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貧道”，姜鈞（謝先銘）先生說：可以這麼說，這是道士“自愛不自貴”的謙稱，認為自己道行不高。但是若因此認為道士就應該隱姓埋名，守住貧窮，不思進取，那就是對老聖智慧的歪曲和褻瀆，詆毀和誣陷！
為何這麼認為呢？姜先生說：“道士”者，為道之士也。士，通古今，辨然否也。即是說：道士乃是博古通今、懂得審時度勢、明辨是非、善於自我選擇的高士、“智慧達人”，不能認為出家念經的都堪稱道士，更不能認為修道者就得甘守貧窮，與世無爭。
老子因史料匱乏被司馬遷稱為“隱君子”，不料被後人演繹成“出世者”
姜先生說：後人對老子其人其作《老子（道德經）》的誤解、曲解，除了魏晉玄學千餘年的影響之外，還與三教的分分合合，相互借鑒有關，更與司馬遷的記載有關。
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國以外的史書檔案蕩然無存，西漢初年，歷經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直到武帝等時期，雖經官府多方搜尋，所得者也不過滄海一粟。司馬遷遍訪各地，但對於老子事蹟的考察卻無法詳備，只好廣徵先秦諸子零碎記載，加之坊間傳聞，以“或曰”“或言”“蓋”等不確定說法來充實老子資料。因此有了廣為流傳並被當作「信史」的記載：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因為“世莫知其然否”，所以只好說老子是一位“隱君子”，這是司馬遷的無奈之舉。可是後人卻以此為據，對老子進行了“出世”和神化的各種演繹。這是司馬遷始料未及的。
事實上，科技發達的西方世界普遍尊崇老子及其思想，英國生物學家、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他的說：“道家對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與希臘相媲美……並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道家有一套複雜而微妙的概念，它是後來產生的中國一切科學技術思想的基礎。”
老子說，只有權力接受社會監督而不生事，天下人才會富裕
姜先生說：老子沒有說過要人要守住貧窮的話，叫人貧窮純屬愚民教化思想，而老子沒有愚民教化思想，他只有「愚君」思想。在《道德經》的脈絡裡，「愚」與「知」是一對反義詞，「知」喻指心機智巧、權詐。
比如20章“我（聖人）愚人之心哉”。 65章又說：“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夫民之難治也，以其（君主）知也。故以知知國，國之賊也；以不知知國，國之德也。”
那麼如何才能讓天下人回歸自然而致富呢？老子說得很清楚、很果斷：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欲無欲而民自樸。 」
所謂禁忌，就是侯王出於一己之私而設立的所謂“禮法道德標準”，這種規範標準越多，民眾受到的束縛就越嚴重，民眾因此喪失自由和創造活力而陷於貧困。
所以民眾貧窮不是「自然」的，而是「天下多忌諱」造成的。事實上，萬物沒有甘心受約束的，人更是如此。
文中的“我”與“民”，對應於“道”與“萬物”，“我”能“無為”、“好靜”、“無事”、“慾不欲”，“民”自然會“自化”、“自正”、“自富”、“自樸”。
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就是權力者無為，不強制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讓民眾“自化”即自由發展，這正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為道要求；
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就是權力清靜淡薄，民眾不走歪門邪道，行為端正而有正氣，因為“清靜為天下正”，權力守靜是天下正義的基石；
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就是權力不因“貴生”而“貴難得之貨”，對下橫徵暴斂，施行盤剝，民眾自然會富裕起來；
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當權者無私無欲，不拋出名利誘餌，“使民心不亂”而民眾歸之於自然淳樸而自律。
老子在這一章指出“民彌貧”的根源在“侯王”，即“我有事”，是權力所規定的各類禁忌行為，老子在77章又說：
“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為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貴生。”
人民的飢餓、動亂、輕死，是因為「其上」重賦、有為、厚生。
老子希望侯王要“愛民治國”，不要“有為”而滋生事端，讓百姓失去自由和創造力，而應該以“以百姓心為心”，讓人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才能“眾人皆有餘”，這樣的侯王，才能“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皆樂推而弗厭也”。
老子注重社會財富的積累，為何卻遭到世人的誤解
姜先生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任何一家反對社會財富的積累，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最講究等級秩序，但並不妨礙他追求富貴而討厭貧窮，只要能掙錢，哪怕是個為人執鞭開路的小士也不在乎，前提是必須合乎道義。
佛陀說：「以財物利益事，攝受眾生。」只要能弘法利生，錢財也是多多益善的。
道家沒有等級意識，“聖人恆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是謂襲明”，“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而《道德經》要論述的重點“無為”，強調的正是讓大眾監督權力，讓權力釋放能量，為百姓鬆綁：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民眾不受權力約束會自由發展，自由創造財富，可見“無為之益”，一是讓權力者從控制百姓的勞碌中解脫出來，二是讓天下百姓獲得自由而創造財富。
老子還說：“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財富乃天下之財富，非一家一人之財富，惟有掙脫權力，周流天下，才符合"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法則。
但是，三家重視社會和個人財富積累的主張被後來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尤其是宋明理學思想給稀釋了，程朱要“存天理，滅人欲”，朱熹說，仁義忠孝就是天理。元代以後，天理被極端化，仁義忠孝被模式化，仁義就是一切，錢財就是罪惡。
同時，宗教出於民眾的修行需要，當然會對老子思想進行選擇性改造、嫁接、拓展，強調的重點由國家治理轉移到個人修行，這是由宗教的性質決定的，並沒什麼是非對錯。
但是，由於三教思想在社會上的影響深遠，所以凡說到老子思想，往往會給人一種只重個人精神層面的煉養，而不重視個人才能發揮的印象。事實上，實現個人價值的「無不為」目標，才是解讀《道德經》該注意的問題。否則，就會偏執偏信，不只會曲解《道德經》，更會宗教化老子。
老子的「不爭」是指強者不與弱者爭，「不爭」是強者的自然選擇。
姜先生說：普度眾生、離苦得樂是自己先樂，才能帶動大家一起樂，這才是「道」；自己精神上、物質上都一貧如洗，又沒有一技之長，不能惠益眾生，你度誰啊？
所以，不要以為入了道了就可以“安貧樂道”了，那是大糊塗！貧有貧道，富有富道，我只希望人人富有，只要“成功而弗居”，不“貴富而驕”，就不會“自遺咎”。
同時，姜先生提醒說：老子不讓任何人“與世無爭”，所謂“不爭”本指侯王不與民爭，強者不與弱者爭，是“知其雄守其雌”的不爭，因此「強」是前提，「守雌」是強者的自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