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馮友蘭先生出生於1895年12月4日。他一生歷盡磨難，卻始終秉持一顆中國心，善良地、正直地活著，並在活著中思考民族的前途與命運，展現了哲學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讓我們透過先生人生中的二、三事，了解先生的想法。
南渡北歸為國著書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馮友蘭先生隨清華大學南遷。中國歷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南渡的師生心中充滿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慮。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南遷學校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以“剛毅堅卓”之精神在大後方保存民族教育精英。 1938年10月，馮友蘭先生寫就《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歌詞有言：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歌詞充滿了堅持抗戰、收復失地的決心。馮友蘭先生這時也在思考，身為學者，如何在這個時候為全民族抗戰做出自己的貢獻。馮先生以為，此時唯有書立說，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闡述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激揚人民的抗戰精神，才是自己最好的選擇。他以為，此時雖是民族最艱難的時刻，但也是民族復興和民族覺醒的前夜，正所謂「貞下起元」之際。這段時期，馮先生先後寫就《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書，並命之為「貞元六書”，希望自己的著作能“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這段時期，馮先生也寫有《儒家論將》、《墨家論兵》等文，希望從古代思想中挖掘出一點兒有用的資源，聯繫抗戰之實際。
馮先生不只書以期鼓勵抗戰，他的兒子也成了學生軍，參與了抗戰。 1943年，民國政府徵集青年學生參軍，梅貽琦、馮友蘭、聞一多等多次發表講演，勉勵學生從軍。一次講演後，馮先生發現校門外有一張大字報，勸學生對報名從軍應該審慎考慮，先生特上前將大字報撕去，他說：「我懷疑寫這大字報的是不是中國人」。在馮先生看來，值此全民族抗戰之際，所有國人都有責任共禦外侮。此時馮先生的長子鍾遼正在西南聯大讀大二，當時徵兵主要徵調四年級學生，鍾遼卻自願從軍，受訓完畢後，擔任遠徵軍軍事譯員，參加重啟滇緬路戰役。
1945年抗戰勝利，北大、清華、南開復校，西南聯大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南渡”終於有了第一次“北歸”，馮先生此時又寫成《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碑文中充滿了對民族未來的期望：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併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週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中國歷史綿延，雖然是舊邦，但一定能在抗戰勝利後實現民族的浴火重生，展開自己的“新命”，成為世界的先進。在馮先生看來，自己的職責就是為國著書，「闡述舊邦以輔新命」。
不做「白華」紮根故土
1947年，解放軍節勝利，國民黨政府搖搖欲墜。此時馮先生正在美國講學，有不少朋友勸他不要回國，在美國長期定居。馮先生不願意只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他懷著為舊邦輔新命、搞好自己的國家的使命感，選擇回祖國。馮先生說：「俄國革命以後，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下去。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馮先生此時對國民黨反動派十分失望，他認為，「我是中國人，不管哪一黨執政，只要能把中國搞好，我都擁護」。他決定留在北平，並在梅貽琦離校未回的情況下，成為清華校務會議臨時主席，帶領清華迎接了解放，將學校完整地交到了共產黨手裡。
新中國成立之後，馮先生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哲學能為新時代做出什麼貢獻，他一直期望能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然而，建國之後歷次運動，馮先生都首當其衝，置身於旋渦之中，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完成自己的願望。但馮先生並不為選擇留下來而後悔。 1987年11月，李中華來看望馮友蘭先生，談起身在新加坡的李澤厚講“我在中國才有發言權”，先生說：“這話說對了，我當年不肯留在國外當白華，也是這個意思」。馮先生所謂的白華，就是離開故土，在海外旁觀故國的人。在他看來，一旦哲學家脫離了自己的土地，就失去了對自己祖國的感知能力，而只有和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運，才能真切地感知它真正的需求，才能真正為國家做出貢獻。馮先生彷彿一棵大樹，他期望紮根於中國這片土地，雖然這片土地歷經風雨，大樹也飽經風霜，然而他的根卻扎得更深了。馮先生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近現代儒學在故國的“內生”，他與這個國家、民族一起經歷他所經歷的，在歷史的洪流中重新定位儒家，使傳統在這片他所生長和滋潤的土地上重新紮根，並蔭蔽這片土地。雖然歷經風雨，或明或晦，但他始終了解這片土地的土壤狀況，懂得如何讓儒學在大地紮根。這樣的儒學不至於像盆景，雖然漂亮和少經風雨，卻終究只能用來觀賞。這種非旁觀的態度，才能避免儒學成為“博物館裡的東西”，面對和回應現代化的許多問題，並促進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也因為如此，馮先生身上多了幾分榮辱，或毀或譽，但終究改變不了這種堅守所帶來的思想的生命力。
晚年的馮友蘭，一直致力於《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直到他生命的終點。這部著作可以說凝結了先生晚年對中國思想歷程的總結，凝聚了他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思考，他的愛國、渴求進步的精神是一貫的。 1990年6月，先生寫畢《新編》第七冊，是年11月26日，先生去世。先生過世前幾日，也跟學生說「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異彩」。
加入民盟關心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馮先生參與了許多國事。 1952年8月，馮友蘭先生懷著為中國、為人民貢獻自己力量的初心，在朱伯崑、季鎮淮的推薦下，在清華大學申請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9月，民盟北京市支部批准先生入盟。自加入民盟之日起，先生就積極參與民盟的活動，關心國家的建設，並擔任了民盟相關職務。 1956年9月，先生受邀赴日內瓦，出席“國際會晤”第十一次大會，主題為“實際世界中的古今之爭”，在大會上講演一次，並在中國哲學史具體問題的討論會上回答各國漢學家問題。會議期間，先生也參與了一系列文化活動。回國之後，先生特別在民盟中央座談會報告西方國家思想界的最近狀況，介紹西方思想界關注的問題。
改革開放後，先生年事已高，專心著述的同時，也關注著國家的新氣象，參與相關活動。如1981年10月，中聯部長李一。在和平門烤鴨店宴請波蘭哲學家沙夫，先生應邀作陪。統戰系統也經常請先生參加相關活動，並就相關問題徵詢先生意見，先生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改革都給予了關注，並對黨和國家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1987年，先生已92歲高齡，也出席了民盟北大哲學系小組會議。 1989年，先生94歲，仍關注中國文化對國家統一的意義。當年1月23日，先生應北大學生台灣研究會之請在《北大十名教授向台灣學界知識界拜年書》上簽名。雖然晚年身體狀況不佳，但若有海外親朋或故交後人來信、來訪，先生都積極接待。 1990年9月2日，先生還專程往台北發唁電，弔唁錢穆先生過世。
（本文發表於2016年第1期《中國統一戰線》雜誌，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後趙金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