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被譽為“詩魔”和“詩王”，他與元稹共同倡導了唐代中期的“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又與劉禹錫並稱“劉白”，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之一，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他不論仕途如何，都堅守著知識分子的一份良知，關注平民的苦難生活，始終胸懷憂國憂民之心和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他所寫的詩篇，貼近生活，反映社會現實，被廣為傳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白居易坐酌水看煎茶圖》
年少顯詩才
和李白、杜甫不同，白居易沒有經歷過唐朝開元盛世的繁榮，對他來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應該只從父輩那裡聽說過。
「安史之亂」後的唐代宗大曆七年（772），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鄭。 「安史之亂」對唐朝來說是一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此時，一向被人們所稱道的大唐盛世，在近十年兵革的摧殘下已經一去不復返，繼之而來的是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百姓則流離失所，生活困苦。
白居易生於書香家庭，其父白季庚做過幾位地方官，他正直清廉，過著一般官吏的生活。白居易十一二歲時，正趕上軍閥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不服從朝廷的號令。白季庚因勸說徐州刺史李洧脫離平盧節度使李納（李正己之子）的羈絆，服從中央而有功，升任徐州別駕（州刺史的輔佐官員）。他眼看北方要繼續戰亂下去，於是決定送兒子到南方避難。就這樣，尚未成年的白居易過起了南北奔走的生活，這種飽經苦難的經歷，對他後來成為一個了解百姓疾苦、關心百姓生活的現實主義詩人，是有很大影響的。他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時難年飢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幹戈後，骨肉流離失所。」對百姓生活的艱難困苦充滿了同情和傷感。
白居易很早便開始了詩歌創作，而且水準很高。據說有這樣一個故事：十六歲那年，白居易到了唐朝首都長安。一次，他拿著自己作的詩去拜見一位有名望的詩人顧況。顧況個性高傲，對他人的作品不放在眼裡，特別是看到十六歲的白居易，更有輕視之心。當他看到詩卷上「白居易」三個字後，戲謔地說：白居易？可知道長安的米價昂貴，白居是大不易呢！但當他打開詩稿，立刻被許多動人的詩句所打動，特別是他讀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隨後改口說：能寫出這樣的好詩，在長安住下來是不難了。
這首詩至今仍為人們所傳誦。春草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野火縱然肆虐，也奈何不了它。詩中描述了自然界的實際情況，同時又連結到人也應該像野草一樣堅韌而不怕磨難，要頑強地生存下去。應該說這是白居易在經歷漂泊的生活後產生的感想與慨嘆，情真意切，況味無窮，也體現了詩人白居易的才情和詩歌造詣。
在長安居住，開銷確實很大，當時白居易還沒做官，生活的壓力讓他倍感艱難。大概兩三年後，白居易就從長安回到了家鄉。回到家中的白居易，沒有因為自己取得的一些成績而沾沾自喜、志得意滿，他的志向是要成為一個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於是，他更刻苦地學習，後來他回憶自己這段學習時光時說：我白天讀賦，晚上讀詩，每天在書案上練習寫字，手肘都磨出了繭子。
白居易刻苦攻讀，為的是走科舉這條路。在當時，透過科舉取得功名，是讀書人的最好出路。德宗貞元十五年（799），二十八歲的白居易拜見了宣殲觀察史崔衍，崔衍很賞識他，推選他去應考。白居易沒有辜負崔衍的希望，隔年中進士第四名。考取進士，在當時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這時白居易雖然已經二十九歲，但在考取進士的十七人中，卻是最年輕的，因此，他有「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唐代考取進士者，照例要在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下題名，以示榮耀。
四年後，白居易又應吏部的考試，列入甲等，被任命為秘書省（古代中央政府掌管圖書的官署）校書郎。這個職位負責管理國家的圖書，級別比較低，而且沒有施展抱負和才能的機會，這令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白居易頗感不快。也是這次吏部考試，元稹同時登科，被任命為秘書郎。元白二人的深厚友誼從此開始，並傳為一段佳話。
當上了校書郎，也算走進了官場。然而，白居易看到的卻是官場中爭名奪利、互相排擠、結黨營私的不堪場面。有一次，他憤慨地說：「長安不過是爭名逐利的名利場，就連雞狗都不能安居了。」這對一個初入官場、又有著崇高理想的人來說，是一種打擊，更是一種刺激。
憲宗元和初，白居易與元稹將應制舉，二人“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並把想法寫成文字，最終成《策林》七十五篇。我們今天提到白居易，更多談論的是他的詩歌，其實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很有見地的。他見到朝政的腐敗，認為要使國家政治清明，就必須廣開言路，使民情可以上達。因此，他非常推崇周代的採詩官制度，認為這是「上下交和，內外胥悅」的必要方式。此外，白居易認為國家的虛弱、政治的腐敗、百姓的貧困，歸根結底是由於統治集團的腐朽墮落、揮霍浪費、戰爭不斷導致的，所以他提出了「節財用，均貧富，禁兼併，止盜賊，起廉讓」等主張，並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應該說，白居易對當時情勢的分析是正確、也是較為全面的，他雖然沒有做高官，但他切實從國家利益和民生角度出發，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白香山詩集》白居易 撰
關心百姓疾苦，敢直言進諫
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參加了朝廷舉行的製舉考試，他指出要安撫百姓，就要減輕賦稅，而盜賊是否存在，取決於官吏的好壞。這些話，切中時弊，很有見地。但這也觸痛了為官者的傷疤，是考官所不願意看到的，於是他們以出言太直為由，給了白居易一個很小的官職—盩厔（zhōu zhì，今陝西周至）縣尉。
縣尉與縣丞同為縣令的佐官，執掌治安捕盜之事。這當然也不是白居易想做的職位，因而有了「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的感嘆。然而，縣尉這個職務，使白居易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農民，使他更加深刻地體會到農民的苦難，於是，在他的筆下出現了許多勞苦大眾的形象，同時也對當時統治者的奢侈進行了揭露和譴責。其中有一首為人所熟悉的詩歌，就是《觀芻麥》。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一上來就描繪了農民在田間辛勤工作的景象。接著，還有更慘的場景：「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這個場景和「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簡直不能比。當時，官府不顧百姓的死活，一味地索取徵收。最後，詩人發出慨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白居易沒有因為自己所處的地位而逃避現實，他把農民的困苦與自己生活的優裕做了鮮明的對照，由此感到自愧，這是他愛民重農思想的體現。其實，縣尉的俸祿並不高，白居易此處其實還有暗比，就是那些京城的達官貴人比自己的俸祿不知高了多少，他們只知道過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顧百姓的溫飽，這是為官者的失職，甚至是罪。白居易詩的寫實成分正體現於此。
盩厔這個地方，離馬嵬坡不遠。提到馬嵬坡，就讓人想到“安史之亂”，想到唐玄宗和楊貴妃。這裡正是楊貴妃自縵的地方。一次，縣尉白居易與友人陳鴻、王質夫等到馬嵬坡附近的仙遊寺遊覽，談及李隆基與楊貴妃之事，大家多發感慨。朋友勸白居易把這件事寫成長篇敘事詩，於是就有了流傳千古的《長恨歌》。這首詩，一方面體現了詩人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的同情，更主要的是透過這段歷史，讓後人知道國君荒廢國政的下場，並引以為戒。
元和二年（807）秋，白居易被召回長安，做了翰林學士（負責為皇帝起草詔書）。隔年五月間，改任左拾遺。從而開啟了他三年的諫官生涯。拾遺是諫官，職位雖然不高，卻有批評朝政，向皇帝陳述己見的權利和機會。對於想有作為的白居易來說，能夠獲得這個官職，自然是很高興的。而且他也表達了自己對這份工作的重視，以及鞠躬盡瘁的決心：“授官以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
果然，白居易沒有違背初衷，他在任上，敢於諫詤，敢於直言政治得失，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奏請免去江淮賦稅以解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災民，又請釋放宮人，以減少宮中用度。一次，憲宗要讓得寵的宦官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兵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的叛亂。在當時，宦官因為靠著皇帝的恩寵而飛揚跋扈，甚至把持朝政。如果再讓宦官帶兵，其勢焰就更囂張了。因此，白居易上書反對，言辭非常激烈，甚至當面跟皇帝爭執了起來，大聲說：「你錯了！」憲宗大怒，對大臣李綛說：「白居易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居然敢這樣放肆，實難容忍。他在詩中，也表達了自己的剛直之氣：「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
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就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由監察禦史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原因是元稹在做禦史時，舉奏不避權勢，因而受到權貴們的忌恨。白居易非常激憤，冒著生命危險三次上書，在奏疏中，他列舉了陷害元稹的權貴和宦官們的許多罪惡。當然白居易沒能救元稹，但他寫了《和大嘴烏》這首寓言詩，詩人用大嘴烏代表狡猾的權貴，用鸚鵡代表正直敢言的諫官。大嘴烏因為善於欺騙而得逞，鸚鵡卻因為直言而獲罪，詩人在此表達了對於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不滿，更體現了自己的正義感。
在諫官任上的三年，也是白居易創作的黃金時代。他最富於「人民性」的「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諷喻詩（包括《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詩）便是這時候寫成的。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創作原則：「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將詩視為當時社會面貌的反映，直接為當時的政治服務。
《新樂府》詩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賣炭翁》了。這首詩意在揭發「宮市」的罪行。當時，宮廷裡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負責向民間採購。德宗貞元末年，改為由太監直接辦理，經常派幾百人到熱鬧的街坊，他們不攜帶任何文書和憑證，看到所需要的東西，口稱“宮市”，隨意付給很少的價錢，還要貨主送到宮內，並向他們勒索「門戶錢」和「腳價錢」。這一弊政給商人和手工業者造成了深重的苦難。詩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的燒炭翁，辛辛苦苦燒成一車炭，本想賣個好價錢，以維持生活，不料卻遇到了負責採辦的「宮市”，“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這是多麼令人憤慨的行為，詩人在這裡，對他們的強盜行為和罪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
此外，還有揭露統治者奢侈浮華生活的詩篇，如《紅線毯》《買花》等。 《紅線毯》寫的是宣州（今安徽宣城）地方出產的一種紅軟的錦毯，用貴重的絲線織成。宣州太守為了獲得皇帝的寵信，每年都要逼迫百姓為宮廷織造歌舞用的紅毯。詩人在最後，指責太守說：「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百姓尚未保暖，為官者卻還一味地加以盤剝，階級矛盾不斷尖銳，也就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諷喻詩，題材廣泛，直面社會現實，把統治者陰暗、醜惡的一面揭發出來，為的是掀起社會輿論，促使政治的改革。但是，這種做法卻遭到了權貴們的忌恨。
江州司馬青衫濕
憲宗元及五年（810），白居易任左拾遺期滿。他當諫官時，因直言而得罪了不少權貴，很多人將他視為眼中釘。於是便找藉口把他調去做京兆府參軍。這是明昇暗降，實際上是把他驅逐出近臣的行列，剝奪他進諫的權利。隔年，白居易的母親病故，他因此要守孝三年。於是，白居易全家在渭水北岸的一個小村莊居住下來。
在守孝期間，白居易常與農民往來，因而對百姓的疾苦有了更多的了解。這段時間，他的生活是清苦的，沒有了薪俸，只靠幾個朋友不時寄些錢來資助，以維持家人的生活。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在朝中，他感到的是相互欺詐、相互排擠、相互陷害的無情和冷漠，而在這裡，他接觸的卻是勤勞樸實的勞動者，這讓他鬆了一口氣，可以在此享受“人情味”，於是他寫詩道：“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
三年時間過去了，對於前途的抉擇擺在白居易的面前，是就此隱退，還是重新走上政壇？白居易選擇了後者，因為他還是想盡自己之力，有所作為的。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又一次走進了長安，他出任的官職是左善贊大夫，這是一個專門陪太子讀書的閒官，皇帝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讓他不得過問政事，做好「文職」工作。這與白居易的初衷又是不符的。更不幸的是，第二年（815），一場風波衝擊了他。當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暗中派人刺殺了宰相武元衡，刺傷了刑部侍郎裴度。白居易認為這是國家的奇恥大辱，他難以容忍這種叛亂行為，於是憤然上書，要求捕殺刺客。當時的權貴，已經對白居易的直言懷恨在心，這次他們抓住時機，藉口白居易不是諫官而越職上書與法制不合，對他進行攻擊。最終，一紙令下，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在唐代，司馬一職是沒有實權的，只是留給被貶官的一個名號。
到江州不久，白居易就給老友元稹寫了一封長信，這就是《與元九書》。在信裡，白居易對自己幾十年的創作活動和文學思想做了一個總結。白居易認為，文學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他列舉了古代的一些民歌，認為文學一開始就是根植於社會現實生活中的。文學的價值就在於能夠真實反映社會的面貌，幫助人們清楚地認識社會問題。因此，他反對「嘲風雪，弄花草」的形式主義作品，強調文學要為改善社會服務。
此外，白居易也談到詩的特點，認為詩不是用理論來說服人，而是用深厚的情感來感染人的。他打比方說，一首詩就像一株果木一樣，感情是根，語言是苗葉，聲韻是花，意義是果實。沒有感情的詩歌，就是沒有根的果木，是沒有生命力的。一首好詩，應該是思想感情和語言藝術的全面結合，而其中特別重要的又是思想感情，它是一首詩的生命和價值所在。他也特別讚賞《詩經》這部作品，認為其中有很多描寫百姓生活、表達人們思想願望的優秀民歌，其可貴之處，就在於它直接反映了百姓的疾苦，表達了人民的愛憎情感。
白居易的這些文學和詩歌理論具有進步意義，他的詩歌既有情感，又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和社會現實，因此成為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對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江州司馬任上，他寫了一首長詩，即《琵琶行》。末句的“江州司馬青衫濕”，如果我們了解詩人的遭遇和處境，就能清楚地知道，“江州司馬”就是指詩人自己。這首詩對後世古典戲曲也產生了影響，元代戲曲家馬致遠曾根據這首詩寫了《青衫淚》這一劇本，清代學者、戲曲家蔣士銣也根據此詩寫了劇本《四弦秋》。直到今天，這首詩中「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吵吵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等名聲，仍為人們所傳誦。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得到敕令，由江州司馬升為忠州（治今重慶忠縣）刺史。忠州的百姓生活困苦，白居易到任後，盡力減免徭役賦稅，並親自指導人們開墾荒地，發展生產，使當地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
元和十五年（820），唐憲宗去世，穆宗繼位，白居易被召回長安。這次，年近五十的他仍懷著一腔抱負，想擔負起治理國家的責任。誰知，穆宗將其召回，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文學才能，而不是重視他的政治才幹。白居易幾次上書論得失，都被穆宗駁回。面對此景，白居易有些沮喪，他認為，與其這樣庸庸碌碌，不如出任地方官，為百姓實實在在地做一點事。
穆宗長慶二年（822），白居易外調任杭州刺史。在這裡，他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例如疏通水道，解決居民生活中的用水困難，修護堤防，引湖水灌溉田地，等等。長慶四年，刺史任期已滿，白居易被調往洛陽。臨行時，杭州百姓紛紛出門相送，表達不捨的情懷。
到洛陽不久，敬宗寶曆元年（825），白居易又接到去蘇州任刺史的命令。於是他再次南下。在蘇州任上，他依舊不忘百姓的疾苦，兢兢業業地做事。然而，由於身體的原因，他主動提出辭官的申請，並獲得批准。臨別蘇州，他寫了《別蘇州》這首詩，表達自己的情感：「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慚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黎甿。郡能無情？
此後，白居易又做了幾個官，直到武宗會昌二年（842），七十一歲時才正式休官。會昌四年（844），白居易住在洛陽。此時的生活是閒適的，但他仍沒有忘記百姓的疾苦，於是自己出資，為百姓做了一件大事。當時，洛陽龍門潭南面有所謂“八節灘”“九峭石”，許多天然的石灘阻礙著船隻的通行，為此船工要赤腳下水去推船。當地的官府，勒索舟民的捐稅，只用來享樂，卻不顧百姓的利益。為此白居易自己出資，開鑿了龍門石灘，解決了船工的困難。
隔年，白居易又與同在洛陽的六位年過七旬的朋友，組織了一個“七老會”，後來又加了兩位，號稱“九老圖”。他們飲酒作賦，高談闊論，成為詩人中的好話。後世有畫家也根據這一題材，繪出了《香山九老圖》。又過了一年（846），白居易臥病不起，不久就與世長辭了，時年七十五歲。
白居易一生經歷了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個皇帝，享年七十五歲，在當時來說也算是高壽了。他不僅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懷有抱負、勤政愛民的官員。只可惜，生不逢時，白居易的才能沒能得到充分施展，其政治理想更沒有實現，但是他始終不放棄自己的原則和立場，不與權貴同流合污，一有機會（任地方官員），就為百姓謀利益，因而贏得了百姓的稱讚。他的詩作，貼近生活，反映社會現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自己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寫實主義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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