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一秒》的票房，有點慘。上映8天才突破一個億，這在動輒十數十十億的電影市場裡，不算是好成績。 這種商業上的落寞，與張藝謀曾經的輝煌形成了強烈對比。 他是中國第五代導演代表，多部作品在國際各大電影節摘金奪銀。他開啟了中國的商業大片時代。 《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屢次刷新票房紀錄。他也是讓14億甲方滿意的乙方。無論是2008年奧運開幕式，或是建國70週年文藝晚會，都交出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答案。
照理說，如何拍一部「穩賺」的電影，張藝謀心知肚明。但這些年他還是選擇走一條相反的路，拍一些小眾的、費力不討好的作品。漸漸地，不理解、謾罵他的人越來越多。但他很少澄清，也不反駁。在聲色犬馬的名利場，張藝謀始終與人群保持疏離，愈發沒有存在感。這種寡歡的境遇，讓我想起祂和許知遠的對話。當時，許知遠問：「你有超越時代的慾望嗎？」張藝謀連忙擺擺手，肷拉著眼說：「你放心，人走茶涼。」一句話，言簡意賅道出了張藝謀的人生。
01《還我自由》1970年代，張藝謀是自卑的。為什麼？
因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許多標籤成為張藝謀頭頂的烏雲。這種邊緣的身份，讓張藝謀有著強烈的求生欲。 他想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畢竟在當時，一個不那麼受歡迎的人，如果能被利用和需要，不至於被欺凌和拋棄，就已經是十足的幸運了。於是，張藝謀練了一手絕活。每天努力寫標語、畫人物像。手法嫻熟，生動形象，路過的人都連聲稱讚。面對讚賞，張藝謀很少露面。通常他會隱藏在牆角下的陰影裡，聽到誇獎後默默離開。他很清楚：只有謙虛隱忍、不露鋒芒、隨波逐流不出錯，才是能夠走得長遠的做人之道。
在國棉工廠當宣傳員期間，張藝謀有幾個玩得好的朋友。大家多少都有出身問題。他們謹小慎微的同時，也想辦法尋找新的出路。對張藝謀來說，自己的出路就是學攝影。只要能把照片拍好，日後也能成為謀生的手段。在最好的青春年代，張藝謀常常縮在一間狹小的暗房裡。除了一張單人床，滿屋子都是攝影書和洗照片的設備。這是漫長壓抑，卻也韜光養晦的7年。他在這裡閱讀，學習構圖，嘗試洗照片。漸漸地，他拍的越來越好，在工廠當起了業餘攝影師。
有一天，工友看到一個法國廣告《還我自由》，便想叫張藝謀拍個類似風格的。張藝謀一聽，痛快地長嘆一聲：「我們這些受壓的都是出身不好的，根本就沒有出路，我就想著要有自由。」說乾就乾。三五好友興沖沖、齊刷刷跑下樓。他們有的凝視著鏡頭，有的遠望天空，各有所思。張藝謀抓住這一瞬，按下快門，《還我自由》就誕生了。 張藝謀鏡頭下的年輕人，神情堅定倔強，頗有幾分不認命、不信命的姿態。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在不久後得到了迴響。
02《活著》1977年，高考恢復。張藝謀也想上大學，原本打算考到農學院念畜牧。興許以後能當個獸醫，就算做個放羊的也行。到時候牛羊成群，也算是無拘無束。但命運給了他一個機會。由於攝影作品出眾，張藝謀被北京電影學院破格錄取。
從此，他便在電影之路勢如破竹。 《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我的父親母親》……這些電影讓他蜚聲國際，拿獎拿到手軟。他成了國際了解中國的窗口，也讓中國電影開始被看見。
那是熱血沸騰的八十年代，張藝謀過往收斂的情緒，開始在作品和表演中得到釋放。從前緘默寡言的張藝謀，也有了活潑幽默的一面。
但同時，張藝謀也招致了一些非議。
有人批評他靠「揭短」來討好國外評委，並因此名利雙收。也有人吐槽他的電影太過意識流，根本看不下去。這樣的聲音，如今依舊甚囂塵上。真的是這樣嗎？如果你用心感受，你會發現張藝謀的大多數電影，都有一個「巧合」。 那就是對「各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著極盡細緻的記錄。 就像《一秒鐘》裡，對生活失去希望的勞改犯。他長途跋涉，不惜冒著被嚴懲的風險，只為看一眼女兒的電影片段。當他哭著說「一秒鐘太短，不夠」的時候，我想起中國式父母子女永恆的牽掛和羈絆。
就像《我的父親母親》裡，招娣對駱長餘的長情。當她穿著紅襖在山野奔跑，只為送上一碗熱乎乎的餃子。當她明知對方可能一去不返，卻依舊在風雪中執著等待，我看到了最典型的中國愛情。
就像《歸來》裡，陸焉識對馮婉喻漫長的陪伴。那個年代的人雖被歷史裹挾，為現實所迫，卻依舊追求著內心最純粹真摯的感情，並小心翼翼守護著。
就像《金陵十三釵》裡，風塵女子為年輕女孩的挺身而出。這種中國人在戰爭面前的相互扶持，讓我們告訴自己要永遠記得歷史真相。
在絕望中充滿希望的活，是張藝謀一貫的視角。他的電影不僅是對歷史的記錄，更是對那些掙扎求生的中國人的聚焦。 有人說，或許這才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延續至今」的原因。因為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都無比珍惜活著的機會。 這種信念被張藝謀的《活著》發揮到極致。電影的時間跨度，從中國內戰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各個階段。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好壞、善惡、忠姦、悲喜。幾十年過去了，男主角福貴的愛人、親人、朋友相繼死去，只剩下他和一頭老牛在歷史的風雨中搖搖欲墜。苟活一世，福貴的感悟讓人如鯠在喉。 「人活著，就比什麼都強。我們都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
這就是張藝謀呈現的「中國人對活著的信仰」，正如餘華所寫：「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我開始理解張藝謀了。他的強大之處，不僅在於演員多麼專業，構圖多麼嚴謹，色彩多麼絢麗，題材多麼鮮明。而在於他作品裡的中國人是堅韌的。在歷史洪流中，我們雖然渺小，卻有無比頑強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卻是壓抑、苦悶、令人崩潰的。
那時，張藝謀一邊和主創團隊晝夜開會，一邊執導《滿城盡帶黃金甲》。更多時候，他會擱置電影拍攝，臨時轉場到奧運小組。他心懷歉意：「沒辦法，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我現在要到那邊去了。」張藝謀每天都在會上聊創意和想法，上一秒他眉飛色舞，下一秒垂頭喪氣。因為再好的創意，都會被他自我推翻。這種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讓所有人倍感煎熬。
同時，奧運開幕式不僅是藝術的呈現，更是多方力量的競爭與衡量。有時創意還不能太過天馬星空，有時要考慮到經費和領導意見。當各種工程和現實問題一個個堵著張藝謀的時候，他不得不做出選擇和取捨。全世界人民都在盯著這場盛會。萬一搞砸了，後果不堪設想。
張藝謀想把中國最好的一面展示給世界。所以就算千難萬難，也要抗住壓力，將每個節目執行下去。這種篤定，用他的話就是－「你一生可以拍很多電影，你一生只有一次奧運。」直到鳥巢的奧運聖火被點燃，張藝謀懸著的心才終於落下。
也只有成功了，他們才敢笑著總結說：「我們現在是戴著枷鎖，還得跳的牛。」這種「在兩難中依舊要做好」的狀態——就像年輕時期的張藝謀，既要能力出眾，又要循規蹈矩。就像早期導演的張藝謀，既要摘金奪銀，又要承擔罵名。就像如今年邁的張藝謀，既要保持創作，又要不斷自省。太難了。
但張藝謀卻冷眼旁觀看著自己。過往的成就，在他看來似乎不重要。奧運開幕式拍的成功，就有人幫你鼓掌。緊接著《三槍拍案驚奇》拍的爛，批評指責便可排山倒海湧來。其中道理，正如他回應許知遠的那四個字。 所謂「人走茶涼」，不過是江湖規矩罷了。 為了對抗這個規矩，張藝謀只能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你很難想像，他已經70歲了。可依舊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不斷看劇本、見演員、拍電影。就像一個永動機，連軸轉動，樂此不疲。他說，我特別能持久作戰。他說，我從來沒有一秒鐘懈怠過。 他說，我盡力了。
這就是張藝謀。年輕時甘於蟄伏，從業後大放異彩，奧運時期權衡取捨，70歲後竭盡全力。他深知人走茶涼，所以堅持創作。只有不斷工作，才能感覺活著的意義。他自嘲自己是笨鳥先飛，在商業和資本面前，他稱不上一個機關算盡的人。 比起「老謀深算」，我更願稱他為「無謀」。 明明懂得怎麼拍電影賺錢，知道票房冠軍必備的一切要素，卻依舊要走一條崎嶇隱密的路。票房慘淡，又如何？最好的作品，欣賞者往往最少。這麼看來——所謂「無謀」，倒也是大智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