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介 編輯丨覃旭
51歲的鄉鎮醫生江一明（化名），曾連續兩個月奮鬥在抗疫一線，沒想到在疫情緩解後，卻倒在了自己工作的診室裡。
江一明是武漢市一家鄉鎮衛生院的內科主任醫師，他 3月底回到家中後，沒有休息一天，又開始了正常的接診。 4月27日上班時突然暈倒，送醫後被診斷為腦溢血，當日就進行了兩次手術。
第二天，他的妻子王繼紅（化名）被告知，江一明已被宣告腦死，最好的結果就是變成植物人。但家屬最後也沒有等到這個結果，5月9日上午九點二十五分鐘，加護病房醫師宣布江一明死亡。
因為從在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到最後死亡超過了48小時，依規定不能認定為因公殉職，無法得到工傷賠償。對此江醫師家人無法接受這個結果。
5月15日，王繼紅等到了好消息。她告訴《鳳凰周刊》，單位把江一明住院的費用結了，區裡的領導也已經在處理，目前醫院、衛健委和區領導正在積極協調解決問題。
在三十多年的鄉鎮醫生生涯中，江一明曾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並拿過“人民滿意好醫生”稱號和 “最美鄉村醫生”稱號。原本，妻子替50出頭的他申請了不再值夜班，醫院也同意了。但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這一切。
突然倒在診間，還穿著隔離服
4月27日一早，江一明還是像往常一樣在六點前就起了床。洗漱過後吃了幾口麵包，他就出門了。因為疫情的影響，搭公車還不方便，他最近會騎二十分鐘電動車趕往衛生院。鄉鎮衛生院的病人總是很多，不少人會在七點半上班前就先在診間門口排隊等他。
王繼紅很多年前就下了崗，最近幾年在附近的幼兒園打工，每個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目前幼兒園還沒開學，她也無事可做。那天她起床比較晚，沒有和丈夫一起吃早餐，甚至沒有說上一句話。
九點多鐘的時候，王繼紅接到親戚打來的電話，問她江醫生在哪裡，她有一種不好的預感，以為丈夫出了車禍之類的意外。她沒有往突發疾病的面向想過，畢竟之前先生還一切正常。前一天晚上江一明還在吃完晚餐後出門散了會兒步，在十點前就上床休息了，沒有任何不適的徵兆。
但緊接著弟弟又打了一個電話，要她快點趕到醫院，說江一明中風了。但等到王繼紅晚上十點多鐘趕到醫院的時候才知道，丈夫是在診間工作時突然昏倒了，當時他還穿著厚厚的隔離服，戴著護目鏡。
醫院的入院診斷寫著：左側腦內出血、高血壓，擬急診手術治療。王繼紅簽了字，和醫生一起推著江一明去手術室。江一明始終昏迷著，也沒能看妻子一眼。
他的高血壓是2015年左右確診的，之後一直在準時服用藥物。王繼紅說，除此之外他沒有其他疾病，平常不抽菸也不喝酒，作息也一直很規律。
轉入重症醫學科後，4月28日凌晨又進行了第二次手術。之後王繼紅被告知，丈夫的瞳孔放大，已經被宣布了“腦死”，即便有奇蹟發生，最好的結果就是變成“植物人”。
當天醫院就下了病危通知書，王繼紅腦子一片空白，在上面簽了字。
但家屬們還是不願放棄，一直靠著藥物和呼吸器維持江一明的生命。醫院的同事、領導以及區衛健委的領導也來醫院探望他們，了解相關的情況。
王繼紅整天整夜守在病房裡，直到5月9日上午九點二十五分鐘，加護病房醫師宣布江一明死亡。
周圍的人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難過。江一明昏迷的那天早上，出門前他還遇到了幾個老鄰居。大家打了招呼，還隨便閒聊了幾句。
超過48小時難以認定因公殉職
丈夫去世後，王繼紅找到單位和當地衛健委的領導後被告知，因為他突發疾病後直到5月9日才被宣布死亡，超過了48小時，因此按照規定無法被認定為因公殉職。
最終的結果還是要由人社局來決定，王繼紅說，單位領導會跟人社局再商量一下。但從法律和政策規定本身來看，是存在障礙的。
這個問題不只王繼紅家碰到。實際上，因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而無法被認定為工傷的情況屢有發生，也多次引發爭議。
此前，四川樂山市草堂高中的一名員工在工作時突發疾病，腦內出血，送到醫院後搶救56小時後死亡。最終這名職工無法被認定為工傷。樂山市人社局出具的決定書顯示，不予認定（或視同）工傷的依據是，《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而該職工在醫院搶救了56小時。
對此該職工家屬質疑，「難道因為要認定工傷，就要求家屬在48小時內放棄搶救嗎？」有專家當時表示，48小時針對的是自身疾病的情形，而非工作直接造成的。倘若工作中，被機器砸傷或發生地震、事故而受傷害，即使超過48小時離世，也算工傷，可以得到賠償。
根據《成都商報》報道，樂山市人社局相關科室負責人表示，在工作期間突發疾病，如果是職業病，經認定後，那無疑是工傷的範圍；如果不是職業病，誰又來認定發病與工作之間的因果關係？
而對於江醫生的情況，王繼紅認為，丈夫突然病倒和先前連續工作帶來的長期疲勞有關。從大年初六（1月30日）開始，江一明所在的鄉鎮衛生院被定為新冠肺炎定點隔離醫院後，他就一直堅持在抗疫一線工作。
那段時間，江一明依照醫院的規定一直待在醫院裡，不能回家。他負責在門診接診，每天要篩檢大量的病人，為他們做診斷。鄉鎮衛生院的狀況無法做核酸檢測，他會安排病人在那裡做完咽拭子取樣，再送到大醫院去。
王繼紅記得，衛生院最多的時候大概也只有30張病床，住進來的有疑似的病人，也有已經確診的，其中感染的一名病人就是衛生院的同事。丈夫白天工作的時候很忙，他們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打電話。
當時她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丈夫有沒有做好防護，有沒有時間吃飽飯，對他每天的工作倒沒有怎麼過問。江一明告訴她，穿著隔離服總是沒有辦法喝水上廁所。
雖然中午食堂十一點半開飯，但因為他負責接診，總要把病人看完了才去。每次到的時候都已經十二點多了，只剩白米飯，沒有菜了。後來食堂一位好心的師傅，會給他留一點熱菜。
鄉鎮衛生院的住宿環境也不好，江醫師在自己的辦公室額外加了一張床。因為醫院的廁所是公用的，在那裡洗澡擔心會被感染，實在不舒服的時候他便只好打一盆水，在辦公室簡單擦洗一下。那段時間正值武漢寒冷的冬季，但也沒辦法。
當了30年鄉鎮醫生，原本今年可以不用值夜班
直到3月底，衛生院的新冠肺炎病人都陸續轉走了，抗疫的工作也暫時告一段落。做完核酸檢測後，江一明終於可以回到離開兩個月的家。王繼紅勸他休息兩天，又說新聞裡醫生都要隔離休息半個月。但丈夫說鄉鎮醫院人手不足，病人又不少，沒有這個條件。
回家後的第二天，江一明又開始了日常的接診工作。他在醫院的職位是內科主任醫師，但鄉鎮醫院沒有那麼仔細的劃分，實際上他很多病都看，辦公室的牌子掛的也是全科醫師。除了不做手術外，日常的看病開藥或諮詢，都是他的工作。
醫院設備簡單，只能做一些小手術，江一明會耐心地給病人建議，可以去哪家大醫院再檢查。和疫情期間一樣，他總要等病人都看完了，才會結束工作去吃飯。
鄉鎮醫院的另一個特色是，來看病的大多是附近的鄉親，大家彼此之間也都認識。因為江一明比較熱心負責，受病人信賴，即使下了班他的手機也總是響個不停。王繼紅記得，之前兩人一起散步運動時，總是有人打電話問核酸檢測的結果，想讓他幫忙預約，或是諮詢其他疾病。
江一明和王繼紅都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從1990年畢業後，他就在當地鄉鎮衛生院工作，已經30年了。妻子對他的評價是“老實憨厚”，很少考慮自己，也不想麻煩別人。
他常年會趁著午休的時間幫鄉鎮的一些老年慢性病患者買藥，晚上下了班再走街串巷地送給他們。有位中風的老師行動不便，他就下了班後帶著藥物和器材去家裡幫他打針。有時醫院裡會住進來年紀很大的老人，親人也不在身邊。江一明會幫他們上廁所，給他們倒尿，做一些清理。
他也沒有其他的嗜好，每天下班後吃完飯就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步，幫附近的人測測血壓，一起聊聊天。
江一明有一個兒子，2019年11月剛在武漢開始工作。在微博的一則評論裡他寫道，我爸爸對病人可謂是盡心盡責，反而對自己卻馬虎了，沒有想到自己也是個高血壓患者。
2017年，江一明被評為武漢市「人民滿意的好醫生」稱號，同時也是「最美鄉村醫生」。王繼紅記得，在當地會議大禮堂頒獎，電視台也訪問過，播放的時候他很開心的。
今年江一明已經51歲了，妻子一直不想讓他再值夜班。衛生院的規定是，每週要排一次夜班，他被安排在星期二。王繼紅說，每週二江一明要先上一天白班，夜裡在辦公室值班，有病人來就要起來接診。等到星期三的上午再上半天班後，才可以休息半天。
王繼紅怕他身體吃不消，讓他和院長申請不再安排夜班，但最後還是妻子去開的口。衛生院原本答應了，從2020年開始，江一明可以不再值夜班。
但疫情的突然爆發改變了這一切，住在衛生院負責抗疫工作的時候，他還是要跟其他同事一起輪班。即便之後恢復了正常接診，他也一直到4月中旬才正式結束了夜班的工作。
丈夫過世後，5月14日，王繼紅接獲醫院領導的通知，要她準備材料，包括病歷、診斷結果和死亡證明等。但因為家裡條件不好，還沒去醫院繳費，所以她沒拿到紙本的病歷和診斷結果，只是委託醫院的朋友用手機拍了沒有醫生簽字的材料。
王繼紅不知道丈夫的薪水卡密碼，只知道他每個月大約有3000多元的薪水。她去了一趟銀行，對方說不知道密碼的話，還要等公證過後才能幫她把錢拿出來。
還好，5月15日，單位幫她把住院期間的費用結了，區裡的領導也表示已經在協調處理工傷認定問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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