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性惡荀子在人性問題上，主張性惡論，跟孟子的性善論相牴牾。
荀子在自然觀方面強調“天人之分”，在人性論方面也強調“性偽之分”。 《禮論》篇說：「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本始材樸」指人性的素質，是天然生成的。 「文理隆盛」指禮義道德，是人為製作的。荀子所謂偽，是人為的意思。他認為只有人對天然東西加工，才能美好完善。但天然的東西畢竟是人為加工的基礎，沒有這客觀的基礎作為對象，就無從加工。
荀子批評孟子的性善論不懂得性偽之分，混淆了人的本性與「聖人」所製作的禮義的區分，《性惡》篇說：「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分也。而禮義道德等社會規範，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受了教育，學習以後才有的。荀子的這種想法批判了孟子先天道德論的性善說，指明人的道德屬性是社會環境教有的結果。
荀子反對孟子先驗的道德觀點。他的性惡論，強調人性都是天然生成的。不論是聖、愚、賢、不肖的人，本性都是一樣的。他說：「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蹠，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他提出「塗（塗）之人可以為禹」。一個普通人只要肯學習，“積善而不息”，就可以成為像禹那樣的聖人。這是因為「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社會道德）法正（政治規範）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
荀子的“塗之人可以為禹”，跟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結論一致。對“禮不下庶人”的貴族觀點來說，也都具有進步意義。但他們的出發點卻不相同。孟子認為人的道德觀念是先天的，因此啟發人的“良知”、“良能”，就可以使人為善，以至成為“聖人”。荀子卻根本否定天生聖人的說法。他認為人的道德習性系形成於社會環境教育。 《勸學》篇說：“幹、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又說：“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荀子這種社會環境決定人道德品質好壞的思想，包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他也觀察到人與動物的不同點在於“人能群（有社會組織）”。但他的認識不能從此再提高一步，把人看作是社會的、有階級性的人。他不能清楚區分自然的人與社會的人，不能明確辨別人的生理要求與人的道德品質的關係。他還是把人看作是個體的、生物性的人，他所主張的仍是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論。
荀子批評孟子講性善是“去聖王，息禮義”。其實，這是他對孟子的曲解。孟子的性善論並不如此，他跟荀子同樣是“與聖王、貴禮義”，只是立論的基礎不同。孟子的性善論是先驗的。他認為人惡的品質是後天的變易。人本來都具有善性，只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在存有善性的“君子”中，雖則“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而有所不同，但與丟失本性的“庶民”是根本不同的。孟子很強調“聖人”用禮義教化人民，所謂“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他還把“大人”、“勞心”者與“小人”“勞力”者，把“治人”與“治於人”，“食於人”和“食人”者，嚴格地區分開來。荀子從人的生理機能、物質**來說明人本來是性惡的，善的品質是後天人為的。 “人之性惡，其善煮偽也。”他認為聖人變化、改造人的“惡”的本性，興起人為的善，從而確立禮義，制定法度。他說：“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又說：“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荀子認為禮義不是出自人們天生的善性，而是聖人所造成的人為規範。他說：“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說：“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在這裡，荀子把“聖人”與“眾人”分別開來。 “聖人”與“眾人”，“君子”和“小人”，按其本性來說，既然都是共同的，又為什麼不同了呢？荀子認為這是由於後天環境學習積累的不同而造成差別。
《榮辱》篇說：「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蹠，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註錯習俗之所積耳。」《儒效》篇有明確地闡述：「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上下四方）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聖。積斫削而為工匠，積反（販）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越而越，居夏而夏。也。與「君子」、賤和貴、愚和智、貧和富的界線。他認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互相對換）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雖然「可以是（君子或禹），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 《儒效》篇認為只要後天學習得好，就可以由「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這一看法，表現出在荀子生活的時代，階級、等級乃至智愚的升降變化，也反映了荀子的思想是代表新興階級的利益，要打破以前那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身份等級制，而要以具有新的意義的「禮義」為標準來重新劃分等級。他在《王制》篇說：「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也跟孟子同樣認為君子、小人，勞心者、勞力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有鴻溝。 《儒效》篇認為君子“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小人”則是“縱性情而不足問學”。他說：「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所賤於桀、蹠、小人者，從其性，順其自然，安姿睢，以出乎貧利爭奪。國》篇又說：「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看來，荀子所說的「君子」和「小人」的相同點是本性都是惡的，所謂「其性一也」。而君子跟小人的不同是，君子能化性起偽，講禮義道德；小人卻是順其自然性情而「勞力」貪利，從而產生了役使與被役使的區別。
在對於“義”和“利”的問題上，荀子與孟子也有不同。荀子不像孟子那樣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而是認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但在處理兩者的關係上，由於有先後的不同，不僅產生榮、辱的區分，並有製服別人跟被人制服的差別。 《榮辱》篇說：“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不苟》篇認為，“小人”是“唯利所在”，唯利是圖者，而君子則“小人之反也”。荀子就這樣把統治者的“聖人”、“君子”跟被統治者的勞動者、“小人”看成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百姓、小人只有等待“君子”、“聖人”才能“成之”，教養他們成長。他說：“百姓之力，待（依靠）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和睦）。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地位），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沒有“聖人”、“君子”，“百姓簡直是活不下去。他認為：“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 ”在這個問題上，荀子和孟子的剝削階級立場基本上是沒有區別的。總之，荀子一方面認為“君子”和“小人”有共同的本性，是可以相互對換的，他要藉以打破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襲等級制，而另一個方面又主張，君子與小人、貴與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有嚴格界限，要建立一種新的有等級的社會，這就是封建社會。
因為荀子認為人的性惡，他反對人生的自然發展，他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這是說，人的本性跟辭讓、忠信、禮義文理等道德原則是矛盾的，如果順從人性的自然發展，就會破壞社會道德、秩序，而導致暴亂。
荀子在《禮論》篇認為，「先王」為了解決人性追求物質**而引起的紊亂，才制定禮。他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不忽視人的正當的功利，但他說「先王」是依照社會等級有區別地給予，限制人們的物質**要求，以避免無限度地追求，而引起爭奪、混亂。他所說的等級，實際上含有階級的內容。君主憑權勢，以禮義教化跟法治、重刑兼用，以遏制人的性惡的無限制發展。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政）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在這裡，他的君主隆禮，重法觀點，以性惡論為理論基礎，是很明顯的。
“明分使群”
“明分使群”，是荀子關於社會構成的基本觀點，這在先秦諸子中是獨具特點的。
荀子所說的“群”，是群體或社會組織。 “使群”，是君主役使群體，亦有君主組織社會的意義。荀子很強調「群」的力量。他在《王制》篇說，人能克服自然界，是由於群體的力量。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為什麼能群？因為人能“分”，即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職分。 「分」為什麼能行得通？依靠禮義。有了社會組織，有了禮義之分，人就能利用「群」的力量勝過自然界的萬物。他說：「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他一再強調「分」是「群」的基礎。他說：「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分」是根據禮義的規定，又靠禮義來維繫，從而荀子認為人「不可少公頃舍禮義」。他又認為，人和水火、草木、禽獸，都有本質上的不同，而其主要差異在於有無禮。他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非相》篇也說：「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別，指社會身分的區別）也。極言其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荀子在《非相》篇闡述了為人之道和禽獸的根本不同點是父子有親，男女有別後，緊接著又說：“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 ”這就可以看出，荀子所說的“辨”、“分”，主要內容是禮的“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卑尊）皆有稱者”不過他所說的“分”，也有職分，即社會分工的含義。從他的社會觀出發，認為人類群居並處，有同一要求而達到要求方法不同，有共同的**，而滿足**的智力各異，故須彼此分工合作。一個人的生活所需，要靠各行業製成的物品來供養。一個人的能力是不能兼通各種技藝的。如果人們離群索居而不互相依賴，就會無法生活下去。所以，必須“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不能要求一個人“能徧（遍）能人之所能”，“能徧知人之所知”。而是各有專長。他說：“相高下，視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看來，荀子所說“分”的內容，有社會職業分工的含義，也具有倫理、等級、階級的性質。
荀子認為人類社會有「分」。有社會地位、分工的差異是必然的。不這樣，就會沒有社會秩序，而出現混亂的局面。 《王制》篇說：「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通贍，滿足）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出現爭奪、秩序紊亂。有“分”，有上下的差別，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才是養育天下的根本。 《君道》篇更明確地說：“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
怎樣才能做到“明分使群”呢？荀子認為要靠禮義規範。禮義的製定者是“先王”，貫徹者是“聖君”。因此，他更突出國君的作用。他說：“君者，善群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又說：“能以使下謂之君。”“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他認為“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在荀子的思想中，雖然也重視“庶人”“民”的力量，但他認為對社會歷史起支配、決定作用的是“聖王”，是“明分使群”的國君。 「明分使群」的社會觀，也就是英雄史觀，是荀子君主**思想的基礎。
法後王荀子關於歷史運動趨向的觀點，是主張法後王，可說是後王史觀。它的內容主要包含：“古今一致”論，是一種歷史沒有質變趨向的靜止觀點；“以近知遠”論，是後王史觀的主要內容，它包含有從實際出發考察、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