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港台文化無孔不入的浸入大陸生活，影視歌，各路明星，英姿綽約，百花齊放，偏偏有那麼一位歌手，拄著雙拐，其貌不揚但依舊紅透了半邊天。
1992到2017，25年的時間，經歷著如此變幻莫測的時代與更迭不休的歌聲壇，偏偏還有那麼一首歌，攜著歲月，裹著風霜，唱起之時依舊能讓你落下淚來。
那是個不良於行的男人，唱歌時卻總是器宇軒昂的站著，他這樣唱道：
「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擦乾淚，不要害怕，至少我們還有夢。”
1992年，鄭智化憑藉《水手》一炮而紅，大街小巷放的都是這首歌，隨便拉出來一個人都會唱。
充滿力量的詞曲和鄭智化略帶哭腔的聲音，給許多身處困境帶著傷痛的人送去力量和安慰。
《水手》講了一個從童年到成年，總是受到磨難，感到痛苦但卻一直懷著夢想的人的故事，歌中的主角像極了他本人。
鄭智化三歲患有小兒麻痺，被病痛與藥物折磨了四年之後在七歲時終於學會了拄拐，至此，他開始帶著拐杖生活。
這注定不是個多舒適的童年，病痛折磨著他也折磨著他的家庭。
遭受有意或無意的傷害，但年少時那些不辨善惡的傷害終是讓他成長的更挺拔強大。
多年後他再談起童年，平淡又有些得意的表示，小時候他最拿手的三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
後來鄭智化從台北工專畢業，到了一個工程公司上班。
按部就班的生活，麻煩的人情世故，很快就耗乾了他的耐性。
23歲他辭職進了廣告公司。
一個學土木工程的去做了廣告，很大的跳躍，從門外漢到升職加薪獲國際大獎，他將這份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26歲時他做了第一首歌《給開心女孩》，因為這首歌與點將唱片的老闆阿桂相識，然後出了第一張專輯《老廬的故事》。
1989年他27歲的時候正式離開了廣告界，做起了歌手。
在歌壇打拼了十年，創作出數首經典歌曲，1999年，他結婚後退出歌壇。
對他處於事業高峰期時毅然退出，大多數人都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一度有傳聞傳出，說鄭智化是因為《大國民》這首抨擊諷刺台灣政局的歌曲坐了牢。
但事實上，他只是轉投了IT產業。
他在《私房話》裡寫過這樣一段話「我一直是個不稱職的藝人。 我只想做一個埋首創作的詞曲作家；或是一個專心演唱的歌者。 我不想做空洞的偶像；或是到處逢迎諂媚、汲名求利的小丑。
之後一直到2005年，他才漸漸復出。
他是個隨心所欲又滿腹才氣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唱著想唱的歌。
這也正是他唱歌寫歌的初衷。
最初點將唱片邀請他發唱片的時候，他還沒有真的想成為一個歌手，他一直覺得歌手這個職業很“不入流”，但又對音樂真的感興趣，所以“當時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這種心態，所以一定要寫一些我想寫的題材，不管市場如何」。
於是他出了第一張唱片《老廬的故事》。那時正值台灣九份發生了兩次大的礦難，鄭智帶化著一種「旁觀者不明究裡的悲天憫人」決定為此做些什麼，先後兩次造訪九份。
他說過這樣一段話：「憑著一股狂熱，我來到的九份，訪問了當地的一些本地人，企圖發掘更多礦變發生後對他們造成傷害的事實。出乎我意料的，他們對問題的反應不是激動或悲絕，而是沈淀過的冷靜，一種近乎認命的淡然。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裡，就是死在床上，有什麼好可憐的？ 命哦…就像歌詞的一段：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慾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 ，可憐的很可能是我們。
這就是他「感興趣」的題材，很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而他果然也一直在創作這樣的作品，他用最貼近大眾的眼睛看著這個世道，然後記錄然後諷刺然後痛斥。
當時的台灣已經高速發展了十年，各種社會問題頻繁出現，所以他寫出《老廬的故事》裡生長於礦區，迷醉在城市的驕縱老么，寫出《中產階級》裡「眼光很高，力量很小」的中產階級，寫出《蝸牛的家》裡無論如何打拼都趕不上飛漲房價的普通白領，寫出《補習街》裡想逃脫補習但無奈於現實的學生。甚至寫《大國民》，用直白激烈的歌詞直指政局。
《墮落天使》是他根據現實中認識的一個風塵女子而寫的。
這個女人為了愛情，毅然離開了本來很富裕的家庭，用自己的身體換來兩個人的生活。
他用這首歌為那些徘徊於社會底層，為生活無奈抗爭的婦女們申訴，她們被壓迫得太久，反抗而又沒有出路，掙扎不出午夜情場的圈子。
在物質肉慾的社會裡被無情地撕裂，墮落的人性，罪惡的獸慾，在姦邪中產生，在倫理中滅亡。
有趣的是，他著眼於90年代的台灣寫下這些帶著澀意的詞曲，卻讓大陸人民在21世紀低頭苦笑。
鄭智化更多的時候會寫人，寫像《小草》《遊戲人間》《沉默的羔羊》裡這些雖生活不易但依舊認真生活的的小人物，寫《你的生日》裡流浪街頭的乞丐，也寫《達奇達奇嘟》裡閱讀障礙的孩子。
後來他接受採訪，談到《達奇達奇嘟》說：「這是根據一個孩子的故事改編的，那時候我參加社工，幫助弱勢群體，包括達奇這個小孩，他語言學習特別吃力，對我們來講學習“嘟”這個單音很簡單，他要花上一個禮拜。
鄭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故事，故事裡是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人生。
他的歌似堅硬也柔軟，總能讓聽的人酸楚落淚，也總能讓聽得人心懷安慰。
他毫不留情的直指你最深的傷口，把沒癒合的患處戳的再次鮮血淋淋，還要撒上一層細細的鹽，在你痛的涕泗橫流的時候又衝傷口輕輕地吹氣，對你說，很痛吧，痛就對了，這就是現實啊，但那又怎樣，站起來往前走吧，前面還有路的，你也還有夢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台灣歌壇出現了一批後來被稱為人文歌手的歌手，他們對自身對時代都進行著深刻的反思，對社會和民生都充滿關懷，鄭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現如今，再也沒有哪些歌手被冠上「人文」二字，取代他們成為主導流行樂的，已經是那些被精心包裝、精緻的無懈可擊的年輕偶像了，他們反复吟唱的，只剩愛情。
在2005年北京演唱會要結束時，鄭智化說了這樣一段話：大家都知道我的歌影響了一代中國人，我想應該不對，我的歌影響了一代跟我一樣，對著生活無奈，失去目標理想的人，大家跟我一樣，有點自卑，所以才有在我的歌裡有感觸。
從過去到現在，他寫作，畫畫，做工程，做廣告，唱歌，最後投身IT，從不因為身體和世俗限制自己的想法，也從不辜負歲月和才華。
時至今日，他已經是個六十多歲的男人，依舊做著他的企業，也偶爾會登台演出，歲月給他添上更多的風霜，但曾經那個孤傲叛逆卻心懷家國的男人，眼神依舊清明，言詞依舊犀利。
像個在大海上漂泊已久的老水手。
今年夏天，「浪姐3」公演，將《星星點燈》中那句「是骯髒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裡再也看不見」變成了「是晴朗的一片天，總能看得見」。
引來鄭智化的質疑，他說，被亂改歌詞一事，他感到震驚、憤怒和遺憾。
歌曲改編時常有的事，但對鄭智化本人來說，歌詞太重要。
那是他堅持一生的事。
曾經有許多人喜歡聽鄭智化，因為他給你力量，後來又有許多人聽鄭智化，因為他道盡現實。
生而為人，有許多無法言說的痛苦，鄭智化真正懂得這些痛苦，他為那些千千萬萬終日為生命奔波，且無愧於生命的普通人們寫下這些，這些充滿煙火氣的，紅塵味的，最普通不過的生活，最普通不過的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