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熱門影集《搖滾狂花》裡，姚晨飾演了一位搖滾樂團主唱彭萊，她說，這一次，是徹底的「對失敗者的全方位塑造」。
彭萊可能是近年來國產劇中出現過的最「不像樣」的媽媽。她在年輕時自毀前途，離開當時6歲的女兒遠走美國12年，再回國時，想像中的母女溫情相認並沒有發生，取而代之的是兩個幾乎成為陌生人的母女之間一連串的互相攻擊與傷害。
在故事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彭萊酗酒、狂躁、自甘墮落，為了自己的搖滾夢想傷害了身邊的所有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她都不是一個友善的人。但當故事走向結尾，你會意識到她所有的掙扎都是為了與既定的命運抗爭。姚晨覺得，彭萊像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一隻「喪家之犬」。但在越來越多人在現實中感到挫敗與迷茫時，有這麼一個人在這兒杵著，即使失敗，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著，也能給很多人帶去一份撫慰。
近年來，姚晨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現代性的女性角色。 《都挺好》中的蘇明玉，經歷奮鬥，卻無法脫離原生家庭困境；《找到你》中律師李捷，把女性價值認定為職業價值與社會地位，卻為自己的高傲付出沉重代價；《送我上青雲》中的盛男，決定把握自己的愛慾與命運……在這些故事裡，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並不意味著成為脫離現實處境的爽文大女主，她們依然面對著種種社會身份的桎梏或自身的缺陷，面對無法抵抗的命運。但在困頓與掙扎之後，她們最終渴望實現的是作為人類的尊嚴。
姚晨將之視為一種「不服」的精神。她認為這是當下女性精神內核的共通之處。這項特質在她自己身上也有體現。
近十餘年，可能沒有哪個演員像姚晨這樣，個人的起伏與時代緊密相連。在她身上，有複雜，有失落，也有一種持之以恆的、樸素的東西。某些時刻，她覺得，自己好像是被命運推到某個地方。她感到了許多被動，但是，她從未放棄表達。從演員到監製，姚晨一直尋求對創作更大的把控力與更多的表達空間。
前幾天，她跟朋友聊天，朋友說，得承認，人過了40歲，就是走下坡的。姚晨說，對，只是她下坡路似乎要來得早一點。她總結自己的生活，如山丘起伏，攀上去一座山又緊接著滑下來，於是再攀，始終費心巴力。她覺得，在某種意義上，自己也是一個必須不斷面對失敗的理想主義者。
以下是她的敘述——
文｜王媛
編輯｜槐楊
圖｜受訪者提供（除特殊標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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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搖滾狂花》的劇本，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鬧騰，雞飛狗跳的。但人物很特別，叫人過目不忘。搖滾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陌生的行當，彭萊這個角色和我也有一些距離。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完成對她的理解和認同。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她的自私。人人都有自私的一部分，但她的自私非常徹底，離開自己的孩子12年，回來之後完全沒有當個好媽媽。如果這麼一個人出現在我身邊，我會不會跟她成為朋友，甚至都要打問號。我本能地對她有些抗拒。同時由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為角色做準備，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同意接這個戲。
但在那段時間裡，我總會不自覺地想起彭萊，不得不承認這角色還是吸引了我。她非常離經叛道，完全打破了所有對「母慈子孝」的定義。
現實生活中，不用說遠，就說我這一代人，我是1979年生人，我周邊就有不少朋友跟自己母親的關係不太好，尤其是女孩。這或許跟上一代人的成長環境和背景也有關係，有的人在人生中沒有那麼多機會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這些遺憾沉積在生活中，轉成了怨、化為了恨，再反過來幹擾她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以往影視作品中，對母女之間的矛盾會有修飾，最終也會走向合家歡。但這個劇本赤裸裸地展現一對不和諧的母女關係，這樣極致的作品確實是很少的。最終，我還是把這部戲接下來了。
姚晨在《搖滾狂花》中飾演彭萊
要去演彭萊這樣一個搖滾樂手，留給我做田野調查的時間實在緊張，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看大量國內外搖滾樂隊的影像資料，譬如國內九十年代的蔚華、羅琦，國外的瓊·傑特、派蒂·史密斯等。在她們身上我看到了蓬勃的生命力，一種接近無限的自由感。
我很喜歡「搖滾詩人」派蒂史密斯，她笑起來的時候天真又樸素，但只要開口演唱，光輝萬丈，黑夜褪去，誰也不可阻擋。但我很快發現，拿派蒂史密斯去套彭萊的時候套不進去，我覺得彭萊是拒絕的。後來是石璐有句話提醒了我，她說：「搖滾是你想表達什麼就表達什麼。」我突然意識到，彭萊不需要去模仿任何人，她有自己的命運軌跡，她有她自己的表達。
那段時間，我們常泡在一個音樂基地練琴，它在一個社區昏暗的小破樓裡，有些年輕的搖滾樂團也常在那裡排練。我和他們總在茶水間相逢，大家坐下天南地北聊一通，又各自散去。跟著這些當代的搖滾人走得近了，慢慢就進入了他們的語境，感知到他們的愛、憤怒和迷惘。
這是情感最直接的一群人。作為搖滾樂手，他們拿起琴，個個光芒四射。但當他們放下琴隱入人群，他們又是如此的平凡。搖滾人一茬兒接一茬兒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總有人為生活妥協，總有人還在路上。彭萊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正如劇中她對自己的總結：「我知道我不是那種擁有『世界之王』才華的音樂。我認命了，我這輩子最愛的音樂什麼都給不了我，我也給不了音樂什麼。
拍彭萊想像中跟女兒重逢那一場戲，是在拍攝的後期。那天，整個房子裝潢改頭換面，攝影師還打了一個如夢境般的光，「小白天」綁著兩個馬尾辮，背對著我在那裡玩。看到這一幕的瞬間，我猝不及防淚流滿面。那一刻我覺得，我成為不了彭萊這樣的人。我要知道後來經歷這麼多苦難，讓我的孩子也經歷那麼多痛苦，打死我也不會做（出國）那個選擇。但我不能用我的價值觀去衡量彭萊的價值觀。在彭萊的價值觀裡頭，她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她不會為任何人改變自己的信念，「犧牲」這個詞對她來講毫無意義。
「自私」是貶義詞，但其實每個人真正直視自己內心的時候，試問誰沒有一點自私的念頭呢？後來我看到觀眾的回饋，經由彭萊，他們看到自己的生活也有另一種可能性。
在我們成長的環境裡，很多時候我們會被不斷灌輸各種定義、教條，告訴我們要朝什麼方向去做，才能討得別人的歡心。但彭萊不是這樣，她忠於理想，也因此付出了代價。確實不是人人都有那麼多的機會去綻放、去燃燒的，如果都沒有，她寧願自毀。從某種意義上講，彭萊是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
《搖滾狂花》劇照。姚晨與莊達菲飾演母女，演繹「另類」母女關係。 圖源姚晨工作室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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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些年選的幾部戲，《都挺好》也好，《送我上青雲》也好，包括這部《搖滾狂花》，這幾個女性其實都是現代女性，都是這個時代的女性。她們看似個性迥異，但我覺得她們精神內核有相似之處：她們對命運都不服。
前兩天看到某公號說，我每部戲都故意選有爭議的話題，甚至說我接戲就是「做生意」。這個總結非常馬後炮。身為演員，我職業的第一本能是選擇有趣的角色，而不是戲的類型，或所謂的社會主題。在我看來，那是主題先行，本末倒置。演員的任務，是在「人」的層面上去做藝術表達。
好看的劇本一定是把「人」放在前面，好玩的人才會有好看的故事。人和人之間的差異性是我最迷戀的，兩個人看似差不多，但她們之間一定有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來自於性格和命運軌蹟的完全不同，這才是我最感興趣的。
《都挺好》裡的蘇明玉，上來第一場戲就寫她在自己母親的葬禮上摳手機，這個行為舉止就很反常，她一下就勾起我的好奇心，我在想什麼樣的人會在自己母親的葬禮上摳手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個人對母親的離世如此的漠然。你馬上就有探索她的慾望。
這個人物也提出了一些我當時在想的問題。她像我正在觀察的一類女性，她們是優秀的，在社會上已經獨當一面了，但似乎她們的智慧、她們的困惑、她們的愛與恨都沒有真正被看見和接納。而蘇明玉這個人物身上是具備刻畫可能性的。
蘇明玉提供了一個白領女性理想的範本，在那個時期，時代鼓勵人人創業，每個人對未來充滿了想像和希望感，蘇明玉的氣息和那個階段是契合的。
而在這幾年，網路上出現了許多自我調侃的新詞，比如躺平啊，擺爛啊，我也會很好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詞語出現？它背後折射出來的東西是什麼？似乎越來越多的人在接受現實、接納自己的失敗。
電視劇《都挺好》劇照，姚晨飾演蘇明玉。
彭萊是對失敗者的全方位的塑造。我形容她像一隻「喪狗」，也像一個信仰的守護者。音樂就是她的信仰，但她無法成為開拓者或領導者，她的能力只到守護。
劇裡彭萊的最後一場演出，是她離自己夢想最近的一次，但她萬萬沒想到命運又一次耍了她，讓她病情發作，唱走了調。演出結束後她回到後台把所有朋友辱罵了一遍，像個喪心病狂的瘋子。我是這麼理解的，那一刻與其說彭萊在罵眾人，其實是在罵命運。那一刻，她是極為弱小、卑微的。因為命運太過巨大，所以她要用盡全力去怒吼，去發狂。如果她當時手上有個炸彈，她恨不能跟命運同歸於盡。她虔誠地維護自己的信仰，不惜眾叛親離。在我看來那不是一次單純的「發瘋」，那場戲是有神聖感的。
她把所有人罵走了，只剩下她自己，她對著鏡子不自覺地梳了梳瀏海，這個細節是我設計的。希望她有那種「即使被命運踩在泥垢裡，老子也要保持體面」的勁兒。後來回看那場戲，都覺得自己當時的眼神太神經質了，屋子裡只剩下她和鏡子裡的自己了，但她連自己也要審視。
拍這部片的時候，我問導演，咱們這戲不好拍啊，咱們該怎麼表現搖滾呢？竇唯、何勇、張楚那個年代，搖滾真的是年輕人精神的燈塔。我看過一個紀錄片，年輕的他們在台上，何勇拿起一瓶礦泉水「嘩」地澆在鼓手的長髮上，他們自由又驕傲，也有資格驕傲，因為站在那個舞台上，所有的人都會跟著他們瘋狂。
理想主義者好像大部分時候都是失敗的，甭管在哪個時代。但你看，還是有人在堅持，依然堅信著。好角色存在的意義，是可以帶給他人一份撫慰。彭萊很失敗，她不是一個社會標準中優秀的母親、完美的朋友，但不管怎麼樣，她是她自己，她的存在就是有意義的。
某種程度上我也是一個這樣的人。前兩天我跟一個朋友聊天，他說，不得不承認，過了40歲，人就是往下坡路走，我說是，我的下坡路可能走得更前面一點，我的路是波浪形的，每次費心巴力地終於戰勝了一座山峰，「嘩」一個腳滑又下去了，又滑到了山底下，又得費心巴力地再往上爬另一座山。這裡面有我的切膚之痛，為理想付出的代價。我也看到身邊很多有理想的朋友在現實中受挫，我非常心疼她們，我了解她們的愛，也深知我們的脆弱與渺小。
但有彭萊這麼一個角色告訴我們：就算什麼都做不了，我們還可以發瘋啊（笑）。
《搖滾狂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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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跟許知遠做了一次訪問。當時我剛拿到一個國際的公益獎項，他突然問我，你拿到這個獎，但是你在演員這個職業上卻沒獲得過比較高的獎項，你會有尷尬的時候嗎？他這麼一問，我還真尷尬了。
過了兩三年，我再回想起這個問題，我突然覺得我憑什麼尷尬，人生的意義幹嘛非得只在一處顯現？但話是這麼說，確實，他這個問題讓我不服的那一面又起來了。那次訪談過後，我就決定把想表達的東西放進作品裡。當我把想要表達的東西放進作品，可能會讓大家更清晰我想表達的是什麼，影視作品是有空間的，至少角色會讓別人明白，這是一個對「人」感興趣的演員。
我不喜歡「中年女演員」的稱呼，我們是成熟女演員，按理說我們這個年齡是作為演員最成熟的一個創作表達期，我們希望能有更多和自己的年齡和心智相匹配的角色去詮釋，但市場上這一類角色很少，缺乏真正的表達空間。
這也是我想自己做專案的一個原因。不想再被動等待了，我也看到國外很多好演員，包括布拉德·皮特，桑德拉·布洛克，還有妮可·基德曼等等，都在根據自己的審美做表達，他們都給我提供了很好的範本。
2017年壞兔子影業成立之後，《送我上青雲》算是我們第一部真正意義上參與製作的戲。我很喜歡那個劇本的氣質，包括它的黑色幽默。擔任監製也是無奈之舉，如果你只是演員，可能年輕創作者天然會對你有一種抵觸，但是擔任了監製，從對項目負責的這個角度去溝通藝術方向，會順暢很多。但我實在沒有做生意的天分，譬如我主演的電影《找到你》，當時我們CEO很看好，說我們是不是能加入出品，我說：可以，但少投一點吧！從歷史上看，這樣的題材票房都比較低。結果沒想到這戲票房成績很好，後悔死我了，以後我還是別瞎建議了，踏實搞創作吧。
本來當演員，每天在現場完成工作，我就可以回屋去做第二天的案頭了，不需要再操心別的事。但是做監製，我每天回屋，剛捧起一碗麵想吃，「咣咣」就有人來敲門，這個置景又出問題了，那個人又跑了，各種雞飛狗跳的事情就找我商量來了。做監製每天都得當機立斷做決定，還得幫導演把著藝術的方向，別讓它跑偏了。
作為監製的姚晨
2017年年底，拍《送我上青雲》最後一場戲，盛男從霧中走出來的場景，收工後導演跟我訕說：「大姚姐，今兒沒有霧，效果不理想。咱能再去拍一次嗎？那個地方遠得呀，開車過去三個多小時，回來又三個多小時，一整個劇組拉到那個地方去，萬一又沒霧了咋整？對劇組來說，又是一天的成本開支。我就得判斷這麼做到底值不值。
後來，不管從導演的角度還是從我個人的角度，都不希望留遺憾，我就咬牙拍板說：「再去一次吧！」那天真的老天開眼，到了現場，霧大得都快看不見我了，等了半天霧散了一點才拍。我從霧裡走出來以後，穿過人群，走到遠處，痛痛快哭了一場。那段時間我也在自己的困境裡，那一刻感覺，盛男從霧裡走出來，把姚晨也從霧裡拉了出來。
《找到你》《送我上青雲》《都挺好》，這三部戲幾乎是連著的，都是在那一兩年裡完成的，也確實在其中加入了我在那個人生階段的一些思考，很多東西都會放到人物當中去。看到這些角色或多或少被人談論和認同，作為創作者還是會受到鼓舞。但所有的熱鬧都是暫時的，都會過去，像一陣風一樣。
進電影學院第一天，我就想成為一名偉大的演員，那個時候這個理想其實是個模糊的概念，我對電影也不了解，只知道能被寫進電影史裡的演員都可以用“偉大」這個詞來作為前綴，這在當時只是一個樸素而空泛的理想。
我現在還不知道，將來，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到底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演員。但我現在知道，除了被寫進電影史裡之外，那些好演員塑造過的好角色真的都能走進觀眾心裡，說出他人內心深處無法言說的情感，替他們在另外一個世界裡更恣意地活著。
電影《送我上青雲》劇照，姚晨飾演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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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看到一個視頻，把日常生活的瞬間剪輯在一起，配上一段搖滾樂。有一個鏡頭，一個立著的紅綠燈，底下有一個水管炸了，那個水柱“啪”的一下正好衝擊在紅綠燈的燈頭上，它被水管子沖得，一直在不停地低頭，抬起，再低頭。這個瞬間竟然把我看哭了。
類似的影片我看過不少，把普通人的歡樂瞬間組接在一起，你會突然有個感覺，所有的藝術都是來源於生活，搖滾樂也不例外，它是表達人類情感最直接的音樂形式，直抒胸臆，直抵人心，看到那些畫面，我深深感受到，生活實苦，勇敢活著的人們最搖滾，也最歡樂。
演員這個職業跟記者有相似的部分。我們都是觀察者。觀察生活，也觀察生存的這個時代，觀察環境裡的每一個個體，包括自我。大環境、小環境都需要觀察。我很喜歡看社會新聞，新聞報道通常沒有那麼多情緒渲染用詞，大部分都是陳述事實，所以看上去一些事件的發生很不可思議，但我總會忍不住想；為什麼這個人會做出這個舉動？那一刻是什麼想法促使他做出了下一個選擇？之後又為什麼會造成了這樣的結局？
我是個敏感的人，但最近幾年似乎比從前更敏感了，好似自己在有意識地打磨敏感度，唯有如此，感知力才不會下降。就跟磨刀一樣。但這是雙面刃，打磨自己的敏感，如手握刀刃，先傷的一定是自己。其實人敏感程度的高低是可以選擇的，或許換一個職業的話，就不用那麼敏感了。
這兩年我不停地被朋友勸說你要多接點戲，不要老是那麼挑剔，說我沒掙扎過，也不可能。因為我常常很久不拍戲，一兩年都有，20多年，我主演的電視劇就9部。但創作是需要時間的，需要準備、需要表演，演完消耗之後還要再恢復，都需要時間。
有一次，我參加海南國際電影節，演《狩獵》、《漢尼拔》的丹麥男演員麥斯米科爾森上去演講。在他身上能看到好演員的一種共通性，私下都很樸素、害羞，站在台上手足無措，主持人在台上問，你覺得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個好演員？我記得他第一句話就說，想成為好演員要先誠實。
他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的心「咣」地被撞了一下。 「誠實」，這也是我在那個創作階段的體悟。
人是很善於自欺的動物，因為人心是一座迷宮。你以為你誠實了，其實不一定。要做到「誠實」，是需要找到通道的，過程很難，需要極大的勇氣，對演員來說，我的人生經歷、我所飾演的角色都會帶領我去找到那條路。
過了40歲之後，我覺得自己更任性了。想把時間用來做讓自己開心的事情，減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耗；把對外界的注視，投射回自己身上，往自我內心做探索。最近這一年雖說我沒接戲，但跟自己相處得還蠻好的。持續規律地健身，伺候花草草，帶孩子週末去參加戶外活動，爬山、涉溪、辨認植物，跟大自然多相處。家裡面有老有小，大到給我爸買山地自行車，小到給孩子買襪子秋褲什麼的，家裡人和貓的吃喝拉撒都得管。如此生活一段時間，倒也安逸。
但我至今還都是一個不那麼有安全感的人，不安全感才讓我安全。我甚至覺得當生活進入某一種舒適狀態的時候，就意味著某種停滯。這種時候，我總是聽到內心有個巨大的聲音在嘶吼。
我知道，我的心還沒睡著，它還需要去探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