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同心同行】
作者：陳光磊（陳望道指導的1962級研究生，復旦大學教授）
學人小傳
陳望道（1891—1977），浙江義烏人。早年求學於金華中學、之江大學。 1915年初赴日本留學，就讀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及東京物理學校；1919年7月畢業於中央大學法科，獲法學學士學位。畢業當年夏回國擔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同時投身新文化運動。 1920年8月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曾受陳獨秀委託任《新青年》雜誌主編。 1920年起於復旦大學、上海大學、中華藝術大學、安徽大學、廣西大學等校任教授，其中在復旦大學任教近五十年，1952年10月起任復旦大學校長至逝世。 1955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常務委員。曾任《辭海》總主編。著有《修辭學發凡》《作文法講義》《美學概論》《因明學》《文法簡論》等，譯作甚豐，其論著譯述結集於即將出版的《陳望道文存全編》（12卷）。
陳望道先生是教育名家，也是學術大師。他平生立基於學校教育而盡心於學術研究。
作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家，陳望道在1920年8月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同時與陳獨秀、李達、李漢俊一起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並在中共一大後出任上海地方黨組織的首任書記。他一生秉持革命信仰，始終以「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為己任。
圖片由作者提供
立志
陳望道出生於清光緒十六年歲末（1891年1月）。那個年代，清王朝走向沒落衰敗，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宰割，社會災難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一批志士仁人為救國救民而奮起鬥爭。少年陳望道感受時代的風雲，從小就抱著強國富民的情懷，渴望多學知識，用自己的力量報國救民。這樣，愛國為民、追求社會進步就成為他一生的自覺擔當。
陳望道早年在義烏繡湖書院、金華中學修習數理化，又在之江大學攻讀英文、數學；在之江大學求學期間，就發表了四篇討論數學問題的文章。當時他「以為歐美的科學發達，要興辦實業，富國強民，不得不藉重歐美科學」（《自述》），於是，發奮努力，為赴歐美留學作學業上的準備。可是，他沒有去成歐美而是到了日本。他在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和東京物理學校，從文史哲到數理化均加以研習，也發表了一篇數學論文，而後，「從一時泛覽無所歸，轉而逐漸形成以華語文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為自己的專業」。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他結識了日本社會主義學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透過閱讀他們譯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思想上「逐漸認識到救國不單是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這樣的新認知使他逐步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同時，也使他把自己的學術志向確立於研究社會科學。於是，他啟用了新的名字「望道」──追求社會進步與人民解放之道。
陳望道研究社會科學而又要以中國語文為中心，是因為他感到恰當地使用語言文字，也就是正確地掌握形成思想和表達思想的工具，對於啟發民智和思想解放是極端重要的。他認為：「語言文字問題是我們社會生活上的基本問題。靠著語言文字，我們才可以經營社會生活。我們對於語言文字理解得正確不正確，處理得適當不適當，往往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上發生重大的影響。他把研究和解決這些語文問題當作一種社會責任和文化擔當。他說：「我們認定語文建設是文化建設當中的一個部門，而且是一個基本部門。這個部門的建設工作做得有成就沒有成就就會影響別個部門建設工作的容易不容易，甚而至於可能不可能。這些都表露了陳望道術業專攻語文的本心。
陳望道對中國語文在20世紀時代演進中發生的民族語言共同化（建設和推廣普通話）、文體口語化（建設白話文）、書寫簡單化（漢字簡化）和注音字母化（漢語拼音）等語文現代化問題，都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和實踐，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業績，尤其在語法學和修辭學的研究上有所開拓創新，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建立和發展貢獻了富有價值的成果。
誠然，陳望道的學問以語言學研究為重心，也以此最負盛名，但是他的視野又始終放眼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廣泛領域，他對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法學、因明（邏輯）學、美學、文藝學、新聞學等學科都加涉獵，都有業績，而且在許多方面為中國學術的現代化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究。
1932年初版的《修辭學發凡》。圖片由作者提供
倡導新
陳望道一生始終站在進步思潮的前頭，也一直立足於學術研究的前沿。
身為新文化運動的倡議者，陳望道大力提倡白話文，積極推動中文書寫語的改革。 1918年他發表《標點之革新》（1918年《學藝》第3卷），明確主張引進西式標點來破除「文不加點」的舊傳統；接著又發表系列文章，從學理與實踐上對新式標點的使用作了充分的研究和說明，有力地促進了中文新式標點的確立和推行。
1919年，陳望道在浙江第一師範任國文教員，採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方法教白話文、教注音字母、教新式標點。這樣的語文教育改革引發了浙江新文化運動的浪潮，卻為保守派當局所不容，他就離職回鄉，從事《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問世，這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為中國革命引進了理論指南，同時也在話語建構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恩格斯說「翻譯《共產黨宣言》是異常困難的」。陳望道知難而進，相當成功地運用新興的白話文完成了這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的迻譯。 《共產黨宣言》中文陳譯本於1920年至1938年能在華夏大地廣為傳播，當是得力於其譯出語言的中國化、大眾化。這堪稱當年白話文運動的一項光輝表現。
1922年3月，他出版了《作文法講義》。在白話文興起的當時，為了導引青年人寫好文章，也為使翻譯文章翻得不生硬，他編寫了這部講義，簡明而係統地闡述了文章的構造、體制和美質，論說了作文的原理和方法。劉大白稱之為「中國有系統的作文法書底第一部」。
1927年，他出版的《美學概論》（豐子愷用作教材），被譽為最早引進馬克思主義探索美學之作。他從1921年起就發表美學文章，至1939年也翻譯了盧那卡爾斯基的《實證美學的基礎》，這些都是我國現代美學開創時期的重要成果。而他關於美學作為「說明科學」而非「哲學」的研究思路於今天也不無參考價值。
1931年，他出版的《因明學》（後改名《因明學概論》重版）也是別開生面：不但是第一本用白話文說解「因明」的著作，更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本擺脫佛教玄意而作出合乎學理說解「因明」的著作；同時，又把「因明」與「邏輯」比較，點明邏輯講的是思維法則，因明是「探究主客觀往復論辯的法則」。陳望道說此書是給青年「以為閱讀及實習論辯文體之助」而寫的。
1932年，陳望道所著《修辭學發凡》問世，這是第一部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系統的修辭著作。在中國學術界，《發凡》最早引進並運用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在修辭學研究中確立「以語言為本位」的觀念，因而指明了修辭研究的語言學性質。 《發凡》創立了題旨情境說，提出了「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的理論綱領，這是與現代語境學的理論相通相應的。 《發凡》建構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修辭學體系，提出了修辭的「零度」概念；對漢語辭格首次作了全面系統的闡明。 《發凡》對語文體式及其風格類型進行了概略而有啟蒙的探討。這樣，陳望道融合中外、貫通古今、創新理論、締造體系，完成了中國傳統修辭學向現代修辭學的轉變，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開拓了路向。
1934年，面對「文藝復興、廢止白話」的逆流，陳望道第一個提出不能被動地來保衛白話（因為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已經開始偏離群眾的活語言），而要以倡導比白話文更進一步的「大眾語」來對抗這股逆流，並與胡癒之、葉聖陶、陳子展、曹聚仁、樂嗣炳、傅東華等12位文化人士一起發動「大眾語」討論。在討論中，陳望道發表了《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大眾語論》等系列文章，提出要建設的「大眾語」是「大眾說得，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語言」。討論一展開，「廢止白話」的勢力就潰不成軍，而且從此在華夏大地再也泛不起「文藝復興」的風浪了。可以說這是白話文取得最終勝利的一戰。關於建設大眾語的討論，則是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積極方面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其消極方面的評判和糾正；同時也為普通話建設和中文拼音化作了導引。胡愈之對此評價：「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文化'圍剿'的黑暗日子裡，陳望道同志組織了一支反文化'圍剿'的別動隊，這就是大眾語運動和他所主編的《太白》……正是在這段時期，陳望道同志和魯迅在同一戰線上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汗馬功勞的。
1935年，陳望道創刊和主編《太白》雜誌作為實踐大眾語的園地。於此首倡導「手頭字」（簡化漢字）在雜誌上正式刊行；又開闢「科學小品」專欄，由此第一個確立了「科學小品」這種新文體。
1938年，陳望道發動並組織了中國語法史上的第一次學術討論：中國文法革新討論。參加討論的有金兆梓、方光燾、傅東華、張世祿等學者，歷時四年。陳望道把討論的文章輯為《中國文法革新論叢》（1943年出版），提供了一本有歷史價值的文法文獻。他在討論中寫了十多篇文章，作出了「文法是語文組織的規律」的新定義；力圖突破以形態為中心的西洋語法學理論；於是，第一個提出用功能觀點研究漢語語法的主張。語言學家胡明揚評價：「陳望道先生在那次討論中充分顯示了他當時和國外語言理論發展同步的理論素養，特別是在討論詞類問題時嫻熟地運用了索緒爾關於聚合關係和組合關係的經典理論來解決由於漢語缺乏形態而引起的劃分詞類的種種困難”，發表了“重要的高屋建瓴、發人深省的理論見解”。這主要指的是陳望道提出的功能說，即功能是詞類區分的準據和分析語法組織的基點。後來他又對此不斷加以闡述，使所說更臻完備。陳望道的功能理論成為20世紀我國文法研究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說之一。
陳望道被譽為「記者之師」（於右任語）。 1945年，他作為我國現代新聞教育的開拓者之一，透過募款在大學裡建造起了第一個「新聞館」作為新聞教學的實踐基地，以貫徹他的「好學力行」的新聞教育思想。在後來的系所調整中，他為保存復旦大學新聞教育的基業做出了無人可以取代的貢獻。
1955年，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他第一個提出如何對「國語」作科學的陳述。會議文件最初規定國語「以北京話為標準」。陳望道認為這樣的說法不妥，有邏輯錯誤，照這個規定，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如此給普通話下定義，恰恰取消了普通話。他的意見得到中央和專家們的重視，於是由胡喬木緊急召開專家座談會，請陳望道陳述自己的見解；經過討論，明確了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後來又加上了「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文法規範」的內容。關於“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陳望道則作了“即經過書面語加工了的北方話”的具體說明。
1962年，《辭海》原主編舒新城逝世後，陳望道接任主編。此時，《辭海》編纂進入新的整合階段。他確立和貫徹分科主編負責制，即給予各學科專家以充分的話語權；他堅持重視《辭海》的科學性，對編寫質量立下經典性的要求：沒有外行話；沒有外行完全看不懂的話。 1965年，《辭海（未定稿）》出版，為中國規模百科全書詞典的編纂出版揭開了新的一頁。
「文革」中，陳望道處境很困難，但從未停止學術研究的思考。暮歲之際，他先是發表了關於現代漢語單位詞和探討漢語提帶複合謂語兩項研究成果，接著又在病榻上進行了《修辭學發凡》重印的修訂，更是完成了遺著《文法簡論》的定稿。
求化
關於學術，陳望道說，「學就是原理，術就是應用」。研究科學原理，是對真理的追求；應用科學原理來實踐，就可以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陳望道總是從社會文化生活，尤其是語文生活需要解決的問題著眼來做學問，但他絕不會急功近利、粗製濫造，更不會曲學阿世，使學術功利化、低俗化。 《修辭學發凡》歷十餘年而成書，《文法簡論》也是累積了幾十年的思考，就是最好的說明。這正體現出一個學者應有的學術精神──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功利。
陳望道與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的青年教師在一起。圖片由作者提供
陳望道治學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辯證地對待中與外、古與今、破與立、事實與理論、繼承與創新等關係，致力於融通古今中外，進行學術創新。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法革新討論中，他就提出了這樣的主張：「根據中國文法事實，借鑒外來新知，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後來，他又多次闡述說，「我們研究語文，應該屁股坐在中國的今天，伸出一隻手向古代要東西，伸出另一隻手向外國要東西。中國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們的學術研究裡面”，使“我們的研究有我們自己的樣子”。陳望道所倡導的這種學術取向，或許可以概括為「古今中外法，學術中國化」。
陳望道說：「科學的基本態度是實事求是，以事實驗證學說，從事實締造學說。即使想要改革事實，也要從事實出發，從事實裡面探求改革的方案。」他一再強調，研究漢語的規律，要從漢語本身的事實出發，絕不可用外國的或古代的成說成論出發。如不能用西方文法的「形態」理論來套漢語的事實。在1950年代，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被國內學術界奉為經典，陳望道當時就指出其關於語法的定義（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並不適用於漢語。在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不少人主張修辭學有階級性，陳望道則從修辭學的事實出發，明確提出“不要從修辭學中去強調階級性”，表示自己在學科裡不講階級性。這表現了他不唯上、不媚俗的實事求是態度和學術勇氣。
「古今中外法」有助於克服學術研究上的片面性與門戶之見。正如陳望道所言，五四以後，在文化學術界常有中外派和古今派的對立。通外文的，講中外就會「據外論中」乃至「以外律中」；通古學的，講古今就會「據古論今」乃至「以古律今」。外國的今學與中國的古學，方法既相差很遠，思想基礎也不相同，難以匯合。陳望道則提倡把屁股坐在中國的今天，從同一個實際出發，用新的原則和方法將兩派合流成「古今中外派」。這樣，也就自然形成“古今中外法”，而可以在文化學術上避免“崇洋”和“復古”的偏頗。在文法革新討論中也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偏向於中國古說，一種偏向於外國今學，而陳望道對於不同傾向的意見從不簡單否定，或絕對肯定，而是以“古今中外法」分析其中各別有用的東西，融合不同意見而提出比較全面的看法，所論就比較「平允周致」（葉聖陶語），而日本學術界的朋友評價文法革新討論中「陳望道的論文最為精彩」（見王立達《漢語研究小史》），大概也是有見於此。誠然，陳望道的功能說也正是誕生於這種古今中外法之中，至於他修辭學體系的建立，也正是體現了他對古今中外法的成功運用。修辭史名家鄭子瑜評價：在中國現代修辭學建立過程中，陳望道是真正採用科學方法「徹底將中國修辭學加以革新，把中國各種修辭現像做過歸納功夫，寫成了一部有系統的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專書的」第一位修辭學家。又在分析說明陳望道在修辭學上擷取吸納一部分外國研究成果後指出“陳氏的修辭學仍舊是他自己的修辭學”，“同時也是中國的修辭學”。正是這樣，陳望道對古今中外法的運用，絕不是古董、洋貨的片段雜陳，而是融通中外古今的有機統一，是一種創造性的學術勞動。可以說，「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創造法和革新法。
陳望道提出語言學研究中國化，是有感於當時的「普通語言學」大都是以西方語言為中心而立論的，而缺乏對漢語特點的認知和概括；而有些人還用這些理論來套漢語，研究漢語卻在西方語言學的理論架構及其術語系統裡亂翻跟斗。所以，他認為探討漢語的本質特點，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和術語系統，就是要“中國化”，而這樣我國的語言學才能“較快地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學術中國化，是“古今中外法”可以和能夠達到的一種學術“化”境，即其學術形態是“我們自己的樣子”，也就是說其理論框架和話語系統是我們自主建構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先生的學術論著如《作文法講義》《修辭學發凡》《文法簡論》都是追求這種化境的成果。當然，學術中國化或說本土化、民族化，並非是、也不可以是簡單地回歸原來的舊傳統，而是要在傳承中作與時俱進的革新，更要具有國際視野和時代精神。所以，陳望道先生說：「學術上閉關自守不求新知是行不通的，而盲目崇洋照抄照搬也是不行的。」當今世界，正在形成人類共創、共有、共享的現代國際文化，與此同時，各地域、各民族文化仍在發展中。我們所期待、所追求的是文化學術上國際化與民族化的接合與融通、現代與傳統的接合與融通。陳望道先生的學術研究取向，正是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啟發與導引。
資料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