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是生命的最極端的形式。 司馬遷就是一個充滿生命激情的人。他一生「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遊江淮」。在那樣一個交通不便的時代，這需要多大的生命熱情？對外在世界的興趣與熱情，尤其是持久的熱情，是衡量一個人生命力的尺度。
二十出頭的司馬遷，當他躊躇滿志地仗劍漫遊天下時，他已成為他那個時代最博學的人，最有見識、最有思想，或者說，最具思想家素質的人。他是繼賈誼、晁錯以後，又是一位年輕的思想家。
司馬遷 圖片來源：360百科
到了郎官任上，他感激涕零，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這是他天真淳樸的個性表現。在那個意氣風發百舸爭流的大時代，他免不了也興高采烈，搖旗吶喊。此時，他的心思已不在書上。或許他已讀完了那個時代民間所能找到的書，一些大的學問他也已經精研過了。他又不是一個白首窮一經的學究，他毫無做一個博士的興趣。書齋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書齋外的人物也太風流了，行動的魅力遠勝過玄思，劍鋒的威力遠勝過筆鋒。 他所關心的乃是那些在歷史上、在現實中叱吒風雲的人物，暗自羨慕他們的蓋世功業和絕世風采。 面對著那些「赴公家之難之人」「偉烈奇傑之人」「有國士之風之人」「有奇功於世之人」「奮不顧身徇國之難之人」「倜儻非常之人”，他的心胸風雲激盪。
三十四五歲，他如願以償：奉使出使巴蜀，去了結唐蒙、司馬相如都沒能解決好的西南問題。司馬遷此行，興致很高，也頗自信。在他看來，大約與張騁之遠徵漠北，方向不同，事則相類，功宜相當。 總之，直到此時，他都在謀求著自己人生功業的輝煌，他的人生目標，還在於追求「立功」。
就在他遠從西南風塵僕僕往回趕時，這邊的長安城裡正進行著讓每一個人都興奮不已的大事：封禪。在經過一番準備過後，漢武帝帶著十八萬騎兵，旌旗招展數十里，浩浩蕩蕩地向泰山出發了，偏偏把一個使命感極強、自尊心極強的人物丟在了洛陽。這個人就是司馬遷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這麼一件歷史大事，有記事記言之責的太史令卻不能親與其盛，司馬談是何等絕望、何等自責與慚愧？他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司馬遷來不及去武帝那兒復命，報告他的成功，急忙趕到父親的病榻旁。 就在這病榻旁，司馬遷受到了雙重的打擊：父親的垂亡，以及自己人生目標的轉向！
在病榻旁，司馬遷無法拒絕垂死的父親，更無法拒絕由父親交給他的偉大的事業－－為這個大時代，完成一樁絕大的使命：論載「天下之史文」！
《史記》圖片來源：360百科
三十六歲，他正當盛年，立功事業剛開個好頭，前程似萬裡長江之初發，生命如蓬勃春花之絢爛。但是，他必須收斂其花瓣，內斂其熱情，蟄伏其雄心，寶劍入鞘，駿馬臥槽，無論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官場多炫赫，疆場多壯烈，他必須寂寂寥寥，年歲歲，青燈古卷，石硯羊毫。
這個心路歷程定是艱難曲折。
三年之後，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由內廷的郎官調任為外廷的太史令。司馬遷終於做出了他最艱難也最重要的選擇，他從官僚體系的主幹上退下來，一如當今的官員從實權部門退到地方誌辦公室。他終於摒棄了誘惑，排除了乾擾，去「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了。對這樣巨大的文化事業，他終於明白了，「小子何敢讓焉」！
他隱隱地覺得了自己的真正使命。 漢家開邊拓地的人物很多，但像他這樣能洞察全人類命運、梳理人類歷史的人物，卻絕無僅有。從他個人來說，若去立功，他可能成不了一流人物，但若他轉而去做史官，他反而能做出曠古及今第一流之成績，他將成為他的時代的最大光榮！
做了太史令，便可以遍覽皇家藏書，以及那些政府檔案，「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這個「紬」是綴集、整理、辯證、考訂、棄取、譯諸意的總和。以司馬遷的功底，他做得得心應手，這是為著作《史記》做資料的準備工作。大約三、四年的工夫吧，這份工作順利完成。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歲的司馬遷倡議並參與了曆法改革，創立了有名的「太初曆」。這是一本指導未來的大書。同時，這也是一個理順歷史的大工程，有了這部太初曆，以前的歷史就可以確定其座標了。
因之，隨著太初曆為武帝正式詔頒天下，司馬遷的《太史公書》也開始寫下了最初的一個字。歷史的總清算就在那樣一個不為人知的夜晚，在司馬遷的羊毫筆下開始了。
就在他的創作進行到第六年時，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為了幫助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為李陵辯護，武帝大怒，下司馬遷獄。第二年，西元前98年，司馬遷被判死刑。
漢武帝早就對司馬遷不滿了，他一直找機會收拾司馬遷！
漢律，死刑可以用錢贖，也可以改施宮刑。錢，秩比六百石的司馬遷是沒有的，親朋好友們如何呢－－「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既沒有幫他出錢的，也沒有幫他求情的。看來他只有獨自面對那些冷酷的刀筆之吏，在死刑與宮刑之間做著無比艱難的抉擇了！
《史記》寫到一半，司馬遷面臨這樣的生死抉擇。
那柄小小的刀子在眼前晃動。是抓起它，閃電般地了結自己的一生，一了百了，還是對它投以輕蔑的一笑，揮揮手，拂去它，忍辱負重，繼續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這一年他四十七歲，早已不惑而屆知天命，以他的學問與境界，早已視死如歸。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什麼？因為「用之所趨異也！」如何運用這死的權力，何時使用這死的權力，乃是決定死的價值的關鍵。
如果他此時死了：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他人微位輕，死了，也沒有人注意到他。
「不能與死節者比」
——現在去死，不是死於節，而是死於罪。人們會認為他是由於「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不能死！
但活著總要有個理由，或者說，在遭受極辱時仍隱忍偷生，必須有其代償物，這就是《太史公書》的創作。
司馬遷賞識那些轟轟烈烈的死，也歌頌那些隱忍就功名的生。他喜歡屈原、項羽、李廣這樣的擲生命如碎碧玉的壯烈；可他也喜歡伍員、勾踐這樣的保生命如保青山的堅韌。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在伍子胥傳後，司馬遷議論：
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這就是在說自己啊！
一篇《報任安書》，通篇就寫一個字：辱！
極辱之痛，忍辱之難，償辱之志！
有辱，必有「償辱」。司馬遷「償辱」法，不是揭竿而起，鋌而走險。他是文人，他的“償辱”，就是那未竟的名山事業！
《史記》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三年後，隨著李陵冤情的洗雪，司馬遷也走出監獄。五十歲了！知天命之年了！
在血水中洗過的司馬遷，雙眼炯炯。他的思慮已非常人可比，他的見識之高，在中國歷代史家中，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他的浪漫情懷，為現實之殘酷所折辱，如同一樹婆娑而為秋風掠奪，卻恰好刪繁就簡，真骨凌霜，苦難流；他的多愛品性，為專制之鐵蹄所踐踏，如同一池荷花而為嚴寒凋殺，又似去偽存真，傲枝聽雨，艱苦卓絕。他的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而文字手段臻於爐火純青。
司馬遷以其刪繁就簡，去偽存真清潔淳樸的精神，與其清潔明淨的語言，成了中國古代史書裡的光彩和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