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清晨，保密局（原軍統）上海站站長陳恩峰早早就起床了，他要到位於威海衛路171號的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斃一位要犯範紀曼。
還沒等他出發，辦公室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他拿起聽筒，裡面傳來一個急促的聲音：“陳站長，我是第一稽查大隊部的看守所的徐少元，範紀曼他跑了！”
「什麼？範紀曼跑了？還不快追？追不回的話，我讓你腦袋搬家！”
範紀曼是何人，一站之長陳恩峰為什麼要親自「監斬」？範紀曼身為死囚、要犯，為什麼會成功逃脫？他的最終命運如何？
範紀曼出生於1906年，出生地在四川梁山縣（現重慶市梁平區）。
他家境殷實，受到良好的教育，上過大學，精通英、德、日多國語言。身為富家子弟，又有學歷，屬於既得利益集團，無論做什麼工作都肯定衣食無憂。
但一身正氣的他，受革命思想影響，還是選擇了跟自己的家庭決裂，決定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1926年，已經是共產黨員的範紀曼，和羅瑞卿一起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昌分校（黃埔分校）畢業。
北伐之時，範紀曼投身到葉挺麾下，擔任排長。
這時候的粟裕大將還是葉挺手下的一個班長，職務低於範紀曼，如果沿著這個軌跡下去，範紀曼也許會成長為我軍的一位優秀將領。可惜範紀曼沒有等北伐結束，便在戰場上負傷，只好回老家休養。
1929年，範紀曼服從組織安排，前往重慶做學運工作，從此告別了戰場。
在重慶期間，他和女生彭雅蘿相識、相知、相愛。不久後兩人同往上海，範紀曼在法租界的地下組織擔任交通聯絡員，在隱蔽戰線工作，開始了自己的紅色特工生涯。
他的戀人彭雅蘿，則進入上海美專學習。
到了上海不久後，就出事了。 1931年5月30日是」五卅」運動6週年紀念日，在地下黨的組織下，上海市民走上街頭，舉行紀念活動。
走在遊行隊伍中的範紀曼，不幸被一個叛徒認了出來，還沒等活動結束，他就不幸被捕。在敵人看來，範紀曼不過是個小人物，他們想透過審訊得到更有價值的情報，抓我地下黨領導人。
看到範紀曼很年輕，敵人就許以高官厚祿，希望他吐露實情，但是卻被嚴詞拒絕。碰了釘子之後，敵人惱羞成怒，進行嚴刑拷打，範紀曼同樣不屈不撓，敵人沒有得到我黨組織哪怕一個字的信息。
因此，敵人對他們情報的準確性也產生懷疑，無法確定範紀曼究竟是不是共產黨人。當時的地下黨都是單線聯繫，除了那個叛徒，沒有第二個人能指認範紀曼。
當年8月，關在蘇州監獄三個月的範紀曼被朋友營救獄，有驚無險。
但這次事件也影響了他的一生，範紀曼與組織從此失去了聯繫，直到20多年後，才恢復了黨籍。
因為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沒有人能證明範紀曼的黨員身分。無奈之下，他和女朋友彭雅蘿來到了北平。
在這裡，範紀曼考進了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深造。同時，範紀曼也沒有放棄尋找黨組織，他透過細心觀察，發現一個叫薛迅的女同學表現積極，猜想她是地下黨員，於是他不斷接近薛訓，後來有一天向她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範紀曼沒有看錯人，可是薛訓卻不承認。
黨組織有嚴密紀律，豈能憑一個人的一面之詞就相信他的話？如果這樣的話，黨組織早就被敵人一網打盡了。而且這時候，中共地下黨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被捕，變節投敵，上海的地下組織遭到極大破壞，檔案也不復存在，範紀曼的身份無法查明。
範紀曼是空口無憑，黨組織負責人絕對不能隨便相信他。
但負責人對範紀曼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只要想做對國家、民族有益的工作，無論你是不是共產黨人，都行。
這話說得很藝術，如果範紀曼真是失聯黨員，那就請繼續證明自己的革命積極性，不影響他未來從事革命工作；如果他是臥底或者是叛徒，也無法破壞我們的地下黨組織。
範紀曼對黨的紀律比誰都熟悉，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並且以非黨員的身份繼續參與革命工作。
1932年，範紀曼迎來了一個艱鉅的任務，營救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曹策。
接到任務，範紀曼心急如焚，當時他剛開始工作不久，人脈還沒建立起來，營救曹策這樣的大人物，又談何容易。
正在左右為難的時候，他想到了軍校同學陳恭澍。
陳恭澍，河北寧河人，綽號辣手書生，是特務頭子戴笠手下「四大金剛」之一。
1926年，他也在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就讀。當時的他，也是有志青年，跟範紀曼同齡，兩人很談得來。後來兩人因為政治信仰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因為範紀曼從事的是地下工作，陳恭澍並不知道他是共產黨。
1932年，陳恭澍加入蔣介石為社長的藍衣社，成為骨幹成員，這是個黃埔軍校學員組成的效忠蔣介石的特務組織，權限大得很。身為處長的陳恭澍，在北平軍政界有一定的影響力。
範紀曼很快就透過關係找到了陳恭澍，以同學身分登門拜見，提出了營救曹策的請求。
陳恭澍對範紀曼的請求不以為然，他打著官腔說：“曹策可是要犯，小弟我愛莫能助啊。”
範紀曼聽出了陳恭澍的弦外之音，是沒把他當做自己人，原來陳恭澍得知老同學精通英文，想安排他給自己翻譯來自美國的報刊和文件，了解美國方面的對華政策。
範紀曼一聽心中暗喜，那樣的話，自己不但可以為陳恭澍提供美國情報，還能將我黨需要的機密文件“偷出來”，何樂不為？
自打到了那裡，範紀曼果然有不少收穫，文件中不但有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容，也有中日兩國政府的各類外交、軍事情報。
範紀曼又驚又喜，將重要文件內容摘抄下來，透過薛迅交給了黨組織，為我黨了解外部情況、制定政策提供了有力參考。
陳恭澍也沒有食言，利用自己的影響，將曹策放了出來。
就在範紀曼繼續神不知不覺地為我黨輸送情報的時候，他又出事了。
原來，北平地下黨組織內部也出現了叛徒。隨即，北平地下黨組織被破壞，許多負責人身分暴露，被國民黨反動派抓起來關進監獄，也包括和範紀曼聯繫的冀丕揚。
如此一來，範紀曼暴露了。
陳恭澍得知自己的老同學範紀曼吃裡扒外，氣得七竅生煙，一怒之下把範紀曼抓起來關進監獄。
第二次被關進監獄的範紀曼十分堅強，不承認自己在為共產黨工作 ，事實上冀丕揚也確實不知道範紀曼的真實身份。
再加上女友的營救，和黃埔老同學的講情，陳恭澍把範紀曼又放了出來。
出獄後的範紀曼，沒有改變信仰，只是更加小心了。
當時日本人得寸進尺，對我華北地區虎視眈眈，國民黨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和日軍勾勾搭搭。
為了成功取得日軍和國民黨勾結的證據，範紀曼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日本駐北平公使館。
不久，在一次招待會上，範紀曼認識了地下共產黨員劉尊棋，劉尊棋又把劉逸樵介紹給範紀曼。
此時的劉逸樵是共產國際的情報負責人，此人有蘇聯背景，他的公開身分是《大晚報》的特約記者，該報是孔祥熙的喉舌，有國民黨官方背景。
劉逸樵聽說範紀曼精通日語，便讓他翻譯來自日本的情報。很快，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源源不斷被交給黨組織。
為了方便範紀曼蒐集情報，劉逸樵把範紀曼包裝成美國檀香山《自由日報》記者，還煞有介事地成立了工作室。
這樣，範紀曼的人脈變得更廣，蒐集情報的管道也更多，得到的情報也更有價值。
其中包括1935年國民黨和日本簽訂出賣華北利益的《何梅協定》前，日本華北駐屯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在北平的活動；還有1938年日本將要突襲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情報。
延安得知情報之後，便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向全國人民揭露了蔣介石、何應欽賣國求榮的醜惡嘴臉，並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擊日本入侵。而史達林得到日本人要偷襲海參崴的情報後，下令蘇軍在圖們江三山鎮，炸毀了日軍的重砲兵陣地，使得日軍陰謀落空。
為了隱藏自己，範紀曼在向延安傳遞情報的同時，也向國民黨傳遞了不少日方情報，受到了陳恭澍的賞識。
在陳恭澍的推薦下，範紀曼被安排到國民黨軍統工作，憑藉著自己出色的業務能力，他一躍成為軍統北平站站長。
而當時的毛人鳳還只是軍統北平站不顯山不露水的一個小幹部，在範紀曼的手下當差。
之後由於工作需要，範紀曼重新回到闊別半年的上海，一邊為軍統工作，一邊在家裡安裝了一個電台，向延安傳送情報。
抗日戰爭勝利後，範紀曼又接到一項艱鉅的任務：從上海提籃橋監獄中救出東北抗聯副總指揮楊樹田，他是楊靖宇烈士的戰友，原名楊奠坤。
為了完成這項任務，範紀曼化裝成國民黨少將，讓當時擔任上海軍法處長的地下黨員李時雨冒充自己的馬仔，大搖大擺地來到上海提籃橋監獄。
監獄長沈冠三一聽是重慶來人，連忙點頭哈腰出來迎接。
範紀曼神氣十足，趾高氣揚，把一個國民黨少將演得活靈活現，他聲稱楊奠坤是自己的表弟，讓沈冠三無條件放人。
沈冠三不敢怠慢，立刻讓人把楊樹田帶到範紀曼面前。
範紀曼事先了解到楊樹田懂俄文，他走到楊樹田身旁低聲用俄文說：“一會你就說我是你的表哥。”
楊奠坤
楊奠坤聽完，立刻會意，他立即在範紀曼面前聲淚俱下地說：“表哥，我可盼到您了。”
見此情景，沈冠三不再懷疑。就這樣，楊奠坤順利從虎口逃走。
對抗勝利後，神州大地滿目瘡痍，但是老蔣為了維護他的獨斷統治，又悍然發動了內戰，本來打算回到延安的範紀曼只好繼續當臥底，繼續他的紅色特工生涯，向延安方面提供了更多有價值的情報。
其中包括在淮海戰役中黃百韜兵團被包圍後，蔣介石派邱清泉部增援的情報。範紀曼得知後，把蔣介石的調令直接發給了延安方面，如此一來，邱清泉部兵力和武器配備，以及行進路線被我軍瞭如指掌，只等布好口袋讓他往裡鑽了。
而在遼沈戰役中，範紀曼也立了一大功。
當時蔣介石為解錦州之圍，密令廖耀湘兵團馳援遼東，調令還沒有傳達，就已經提前放到了毛主席的案頭上。
毫不誇張地說，範紀曼傳遞的這些情報，勝過千軍萬馬，讓蔣介石稀里糊塗之下就輸掉了戰爭。
解放前夕，範紀曼心情激動，他決心再立新功，以迎接新中國成立。
但就在此時，一位名叫沈寒濤的地下黨被捕，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成為叛徒的他出賣了範紀曼。
得知範紀曼是紅色臥底，上海站站長陳恩峰恨得是咬牙切齒，隨即將範紀曼逮捕入獄，很快就決定將他處死。
此時的國內戰場上，國民黨的敗局已定，司法各部門也形同虛設，沒有了掣肘，陳恩峰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根本都不用審判。
四度入獄（1944年日本人也曾經逮捕過範紀曼，後被陳恭澍搭救出獄）的範紀曼雖然不知道陳恩峰準備馬上處死自己，但他知道保密局對“內姦”一向是奉行“殺無赦」的政策。因此範紀曼知道自己已是兇多吉少，不能坐以待斃，他決定越獄。
他透過觀察，掌握了監獄裡崗哨的活動規律，在這天晚上嗆到空隙，偷偷來到了監獄的圍牆旁。
來到圍牆底下，範紀曼為難了，監獄圍牆高達3公尺左右，根本無法翻越，難道就這樣功虧一簣？
天無絕人之路，藉著月光，一塊約一公尺見長的木板映入眼簾。他靈機一動，將那塊木板搬到牆下，豎起來，踩著木板往上爬，終於爬上圍牆，成功逃出監獄。
獄長發現範紀曼越獄後，報告保密局上海站長陳恩峰。陳恩峰一聽暴跳如雷，隨即派出大批特務，出動十幾輛汽車，全城搜查。
但是範紀曼在上海工作多年，對這裡的情況瞭如指掌，熟人也非常多，他躲到了警察局一個朋友家，悠然入睡。
保密局的特務們做夢也沒想到，他們要抓的要犯，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5月27號，上海解放，範紀曼走上大街，盡情呼喊，他終於回到了組織的懷抱。
這位在「地下」潛伏了將近二十年的紅色特工，來不及休息，馬上投入新的戰鬥。他根據自己掌握的潛伏特務名單，將其一網打盡。
此後，範紀曼繼續在新的工作崗位，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
建國後，範紀曼也受到了潘漢年案的牽連，第五度身陷囹圄，後於1980年被平反。
1990年12月6日，範紀曼在自己的第二故鄉上海去世，享年84歲。
他的一生充滿傳奇，卻鮮為人知。
他受了很多委屈，卻從未提起。
他為新中國成立所做的巨大貢獻，後人不該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