英文名字Valen,只知道她是個出過書的作者。在夜裡,和房東坐在樓梯上聊天,覺得自己像《老友記》的女主角。狀態漸漸找回,她不再需要高跟鞋營造氣場,也不再害怕晚上走夜路回家。 「在紐約,我重新建立起我對陌生人的信任感。」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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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紐約回到台北,許茹芸又可以重新做音樂了,甚至感覺比以前更暢快。從前做專輯,摻雜了太多其他人的意見,太多的大眾期待,雖然她也有創作,但是很局部、很微小,無法影響河道的流向。現在,當她甩掉了過去的包袱,腳步變得輕鬆,旋律的靈感湧現,一下子歌就寫成了。 「我可以用我的音樂很大聲地宣布,唱情歌並不需要很弱的性格。」許茹芸說,好的情歌像是一個故事、一本書,甚至一部電影,它是有很多層次的。就算是悲傷的情歌,也不會從頭苦到底,它要經歷過抗爭和潰敗,將心痛、孤獨、無奈或者快樂慢慢疊加,最後抵達情緒的高潮。歌手所做的,就是找到發力點,反覆拉扯情緒,直到最後崩潰,像橡皮筋被拉到極致一樣。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唱情歌好聽,那是因為我唱歌的時候不怕把情緒拉到滿,哪怕這種極致會帶來巨大的痛苦。我有信心,我可以勇敢面對這些痛苦。”

這些年,生活將她身上的勇敢打磨得閃閃發亮。如果說,十八九歲的勇敢裡還帶著點衝動,30歲後,許茹芸已經能用更開闊的視野看待逆境。 「放到時間的長度上來看,那些最勇敢的決定,都換來了好結局,哪怕走多一點點彎路。」她說,如果當初不是放棄工作,放棄最紅的時間段去紐約,她不會練好英語,那麼,過幾年遇到丈夫崔栽誠的時候,自己可能都無法和他交流,更不要說結婚組建家庭了。

今年許茹芸來參加《乘風破浪》,也有丈夫的鼓勵,她很高興走了這麼一遭,還收穫了一批00後粉絲。新粉絲們對許茹芸沒有過去的情懷加成,她的所有作品對他們來說都是全新的,他們會用同一套評價體系去打分數。許茹芸欣喜有這樣的存在,“不斷接觸新鮮的事物,讓我感到更開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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