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名作《雨巷》裡的「丁香女孩」形象。
●蔡登山
以「雨巷詩人」而馳名，繼而又領銜「現代」詩派的戴望舒，他的詩數量不豐、體式不宏、題材不廣，或許難當「雄沉博大」之評語，但放眼新詩風雨歷程，他又是繞不開的存在。連詩人余光中這樣對戴詩多有微詞者，也說他“上承中國古典的餘澤，旁採法國象徵派的殘芬，不但領袖當時的象徵派作者，抑且搖啟現代派詩風。”
當那撐著油紙傘的詩人，那寂寥悠長的雨巷、那夢一般地飄過有著丁香一般憂愁的姑娘，那是多麼充滿象徵意味的抒情形象和意象。它以朦朧而不晦澀、低沉而不頹唐、深情而不輕佻，展現出「幽微輕妙的去處」。而「雨巷」後的戴望舒，又把意象營造、暗示、隱喻等手法，不斷地發揚。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人，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創作到一九四〇年代擱筆，戴望舒留下四本詩集：《我的記憶》《望舒草》《望舒詩稿》和《災難的歲月》，共存詩九十餘首。同為文友的施蟄存晚年曾說：「這九十餘首所反映的創作歷程，正可說明五四運動以後的第二代詩人，是怎樣孜孜矻矻地探索前進的道路。在望舒的四本詩集中，我以為《望舒草》標誌著作者藝術性的完成，《災難的歲月》標誌著作者思想性的提高。
儘管戴望舒的詩藝在前、中、後期有所不同，然而像徵詩派的基本質素卻貫穿始終。總之，在詩的朦朧與透明、隱藏與表現之間，追求藏而不露的「半透明」東方式的意境，是戴望舒詩歌美學追求的重要特色。
綜觀戴望舒的生活歷程和詩歌創作，離不了一個「情」字。寫「情」的詩構成了他詩集乃至傑作的主要部分，已是不爭的事實。戴望舒在一首名為《我的戀人》的詩中說——
我將對你說我的戀人，
我的戀人是個羞澀的人，
她是羞澀的，有著桃色的臉，桃色的唇
和一顆天青色的心。
詩中的女主角是施蟄存的大妹施綾年。她比戴望舒小五歲，此時長得亭亭玉立。戴望舒當時匿居於施家，與施綾年有了更多的接觸，愛情的幼苗在詩人的心田萌生。
戴望舒的初戀是痛苦的，使他更為痛苦的是他囿於傳統，自尊而又內向，胸有鬱積卻不能一吐為快，只能把自己的「真實」透過想像流瀉於詩篇之中。
一九二九年四月，詩人自編的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出版了，他在詩集的扉頁上大大地印了A Jeanne（給綏年）幾個法文字，並有兩行拉丁文的詩句，據戴望舒自譯為——
願我在最後的時間將來的時候看見你，
願我在垂死的時候用我的虛弱的手把握著你。
詩人把自己對施綛年的感情公開了，把自己絕望的愛公開了。它表露詩人整個痛苦的靈魂，也為這本小小的詩冊增加了感情的深度與重量。在《愛與死只有一種選擇》中，他約請施綛年做最後一談，希望她能接受他的感情，否則他就跳樓以身殉情。在這生命的最後一瞬間，靈魂的震盪發出耀眼的火花，施綾年為戴望舒的赤誠所感動，也為他的自萌短見所震懾，勉強地接受了戴望舒的感情。
戴望舒回到杭州，請父母出面提親。施綾年的父母原本不同意這樁婚事，但如今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施蟄存的支持，也勉為其難地同意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們舉行訂婚儀式。
隔年十月八日，戴望舒應承了施綛年要他出國留學取得學位方同意完婚的條件，搭乘「達特安號」郵輪赴法。詩人的日記記載著離別的情景：「今天我終於啟程了。早上六點鐘醒來，綺年十分悲傷。在這離別的最後時刻，彼此間有許多安慰的話要說，卻什麼也說不出來。頭。夫）、姊姊瑛、老黃和綛年來送行。王為我們在甲板上拍了幾張照片。風刮到水裡。時，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淚水了。久久佇立，直到再也見不到她的白手絹，才返回船艙。
一九三五年春戴望舒由巴黎回國，卻失去了愛情。海外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施綛年已經移情別戀了。其實早在訂婚前她和別人已有戀情，但又不能公諸於世。偏偏戴望舒苦追不捨，並以身殉情；加之父母也點頭允諾，她只好勉強與戴望舒訂婚，然後又以出國留學為由把婚期延宕下來。戴望舒一到法國，施綛年即表示不能與之結婚，因為她另有其人。此事引起軒然大波，為了不給遠在海外的詩人增添苦惱，施蟄存和其他國內的親友一直瞞著他。戴望舒回國後，面對這樣的情形，既痛苦又生氣。他找施綛年的父母理論，施父只有賠不是。他當眾打了施綛年一記耳光，然後登報解除婚約，結束了為期八年的苦戀。
失去了施綛年的愛情，戴望舒與他的朋友穆時英、劉吶鷗、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也由此他認識了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穆麗娟比戴望舒小十二歲，是穆家唯一的女孩，端莊優美。因為哥哥的關係，穆麗娟很自然和戴望舒有了往來。先是晚上一起玩，戴望舒從法國學會了一種法式橋牌方法，教穆麗娟他們打牌，或者去跳舞；再者戴望舒又請穆麗娟白天幫他抄稿子，彼此有了更多單獨接觸的機會，逐漸產生親密的感情。
一九三五年冬，杜衡受戴望舒的委託，向穆麗娟母親提親。訂婚時沒有舉行儀式，戴望舒透過杜衡把錢給了穆麗娟母親，要穆麗娟自己買一個鑽石戒指，以志紀念。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們結婚了，婚禮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飯店舉行。婚後他們搬到上海亨利路永利村三十號居住。生活的安定與美滿，促使戴望舒更加勤奮。除寫詩外，他也繼續翻譯《唐·吉訶德》，而學習俄語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另外他同孫大雨、梁宗岱、馮至、卞之琳等人創辦了《新詩》雜誌。
抗戰爆發後不到一年，戴望舒舉家由上海遷到香港，初時住在學士台，後來搬到薄扶林道的「林泉居」。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創刊，他決心在敵人入侵造成的「陰霾氣候」中掙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與港岸周圍的燈光盡一點照明之責」。國內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許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該刊成為當時文化界堅持以文藝為武器、為民族危亡盡力的一個重要陣地。戴望舒同民族敵人和港署當局進行了頑強鬥爭。一九三、九年五月，戴望舒與張光宇合辦《星島週報》，隨後又與艾青合編詩刊《頂點》，與馮亦代、葉靈鳳等合編《耕耘》雜誌。在十分活躍的香港文壇中，戴望舒成為一個核心的角色。
在香港“林泉居”雖是“一個安樂的家”，但戴望舒後來卻說：“可是，女兒，這幸福是短暫的，一霎時都被雲鎖煙埋。”
其實在表面寧靜幸福的氛圍中，一直潛伏著情感的危機。傳記作家王文彬就指出，這危機來自詩人本身。
戴望舒與穆麗娟的結合，來得順利，幾乎沒什麼波瀾，因而至少缺乏像施綛年那樣有力的衝動和深沉的激情。他把小自己十二歲的穆麗娟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家中的事都由他做主。他沒有註意到穆麗娟的內心，缺乏與她作深層的感情交流。穆麗娟在半個世紀後的一九九四年接受王文彬的訪問，談到她和戴望舒在香港的後期生活時說：「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也不管誰幹什麼，他什麼時候出去、回來，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是我。 ，我要和你離婚。
一九四〇年冬至，穆麗娟的母親病逝。戴望舒把這一消息瞞著穆麗娟，後來穆麗娟從別處得知實情，悲痛地帶著女兒朵朵（詠素）趕回上海，卻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痛定思痛後，她透過書信向在香港的戴望舒提出離婚。這時又風傳有位朱姓大學生在追求穆麗娟，這位大學生每天叫花店送上一束花，花中夾一張名片，寫一個條子給穆麗娟，前後達一個多月。戴望舒知道後，於一九四一年六月趕到上海，他找到朱姓大學生，阻止事態發展。後來這位大學生因思想偏激遭到通緝，這段戀情也終止了。
回到香港的戴望舒繼續努力挽救婚姻，他寄錢寫信，呼喚妻子的歸來，換來的卻是穆麗娟離婚的決心。戴望舒再一次從幸福之巔跌落到痛苦的深淵，於是他給穆麗娟發出“絕命書”：“……我用死來解決我們間的問題，它和離婚一樣，使你得到解放。”
這是戴望舒第二次為感情選擇自殺，穆麗娟接信後告訴戴望舒的姊姊戴瑛。戴瑛說：望舒過去自殺過，一個人不可能再自殺一次。但戴望舒卻真的服毒自殺了。詩人所幸是獲救了，然而這個舉動並沒有讓穆麗娟回心轉意。雙方以信函聯繫，並經律師馬叔庸辦理離婚（分居）協議，半年為期，以觀後效。
九四一年末香港淪陷。隔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被關進位於香港島中環奧卑利街16號前稱中央監獄的域多利監獄（Victoria Prison），這是香港的首座監獄（現與毗鄰的中區警署一起復修，成為法定古蹟「大館」一部分）。
牢獄生活是一場人間地獄似的惡夢。暗黑潮濕的牢房，被血污浸染的鋪石，禁錮而冰冷的鐵柵，在這生與死就在一線之間的日子裡，他甚至見到很多人從此沒有回來。受盡嚴刑拷打，不但沒有使這位昔日的「雨巷詩人」屈服，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愛國之心。在獄中他寫了《獄中題壁》《我用殘缺的手掌》等光輝的詩篇。題壁詩這麼寫著：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們，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裡，
他懷著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回憶。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
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他被關了三個多月，一九四二年五月經葉靈鳳設法保釋出獄，而原有的氣喘病也更加嚴重了。
戴望舒對於民族氣節是相當重視的，也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何家槐、黃藥眠、陳殘雲、韓北屏、司馬文森等二十一位「留港粵文藝作家」聯名指控他附逆時，他寫下《自辯書》說：
……在這個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徵文事），我能夠登報否認嗎？如果敵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又是無關國家民族利害的（如寫小說集跋事），我能夠斷然拒絕嗎？我不能脫離虎口，然而我卻要活下去。也許我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範例是我的一個弱點，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別是生活下去、看到敵人滅亡的時候。對於一個被敵人姦污了的婦女，諸君有勇氣指她是個淫婦嗎？對於一個被敵人拉去做勞工的勞動者，諸君有勇氣指他是個叛國賊嗎？我的情況，和這兩者有點類似，而我的痛苦卻更深沉。 ……
出獄後不久，戴望舒認識了年僅十六歲的少女楊靜（麗萍）。根據戴望舒的長女詠素後來的描述：「父親的新妻叫楊麗萍（楊靜），她的父親是寧波人，母親是廣東人。她身上兼有兩地人的特徵與美麗：精緻的五官，鮮明的輪廓，一雙廣東人的大眼睛被長長的睫毛覆蓋著。
楊靜當時在大同圖書印務局工作，戴望舒也正好在此供職。大同圖書印務局中日本人經常進進出出，戴望舒擔心楊靜的安危，於是勸她辭掉工作，到他家中幫忙抄寫文稿，由於朝夕相處，情愫漸進。而遠在上海的穆麗娟始終沒有回應戴望舒的呼喚。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戴望舒致函穆麗娟同意離婚。
隔年五月三十日，戴望舒與楊靜在香港結了婚。婚後，他們先住在薄扶林道原來的房子，後來遷居幹德道，最後搬到藍幹道，都是景色幽雅、地方寬敞的住宅區。
戴望舒除了寫作、編副刊，在胡文虎家中擔任補習老師。一九四四、五年，女兒二朵（詠絮）、三朵（詠樹）相繼出生，為家人帶來新的歡樂。戴望舒在詩中就這麼寫著：“不如寂寂地過一世/受著你光彩的熏沐/一旦為後人說起時/但叫人說往昔某人最幸福。”
然而由於兩人在婚前缺乏互相了解，年齡、教養和性格上的差異，使得他們無法在同一感情層次上作對話。楊靜外表固然宜人，但她的感情帶有明顯少女式的跳動性，敏感的詩人常常覺得把握不住、捉摸不定。一個需要平靜安定，一個則是青春活躍，兩個人隱伏的分歧很快就顯現出來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一九四八年夏，他攜妻帶女再度流亡香港。但生活無著，戴望舒又陷入困境。這段期間家庭風波又起，同年底，楊靜愛上了住在同一幢房子的蔡姓青年，並向戴望舒提出離婚。戴望舒雖然極力想挽救婚姻，但最後還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簽字離婚了。之後，戴望舒攜帶詠素、詠絮（另：詠樹歸楊靜）搬到葉靈鳳家客廳暫住。
一九四九年三月，戴望舒帶著喜悅激動的心情，帶著兩個女兒與詩人卞之琳一起，乘船經天津塘沽回到北京。他參加了全國文藝界第一次大會的盛會，並被選為作協詩歌工作者聯誼會理事。他全心投入新的工作和生活，但病魔卻過早地奪走了他年輕的生命。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戴望舒因病去世，年僅四十五歲。
香港作家兼學者小思（盧瑋鑾）在文章中談到薄扶林道戴望舒的「林泉居」時說：「五十多年來，薄扶林道改變得太多了，哪裡還有鬆林？哪裡還流著小溪？必去找山坡路口的木牌，因為'林泉居'已經拆掉了－－它卻永遠存在愛詩的人的心中。天，雲和樹，/無名的過客在往昔作了瞬間的躊躇。
是的，曾經是林泉居的主人，轉眼間成了匆匆的過客，而我們又冀望能尋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