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林趕秋
撐著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雨巷》
【人物簡介】
戴望舒（1905－1950），字朝安，小名海山，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國現代派象徵主義詩人、翻譯家。曾創辦《蘭友》旬刊，發表小說《債》《賣藝童子》《母愛》；有理論合集《小說戲曲論集》《讀李娃傳》；詩集《我的記憶》《望舒草》《望舒詩稿》《災難的歲月》《戴望舒詩選》等；譯過《少女之誓》《義大利的戀愛故事》《兩次戰爭間法國短篇小說集》《小城》等。 1950年戴望舒在北京病逝，年僅45歲。
1922年，時在浙江杭州宗文中學讀書的戴望舒、張天翼和杜衡跟之江大學的學生施蟄存成立了蘭社。翌年秋季，戴和施又一同進入了上海大學文學系。也在這一年，戴望舒寫了一篇散文《回憶》，追述了他童年時代在北戴河發生的一個淒美的故事：他和自幼青梅竹馬的曼雲妹妹在海灘上玩耍，曼雲妹妹為揀貝殼被海浪捲走了，他說，他當時暈了過去，其後，「我終日在海濱盤桓著，有時二三隻輕鷗從頭上飛過。夢寐中罷。她雖然只是他的童年玩伴，但其形象肯定會影響他今後對愛情對象的美感與選擇。
「丁香女孩」的原型
1925年6月4日，因師生參加「五卅」運動，上海大學被查封，戴望舒於同年秋季入法國教會主辦的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準備結業後去法國留學。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濤聲吸引了思想激進的戴望舒和他的好友施蟄存、杜衡（原名戴克崇），1926年10月，他們既加入共青團，又加入了國民黨。 1927年初，戴望舒因參與革命宣傳活動被捕，後經同學父親的營救而被釋放。 「四·一二」事變後，戴望舒結束了在上海的學校生活，也結束了剛開始不久的政治生活，與杜衡一起回到杭州，施蟄存則回到故鄉江蘇松江。不久，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擴大反共，杭州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施蟄存、杜衡、戴望舒的名字竟赫然印在了9月9日《申報》的《清黨委員會宣布共產黨名單》中。為安全計，他們便轉到松江縣鄉施蟄存的家中暫避。
1936年時的戴望舒（右一），左一為徐遲
著名的《雨巷》一詩極有可能就是戴望舒蟄居杭州老家（位於大塔兒巷11號）時寫成的。所以杜衡後來回憶說：「《雨巷》寫成後差不多有年，在聖陶先生代理編輯《小說月報》的時候，望舒才突然想起把它投寄出去。聖陶先生一看到這首詩就有信來，稱許他替新詩底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據戴望舒的長女戴詠素說：「我表姐認為，施綛年是『丁香姑娘』的原型。施綛年雖然比不上我媽（指穆麗娟）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楊靜美貌，但是她的個子很高，與我爸爸一米八幾的大高個很相配，氣質與《雨巷》裡那個幽怨的女孩相似。 「雨巷」的原型應該不會太錯。
撐著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
她彷彿徨在這寂寥寥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行著，
冷漠，淒清，又惆悵。
……
細心吟味前後文，這個「女孩」絕對沒有現成的原型。 「希望」一詞已經洩漏了個中秘密，只有對自我和現狀感覺不滿足，才會對未來的充滿希望。詩中的「我」體現了詩人根深蒂固的納螢思（又譯「納喀索斯」）情結，是帶有濃鬱自戀傾向的自我關照；而這個「姑娘」也是「我」的鏡像，同樣隱喻著詩人對自我的確認。
戴望舒曾說：「詩是由真實經過想像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像。」《雨巷》一詩則幾乎全部出自想像（稱「我向思維」或「自我中心思維」或「白日夢」亦可），不指向外界和具體問題，所以丁香姑娘的形象氣質並不是詩人真正的擇偶標準；在現實的情感需求當中，寂寥、愁怨的詩人並不想真正遇見一個同樣憂鬱的愛人，因為後來的事實說明：戴望舒是喜歡具有自己「陰影人格」的異性即互補型性對象的，而且傾向於不同氣質性格的互補。
施綛年
被施綛年婉拒的愛
閒居無事，戴望舒、杜衡二人就在施蟄存家的小樓上以譯書消遣。在這段日子裡，戴望舒暗暗愛上了施蟄存的妹妹施綾年。綛年比他年輕五歲，青春漂亮，活潑開朗。而戴望舒雖然外表高大，面孔卻因天花落下了麻瘢，這在他內向的性格之外無疑會添加一些自卑，對獲得施綾年的好感更是一種障礙。但自戀好強的戴望舒卻一往情深，心裡愛之不足，還發諸詩文一詠三嘆，最後終於忍不住要在自己於1929年4月發行的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的扉頁上分別用法語和古羅馬詩人A·提布盧斯的拉丁文詩句作出了含蓄的告白。其大意如下：
給綛年
願我在最後的時間將來的時候看見你
願我在垂死的時候用我的虛弱的手把握著你
在這部詩集中，如《山行》《十四行》《回了心兒吧》《路上的小語》《林下的小語》《夜是》等大部分詩作都記敘了他的初戀之痛。由於詩人與施蟄存的關係到了忘於形骸的地步，施綛年也不便以果斷的拒絕來傷害詩人的心，只是報以溫柔的微笑，然而詩人僅認為是綥年的羞澀，而不明白她的暗示，仍舊苦苦追求，例如他在《我的戀人》一詩中就這樣寫道：
我將對你說我的戀人，
我的戀人是個羞澀的人，
她是羞澀的，有著桃色的臉，
桃色的嘴唇，和一顆天青色的心。
她有著黑色的大眼睛，
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
不是不敢，那是因為她是羞澀的，
而當我依在她胸頭的時候，
你可以說她的眼睛是變換了顏色，
天青的顏色，她的心的顏色。
她有纖纖的手，
它會在我煩憂的時候安撫我，
她有著清朗而愛嬌的聲音，
那是只對我說著溫柔的，
溫柔到銷熔了我的心的話的。
她是個靜嫻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愛一個愛她的人，
但是我永遠不能對你說她的名字，
因為她是個羞澀的戀人。
經過一段時間後，施綛年婉言拒絕了詩人的求愛。戴望舒失戀後終日躁動不安，神情恍惚，苦不堪言。他熱切呼喚自己的戀人回到自己的身邊，《印象》、《到我這裡來》、《單戀者》等傾吐了失戀的苦澀。 《到我這裡來》寫得非常性感又浪漫，其首節曰：
到我這裡來，假如你還存在著，
全裸著，披散了你的髮絲：
我將對你說那隻有我們兩人懂得的話。
其靈感興許來源自法國舊教派詩人弗朗西斯·雅姆的詩《從前我愛過…》的末節：
來吧，來吧，我親愛的克拉拉·伊麗貝絲：
讓我們相愛吧，如果你還在世上。
古老的花園裡有古老的鬱金香。
裸赤著來，啊，克拉拉‧伊麗貝絲。
勉強答應的求愛
為了排遣內心的鬱積，戴望舒與新感覺派的文朋詩友們一起去酒場，去舞會，在此時期寫下的《百合子》《八重子》《夢都子》《單戀者》《老之將至》，都記錄了他的沉淪與頹廢：「我走遍了囂嚷的酒場，/我不想回去，好像在尋找什麼”，日本舞女（百合子、八重子、夢都子）“憂鬱的微笑”使詩人“也墜入懷鄉病裡”，恍惚間似乎真的獲得了一些身心上的代償和安慰，他有時竟然會覺得她們「有著意中人的臉，/春花的臉，和初戀的心」。
後來，施蟄存在回憶戴望舒與劉吶鷗（早於穆時英、施蜇存成為新感覺派作家）等人的這段生活時說：每天飯後就到北四川路一帶看電影，或跳舞，一般總是先看七點鐘一場的電影，看過電影，再進舞場，玩到半夜才回家。然而，這種洋場生活並未從根本上減輕詩人失戀的「沈哀」。戴望舒在不同時期都愛用這個詞來抒寫自己的感受，如《山行》“落月的沉哀”，《林下的小語》“綾色的沉哀”，《致螢火》“把沈哀來吞嚥”，《過舊居》“壓著沉哀”。這個詞有時也用來翻譯外文，如《惡之花掇英·入定》“我的沈哀”，這反倒加深了施綛年對他的“冷漠”。某天，心力交瘁的詩人終於忍受不住徒然的期待，衝動內向的他主動約請施綛年最後一談，希望她能接受自己的感情，否則就跳樓殉情。施絳年既為戴望舒的赤誠所感動，也為他的自萌短見所震懾，遂勉強接受了他的愛。
戴望舒急忙回到杭州，請父母到松江向施綛年的父母提親。綾年的父母過去是不同意這樁婚事的，如今在這種情勢下再加上施蟄存的支持，也勉強應承了。 1931年9月，戴望舒跟施綿年舉行了訂婚儀式。訂婚後的戴望舒終於能夠在小病後品嚐到愛情的些許芬芳，《村姑》《野宴》《三頂禮》《二月》《小病》《款步》（一）諸詩均洋溢著他的喜悅。但婚期卻被拖延下來，施綛年提出要等到戴望舒出國學成歸來並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後方能完婚。
1932年10月8日，詩人登上「達特安號」郵輪離滬赴法。在當天的日記中，戴望舒屢次深情地提及施綛年：「今天終於要走了。早上六點鐘就醒來。綏年很傷心。我們互相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但是結果除了互相安慰之外，竟沒有說了什麼話，我真想哭一回。綏年哭了。的時候，我幾乎忍不住我的眼淚了。上去，想不到送行的人還在那裡，我又看見了一次綛年，一直到看不見她的紅絨衫和白手帕的時候才回艙。 。法國去三四年的。可能的話，我真想回去了。
從今天看，戴望舒所描述的種種互動並不能完全看成真愛純情的表露，或許用薩特的「自我欺騙」理論去分析會更加切合實際一些。
戴望舒翻譯過《少女之誓》《義大利的戀愛故事》等外國作品
橫刀奪愛的推銷員
到巴黎後，戴望舒一面在巴黎大學旁聽，一面在一所語言學校學西班牙文。但他似乎對學位沒太多興趣，甚至沒有讀書計畫。他在法國忙於寫、譯，這跟他我行我素的詩人性格有很大關係。身為戴望舒的摯友，施蟄存在著國內身兼他的代理、親友、財務總管等數職。戴望舒每月給予一定數量的文稿，負責聯絡發表、出版事宜，並每月向他匯出一定的款項。但戴望舒的稿費根本不足以應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還得在國內為他籌錢，時時接濟他。後來，戴望舒進入費用比較低的里昂中法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馬上又犯了，很少去教室聽課，幾乎用全部時間來搞翻譯，只寫下了三首小詩——《見毋忘我花》《微笑》《霜花》來抒發、緩解自己對施綛年的思念和眷戀。可惜，施綛年此時已經愛上了別人，雖然嗣後詩人也透過一些管道聽到了風聲，並從通信中覺察出了綛年的冷淡，但還是半信半疑。而為了不給遠在海外的詩人增添苦惱，施蟄存和其他國內親友一直瞞著詩人。等他寫信詢問時，施蟄存只說：“綏年仍是老樣子，並無何等惱怒，不過其懶不可救而已。”
後因參加法國和西班牙進步群眾的反法西斯遊行，里昂大學將戴望舒開除，並遣送回國。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了上海，得知已在郵電部門當職員的施綛年真的愛上了一個冰箱推銷員，既痛苦又氣憤。他當眾抽了施綛年一耳光，然後登報解除婚約，結束了為期八年之久的苦戀，再次陷入了絕望之中。 《款步》（二）《過時》《有贈》《微辭》《妾薄命》《尋夢者》《樂園鳥》等是詩人從苦戀中解脫後沉重的心靈久久無法得救的呼喚，有時甚至到了「枯裂」的地步（《秋夜思》，作於1935年7月6日）。
近人分析說：留學生活上的困頓、獨身，精神上的寂寞，愛情上的冷漠，至旅法回國獲知施綛年移情別戀，婚變，這之間對於戴望舒的性情、心理和行為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並引《不寐》一詩為證，進而認為這場無結果的情愛改變了戴望舒的婚戀觀，甚至在他心靈深處留下女人不可信的心理障礙，在某種意義上造成他個人生活的終生不幸。
而戴望舒在與施綛年苦戀中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徵，如憂鬱、自卑、自戀、絕望、要強，作為一種長期而牢固的心理因素，戴望舒未能也很難與之毅然訣別。但還須指出的是：早在1929年，戴望舒已經反省到自己的問題了，當時他就在《我的素描》詩中寫道：「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體，/我有健康的身體和病的心。
在愛的矛盾中沉淪糾纏
戴望舒與施綛年的苦戀，實際上只是戴望舒的一廂情願，其間敏感的他也自會有所察覺和動搖，比如他在《單戀者》中明言：“我覺得我是在單戀著” ；又如他在出國前編定了一冊當時的詩歌創作總集《望舒草》，將包括《雨巷》在內的《我底記憶》中的前兩輯全部刪掉，顯然是不願那些示愛的詩篇使自己再沉浸到「綛色的沉哀」當中，因此也不想讓它們再和讀者碰面。
《災難的歲月》
當然，這種舉動也有詩藝上自我否定的意思，戴望舒似乎準備從此徹底放棄外在韻律（相關論述詳見《現代》第二卷第一期《望舒詩論》以及1944年2月6日《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之《詩論零札》）轉向自由詩體的更縱深的探索，其寫於1934年12月5日的《古意答客問》（戴生前最後一本詩集《災難的歲月》的首篇）只是一個因命題需要而產生的異數。 1936年後直到1945年，詩人才真正重新大肆地用起格律來，這之間的《眼》《夜蛾》（兩者寫作時戴望舒已和穆麗娟結婚了）又成為對自由詩體的最後的回顧回饋。至於1937年1月出版的《望舒詩稿》又把刪除的個人情感紀錄全部收編回來，個中緣由頗堪尋味，誠如周良沛所論：「事過景遷，詩人把過去的個人情感紀錄，已看作一種藝術典型的表現。 所以也就把某些拘於個人自我表述的文字作了修改。
杜衡說：「從1927到1932去國為止的這整整五年之間，望舒個人的遭遇可說是比較複雜的。做人的苦惱，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做中國人的苦惱，並非從養尊處優的環境裡成長的望舒，當然事事遭到，然而這一切，卻絕不是雖然有時候學著世故而終於不能隨俗的望舒所能應付。 ，我們差不多可以說他是什麼也沒得到的。舒草》便要算是最大的獲得了吧。逃避過來，低低地念著'我是比天風更輕，更輕，/是你永遠追隨不到的。 「諸如此類真算得上是知音之論，不但「為賢者諱”，而且「助太后悲」。
馬克思說：「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合乎人的本性的關係；那麼，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如果你的愛沒有引起對方的反應，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愛作為愛沒有引起對方對你的愛，如果你作為愛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現沒有使自己成為被愛者，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而這種愛就是不幸。這樣的不幸，而這種有緣無份的不幸顯然影響了詩人短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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