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叛變，因錢壯飛及時告警，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得以倖免。但顧順章還是絞盡腦汁出賣黨內機密，寫出10餘萬字的《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把中央特科的工作經驗和組織構成情況等都奉送給國民黨特務機關。
該書在提及中央特科第二科時寫道，第二科派遣很多人員到各個方面，「所以他們對於全國的政治方面，軍事方面，經濟方面，以及國際方面，得來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價值」。該書所附的第二科組織圖表中，在科長陳贗之下，有一位“滿洲麻子”，領導著一個精幹的滿洲特科。
籌建滿洲特科
2019年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影集《共產黨人劉少奇》中，有一段劇情是劉少奇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他初到瀋陽沒有去滿洲省委機關報到，而是以患病為由與從事醫務工作的滿洲特科負責人蔡伯祥秘密接頭，並透過蔡伯祥全面了解東北地區的情況；劉少奇被捕後，蔡伯祥積極組織營救行動。
滿洲特科負責人蔡伯祥，就是顧順章所說的「滿洲麻子」。這個在隱密戰線上的傳奇人物，原名邵達夫，又名邵扶民、邵一純等，因其面部有麻子，所以在黨內又被稱為“邵麻子”“蔡麻子”。 1928年底，邵達夫被上海的中央特科派往東北。在他前往東北之前，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共黨員趙石羽（後改名趙唯剛），憑藉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教官的公開身份，在東北地區蒐集了大量情報。
邵達夫第一次到瀋陽，趙石羽親自到火車站迎接。他看著遠處走過一個穿著西服大衣的瘦高個麻子臉青年人，在東北的隆冬中特別醒目。接到邵達夫，趙石羽打趣地說，不打信號也知道是你。邵達夫這次來瀋陽的任務是了解趙石羽的工作情況，並對下一步開展工作給予指導意見。在趙石羽的要求下，邵達夫經請示中央特科同意，開始規劃建立滿洲特科組織。
邵達夫與趙石羽密切合作，相處融洽。趙石羽在東北部有深厚的社會關係，其本身的公開身分在社會上也很有影響力，進一步進行情報工作的條件很好。邵達夫早年曾學醫並開過小診所，所以他決定在瀋陽開設一家醫院作為掩護，為此冒用了一個名叫蔡伯祥的醫科學校畢業生的證件，在東北工作期間就一直使用蔡伯祥的名字。透過趙石羽的關係，邵達夫順利開辦了名為「首善」的醫院，邀請奉系軍閥的頭面人物為其題寫了匾額，建立了地下工作的據點。
在邵達夫的領導下，從1928年底到1930年10月，滿洲特科邊籌建邊活動，在東北地區黨的地下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9年7月，劉少奇到瀋陽後透過關係住在趙石羽工作的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宿舍。邵達夫提醒趙石羽：我們黨有位領導同志住在你們那裡，要特別注意他的安全，並讓趙石羽了解一個以調查共產黨員出名的軍官調到高等軍學研究班當總隊長，是不是掌握了些什麼情況。經過趙石羽調查，此人被派任純屬是因為沒有地方安排，並不是針對地下黨的活動。不久劉少奇在前往紗廠開展工作中被捕入獄，邵達夫也積極參與了營救工作。
邵達夫領導下的滿洲特科情報工作十分活躍，針對東北軍政當局和日本方面都取得重要進展。在秘書廳、憲兵司令部、警察廳及日本警察署等要害部門，或有打入人員，或有可利用人員，從而廣泛獲取了重要情報。 1930年中原大戰前後，滿洲特科著意蒐集東北軍的情報。在東北軍入關作戰前，滿洲特科從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密電處得到可靠消息，詳細了解了東北軍出兵的目的、軍事部署以及出兵的條件，並通過對蔣張之間的電報人員往來及東北當局內部的分歧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此次東北出兵，表面上雖然幫蔣，但絕非徹底的討閻、馮。省會和中共中央及時了解東北局勢，對黨的相關工作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
△電視影集《共產黨人劉少奇》中劉少奇化裝成病人與邵達夫接頭的劇照
也是在中原大戰爆發前，蔣介石急於掌握張學良方面的動向，遂安排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派員前往東北蒐集情報。因為此前國民黨方面也曾多次秘密派人前往東北，卻沒有取得成效。許恩曾即打算派極為信任的錢壯飛前往東北。錢壯飛把這一情況報告了組織，此時滿洲省委剛遭受嚴重破壞，中央也急需派人前往了解情況，於是決定利用這一機會派陳贗、胡底與錢壯飛一同前往東北指導工作。於是他們拿著國民黨的證件和活動經費，在邵達夫、趙石羽等人掩護下，對東北黨的組織進行了一次巡視。返回後，他們編寫了4萬多字的東北地區情況報告，因為資料詳實豐富，令徐恩曾刮目相看，從此更加信任錢壯飛。
滿洲特科也擔負著保衛黨的機關安全和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邵達夫的妻子和母親都被接到瀋陽擔任滿洲省委機關的掩護工作，他的母親以一個子孫滿堂大家庭的老太太身份出現，租用一個大院作為省委文書處的秘密辦公地點，以邵達夫在青島的哥哥為大少爺，邵達夫本人是二少爺，省委文書兼內部交通趙志剛為三少爺，另有其他以親屬名義住在院內的多名黨內同志，建立了一個鞏固的地下活動據點。滿洲省委多次遭敵人破壞也沒有波及到這裡，為幾次重建黨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
邵達夫等人利用掌握的各種社會關係，透過託人說情、行賄買通等方式對被捕同志進行營救，在避免黨組織遭受更大破壞、及時恢復黨組織、保存黨的干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如1930年5月，滿洲省委會在沈陽小南門外召開成立臨時省委的重要會議，會議快結束時，因附近人家被盜，省委成員廖如願、王永慶、宋奇、潘義、王鶴壽、郭隆真等6人被捕。這6位同志隨機應變，巧妙應對，最後由邵達夫開辦的首善醫院做擔保，終於平安脫險。
向黨組織反映被捕同志狀況，組織進行救援活動，更是滿洲特科的重要工作。如1931年3月16日，邵達夫寫給中央關於營救東北地區被捕同志的報告，詳細報告了1930年發生的3起滿洲省委組織遭到破壞被捕同志的情況。又如關於滿洲省委常委、職委書記林仲丹（即林育英）等在撫順被日本警察逮捕後在獄中的情況，「仲丹被捕時，身雖無證物，但同時被捕者有二十五人之多，原因為告密，故丹被捕後，指證者甚多，並有同時被捕之張麻子，因受刑不過，亦指證仲丹，並說出一切，因此丹已受刑極重，關係亦居首位”，十分詳盡地反映了這些被捕同志的處境，並向中央報告了營救工作面臨的困難。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看到這份報告後，親筆批示：“此信我看過，望告濟總黨團，速匯款去救濟在獄人士，至急勿誤！”
出生入死的戰鬥
1929年8月，因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告密，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浹、候補委員楊殷等領導同志在上海被捕並被殺害。中共中央決定處死叛徒白鑫。周恩來親自到白鑫住所附近等地觀察現場，結合連日所獲情報，經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動計劃，交由顧順章、陳賓負責執行。邵達夫也被抽調參加行動。 11月11日晚間，在白鑫與國民黨特務機關頭目範爭波等走出住所時，邵達夫等特科人員一同動手，擊斃了叛徒白鑫和多名特務。事後，國民黨軍警憲特機關連續大肆展開搜捕行動，並自12月7日起，淞滬警備司令部在《申報》上連續發了一周的懸賞佈告，「無論何人如將正兇拿獲，解部訊實者每名賞洋五百元」。不過終究也是一無所獲。鎮壓叛徒白鑫，極大地震嚇阻了叛徒和特務機關，為維護黨組織安全起到積極作用。
△天津《益世報》1929年11月13日關於擊斃白鑫的報道
1930年滿洲省委遭破壞後，黨組織把省委會的一些文件存放在一個朝鮮族年輕黨員家裡。因為情況很緊張，這位黨員常常不敢回家住，引起了在軍隊中做過旅長的房東懷疑，隨後在其屋裡發現大批文件。因為這棟房子是趙石羽透過關係租到的，房東很快就要追查到他，從而有可能威脅到黨組織的安全。邵達夫聽到後即決定準備一輛車，晚上帶上槍和汽油及厚禮去拜訪房東，先禮後兵，如說情不成就動武，搶出文件或放火燒掉。邵達夫見到房東後軟硬兼施，終於說動房東同意他們取走文件，化解了危機。這個問題得到妥善處理使得趙石羽等同志都十分佩服，認為邵達夫處理問題果斷有水平。
經過近兩年努力，1930年9月，邵達夫認為正式成立滿洲特科的條件已成熟，他在寫給中央的信中提出“現決在沈四鬥同立。哈馬上建立'二、三'，大連'二'” ，就是在瀋陽建立與中央特科設置相同的四個部門，即一科（總務科）、二科（情報科）、三科（行動科）、四科（電訊科），哈爾濱建立二科、三科，大連成立二科。當年10月，滿洲特科正式成立，黨在東北地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更廣為深入。
1931年春，因顧順章叛變，在特科系統工作的大批幹部被迫轉移，邵達夫也奉命調離瀋陽，滿洲特科的工作由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吳寶祥接手。此時，中央特科二科科長陳贗隱藏在上海，但因為熟悉他的人特別多，有可能出現問題，加上平津地區黨組織接連遭到敵人破壞，周恩來即派陳贗和特科工作人員陳養山前往天津工作，並指派熟悉北方情況的邵達夫護送他們。他們搭乘的是一艘英國貨輪，船上有一個茶房給旅客端茶送水，邵達夫看出他有痲瘋病，立刻向船方提出不能讓這個人幹這個工作，以防傳染。陳趙、陳養山和邵達夫開玩笑，說多虧帶來個醫生，否則會得傳染病的。到天津後，邵達夫將陳贗等人妥善安頓在熟識的旅館。
在鄂豫皖蘇區
在完成護送陳萵的任務後，邵達夫被派往鄂豫皖蘇區擔任與上海黨中央的交通聯絡工作，但他並沒有主要從事這個工作。據他在1933年3月7日向中央的報告中所述，“我來蘇區以後對於交通站工作未能專門去做”，因為蘇區之間的交通線尚未完全打通，“比如陂孝北蘇區與這黃麻蘇區相隔近百里不易通行」。更主要的是因為蘇區極度缺乏專業醫療人員，因為他有較豐富的醫療工作經驗，主要的工作就放在了紅軍醫院，擔任紅四方面軍後方總醫院副院長。在蘇區，因邵達夫的醫療技術水準較高，能做較複雜的手術，深受傷病員信賴。
當時鄂豫皖蘇區在王明極“左”路線的統治之下，大搞“肅反”，枉殺很多革命同志。 1932年4月，邵達夫到麻城縣北風嘴紅軍醫院檢查工作，僅因事前未和縣保衛局溝通，即被認為是前來搞破壞的「改組派」而遭到扣押審訊。邵達夫嚴厲斥責了當地保衛局的荒唐行徑，反而受到酷刑折磨，幸虧當地有一名部隊幹部認出了他，才獲釋。事後，邵達夫向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週純全匯報了當地「肅反」擴大化的嚴重情況，對麻城縣保衛局負責人員進行了處理。
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紅四方面軍主力突圍離開蘇區。國民黨軍很快就進入蘇區核心地區，佔領了紅四方面軍後方總醫院所在地新縣箭廠河。在嚴峻的局勢面前，邵達夫沉著指揮，率領近百名醫務人員，組織將近1000多名紅軍重傷病員向偏僻山區轉移。沿途天空有敵機騷擾，地上有敵人“圍剿”，行動十分困難。還好當地是老根據地，地方黨組織積極配合醫院轉移，組織擔架隊、救護隊、洗衣隊來支援，很快在山區又重新建立了後方醫院。因當時重傷者較多，連同邵達夫在內僅有5名醫生，很難承擔繁重的醫治任務，於是邵達夫就委派醫生錢信忠（新中國成立後曾任衛生部部長）成立了重傷治療組，集中力量醫治重傷員，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邵達夫很善於團結醫護人員。錢信忠原在國民黨軍做軍醫，醫術高超，後參加紅軍。邵達夫就積極動員錢信忠入黨。當時鄂豫皖省會宣傳部長成仿吾到醫院來養病，邵達夫介紹錢信忠與他認識。成仿吾知道錢信忠熟悉德語，還送他一本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鼓勵他抓緊攻讀。錢信忠等醫護人員在邵達夫的領導下，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挽救了許多紅軍傷病員的生命。
1932年12月30日，鄂豫皖省會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對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後蘇區反「圍剿」鬥爭進行了總結。但因鄂豫皖蘇區與黨中央的通訊聯絡中斷，急需向黨中央報告蘇區反「圍剿」情況，於是決定派邵達夫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從此邵達夫就離開了醫療工作崗位。
當邵達夫到上海時，原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的陳趙也因腿傷先於他回到了上海醫治。因為他們兩人先前都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認識的人比較多，組織上為了安全考慮，就讓他倆和陳趙夫人王根英、湘鄂西根據地領導人夏曦的夫人譚國甫一同隱蔽在一處僻靜的住宅裡。 1933年3月，黨中央決定派腿傷痊癒的陳趙回蘇區工作。出發前的3月24日晚，陳贗到貴州路北京大戲院觀看德國歌舞電影《天堂之路》，被叛徒認出而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上海中央局組織部的楊光華、林電岩獲悉陳趙被捕，冒著危險立刻通知邵達夫等人轉移。但譚國甫又返回住處取東西而被敵人抓獲，後來冒用陳趙妹妹的身份與陳趙一起被營救出來。不久，邵達夫在領受了中央對鄂豫皖蘇區的指示後，因不便攜帶文件，將中央指示全部默記下來返回蘇區。
1933年7月，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在「圍剿」開始前，邵達夫經河南迴到了蘇區，在7月1日召開的鄂豫皖省委常委會議上，他口述傳達了中央對蘇區的指示。這個指示受當時極左路線的影響，完全不顧鄂豫皖蘇區面臨的嚴峻形勢，要求針對敵人的進攻恢復和鞏固鄂東北蘇區，導致了後來接連的軍事失利。因蘇區面臨極大的軍事壓力，邵達夫也被抽調去參加軍事鬥爭的領導工作，擔任了鄂東北遊擊總司令部副司令。但鄂豫皖蘇區「肅反」擴大化愈發嚴重，當年11月，邵達夫被免去了職務，以「取消派」的罪名遭到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