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玲簡介(浙版好書獎|葉文玲:將一件珍貴沉重的負荷物背上敦煌這座文化大「山」)

2022-11-29葉文玲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孫雯 整理

葉文玲 春風悅讀榜浙本好書得主。

1942年生於浙江台州。著名作家。多年來筆耕不輟學,至今已有千千萬字共52本作品集及一部16卷本文集出版。

1912年的夏天,也是杭州的荷花季。

8歲的杭州小男孩靈官,照舊在荷花池頭一帶和小夥伴兒流連——釣魚、捉蝦,玩得像一隻泥猴。

六月十八,西湖上舉行“荷花燈會”,一家老小,以及從外鄉趕來的親眷,都前來觀景、划船、放燈、看煙火。被人群擁著,靈官沒有留神,掉下了湖。幸好,一隻不知從何處伸出的大手,將他拎了出來。

男孩靈官,就是後來的常書鴻。從西湖邊出發的他,將一生獻給了敦煌。

常書鴻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辦公室工作

26年前,也就是1994年6月23日,常書鴻在北京去世。不到兩個月後的8月9日,一架客機從北京出發,載著他的部分骨灰和衣冠遺物,回到他曾經度過了無數年月的家-敦煌莫高窟。

這些細節,都被作家葉文玲寫在了《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一書中,2020年,這本傳記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021年4月23日,《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獲得春風悅讀榜浙本好書獎。

《此生只為守敦煌 常書鴻傳》葉文玲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若要找一位最了解常書鴻的作家,非葉文玲莫屬。二十餘年來,她先後有《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常書鴻:敦煌鑄就五字碑》《大鴻飛天》《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等著作。那麼,聽聽她如何以寫作塑造「此生只為守敦煌的」常書鴻先生。

問:說一說您與常老的交集,有哪些難忘的瞬間?

葉文玲:我從1983年6月的全國政協會議上與常老第一次相識,又在接下來的十餘年時間裡在歷次全國政協會議上一直有過見面,小組會上他一口濃重「杭州官話」的發言讓他格外與眾不同,但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言必稱敦煌」。

比較特別的會面,是我在與他初次相識後的翌年——1984年前往西北採風時,在莫高窟前再一次遇見了常老。匆匆偶遇,來不及促膝長談,只在千佛洞前留下了一張眾人的合照。那時我只想著肯定有機會能夠再去敦煌,聆聽他關於敦煌的訓娓敘說和精闢深邃的藝術見解,殊不料一別之後,再也沒能與他在敦煌晤面,是我寫作此書時最大的遺憾。

問:20多年前,您開始寫《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到2020年這部作品出版,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它都是市面上較為詳盡、完整、可信的常書鴻傳記。您最想用自己的寫作,來告訴世界,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關於常書鴻的哪些特質?

葉文玲:在寫此書的過程中,在諸多採訪、資料整理和伏案疾書的時刻,我總會時不時想起與常老的那數次會晤,他對敦煌無比的熱情、他所傾注的無數心血、他在破敗失修簡陋寒磣的居室裡為守護敦煌所投入的歲月乃至整個人生,都無時不時在激勵我把這本書寫好,把他的事蹟寫活寫透,把他對敦煌的熱愛傾注在字裡行間,傳遞給每一位讀者,讓世人真正了解和理解他為敦煌立下的豐功偉業,讓所有讀過這本書的人都能對常老肅然起敬,乃至同他一樣熱愛敦煌以及與敦煌有關的一切。

20多年前的我已經年近六旬,雖然過了創作精力最為旺盛的年齡,但是我在創作《常書鴻傳》的過程中,始終是以自己的整個身心和全部的熱情,撲在這部傳記的寫作上面。如果說常老的事蹟是暗夜中不滅的燭光,那麼我願意把自己的全部寫作精力和能量化作沸騰的燃油,讓他精神的火焰熊熊燃燒,光照四野。

問:在寫作的過程中,您以怎樣的方式,實現對常書鴻先生的「靠近」?

葉文玲:在描寫人物特別是真實人物的時候,每一位作者都必須也必然會將自己的感情與情緒投入進去,去盡最大努力了解人物,探究人物的內心世界,揣想人物在書中所涉及的每一歷史時期的想法與行動,將自己置於與筆下人物相同的情境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代入感,而這種寫作時的代入感,對於寫好一本書特別是寫出書中人物的神韻而言,特別重要。

要做到這一點,大量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也要有足夠的現場工作,去筆下人物曾經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與他呼吸著同樣的空氣,遙想當年他是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周遭環境,遇見那些我們後來才得知的事件時,當時的他又會做出怎樣的反應與抉擇……

問:為了這本書的寫作,您曾經六赴敦煌,在國外訪問也不忘尋找常書鴻的蹤跡。

葉文玲:在那些緊張忙碌的白天和黑夜,我一次次經歷著感動和震驚,在面對這些感動和震驚時,我的精神和靈魂也經受著煎熬和提煉。

我不只一次想起這句話:在面對敦煌的七百三十五個洞窟、兩千座彩塑、四萬五千平方公尺壁畫時,你無法不感受到心靈的震顫。於是,在縱深了解這位「敦煌守護者」的九十春秋時,我也無法不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於是,我的心終於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於是,所有的辛勞都化作使命式的欣慰。

問:寫如此大部頭的傳記,資料資料蒐集和整理非常艱難,說說其中難忘的往事。

葉文玲:有關敦煌和常書鴻的寫作,使我有機會再次學習和了解博大精深的藝術寶庫敦煌,走近用畢生心血守護敦煌藝術的常書鴻,了解與常先生一道工作過的眾多文化工作者。是他們崇高的精神和富有魅力的文化品格,極大地感染並鼓舞了我,是他們忘我而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採訪時始終燃燒著創作熱情。

「大也,盛也」的敦煌,與敦煌共命運的「守護者”,使我借力無窮。我終於將一件珍貴沉重的負荷物背上敦煌這座文化大「山」:我所面對和跋涉的,的確是一座了不得的「山」——無與倫比的敦煌藝術,是中國文化璀璨而厚重的大山。如果將以常書鴻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工作者縱橫捭閆地寫下來,那是寫上幾十萬、上百萬字都難盡意的。

問:在您塑造的真實中,我們也讀出了合理的想像,您在寫作中對於這些合理想像的部分,是如何選擇的?

葉文玲:在為歷史人物樹碑立傳時,作者一定需要有足夠的代入感。在充分了解人物的前提下,充分考慮人物所處的歷史環境,與筆下人物同喜同悲,在想像中幾乎可以與人物融為一體,那麼寫出來的文章自然是符合人物身份與性格,並且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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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