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聖誕節倫敦家中,全家福:右起傅聰、張小青、卓一龍、傅凌霄、傅凌雲、朱慧明。 (卓一龍供圖/圖)
這幾天老天「眼」下雨沒有停過,雨點颮颼敲打著玻璃窗滴答、答滴,令人心碎。天冷夜長的北歐,北風呼嘯搖動著窗外的老松樹,剛才,我站在窗前久久凝視著,耳邊響起傅聰的長嘆聲,哎--!
聊天時唉嘆氣是傅聰一貫的情緒表達,他早已養成習慣,習以為常不自覺,他在人生的歷程中,憂心的事、在乎的人、承載的包袱、內疚的心結、家庭的巨變、追求的完美,都太沉重、太龐大、太繁多、太勞累……但有幸的是他對音樂的「愛」以及對愛的毫無保留的謙卑和奉獻,精神和理想上無止境的追索支撐了他的一生。
一
認識傅聰是一九六二年,到香港不久,朋友林楓是上海人,和傅聰在上海是舊識。當年傅聰經常在香港演出,離他最愛的祖國——家和親人,一步之遙但有家歸不得,他對祖國的一切都關心,從政治到普羅大眾的民食民生都牽掛。林楓知道我剛離開內地不久,就約了傅聰一起在他家聚,傅聰完全是個性情中人,不拘小節、喜怒溢於言表、熱情、透明、真摯、好辯、獨一無二,叼著煙鬥講到興奮處,他慷慨激昂、眉飛色舞,哇哩哇啦的響聲,好像連房頂都可以掀起來。每次有機會相聚都無拘無束十分愉快,講話投機就會投緣吧,至今算來有五十八年的緣分,不會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生命終止時緣盡。這幾天聽他的錄音和看訪談視頻,感到他的腦仍然永遠在思想,心仍然永遠在感受,那份赤誠、投入和對音樂的癡情,無以復加的美和精彩!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歐洲旅行,不超過二十六歲便可以享受長達兩個月週遊列國的優惠火車票。一九七年夏天,離我二十六歲生日還有幾個月,趕緊把握機會,由洛杉磯飛往巴黎,第一次踏上了歐洲大陸。在巴黎受到了趙無極的熱忱接待,最佳導遊帶我參觀了巴黎的各重要景點。一週之後第二站是倫敦,傅聰說家裡有許多空著的客房邀我去住,他怕我人生路不熟,來機場接了我。
一週的近距離接觸,我才了解到在倫敦家的傅聰和在外巡迴演出中的他,絕然判若兩人,令我十分震驚。記得最清楚的場景是一踏進門,整個屋內昏暗陰氣沉沉,因為家中的窗簾是拉上的,他的表情和語氣也同樣是陰氣沉沉:「哎——我一個人的時候怕陽光、怕亮,你如果不習慣,自己的那間房可以拉開窗簾,已經收拾好了。小時,其他都沒有心思。倫敦的景點他都沒有去過,所以也無法給我當導遊,又一聲嘆息:「哎——!」看他一臉的苦笑和愧疚的語氣,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那時剛開始復“功”,在電影界七年沒有練舞,一九七〇年到美國後認識到回到本行舞蹈,才是我自食其力的唯一出路。這個年紀想要復「功」沒有任何捷徑,唯每天獨自苦練,無伴也無伴奏,幹疼、乾累、幹熬,一年下來復「功」的成績使自己恢復了自信,所以即使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鬆懈。於是打定主意,傅聰練琴時就當彈奏的音樂是在伴奏,在同一個屋簷下也是個伴,就不會感到復功的干苦。傅聰欣然同意我這個「鑷」主意,當然我不可能練舞八小時,練舞之餘伴著他的鋼琴聲燒上海家常菜,等他一天工作結束歇下來吃飯聊天喝茶(那時我完全不會喝酒)。傅聰離婚後的單身漢生活簡單得出奇,罐頭肉醬、罐頭湯、水煮蛋,其餘他不會,現在每天有家鄉的熱菜熱湯,有人做伴聊天,他陰氣沉沉的臉好像慢慢地舒展起來。
傅聰最大的痛苦是一九六六年父母自殺雙亡,巨大陰影始終糾結著他,他不開窗簾不透陽光,完全是在自責自罰作繭自縛,直至他辭世,始終無法走出夢魘、內疚,罪與罰撒下的天羅地網。
那次探訪傅聰有兩件事印象最深:其一,聊天時我們在談人生價值觀時,傅聰告訴我父親傅雷的家訓——修身指南:原則是第一先做人,第二藝術家,第三音樂家,第四才是鋼琴家。傅聰說:「我認為這個職位次序排得很對,也是我為人行事的座右銘。」那時,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傅雷家書》十年後才出版,當年親耳聽傅聰既理性又感性,雙眼發亮地向我道來,這條真知灼見讓我牢牢地記住了。如今,已經五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依循這個家訓給予的指南,在前行的道路上要求自己。
其二,英國藝術評論家Jonathan Benthall是雕塑家蔡文穎的知音,文穎知道我要去倫敦,從紐約寫信要Jonathan盡地主之誼,Jonathan知道我住在傅聰家,非常欣賞他的音樂,便建議邀請傅聰同往他家晚餐,意外的是傅聰欣然同意了。
猜想Jonathan大概拿出了看家本領,做了幾道精緻美味菜式,吃到最後一道甜點時,主人終於可以坐下來陪客人聊天了。彬彬有禮的主人跟傅聰一樣對政治有興趣,他們高談闊論,我英文有限根本插不上嘴。主人小聲細氣而客人聲大氣粗,出乎意外的是,沒談多久,傅聰就按捺不住“光火”,猛地站起來調頭就走,主人束手無策尷尬地站在飯桌邊,我恨無地洞可鑽,只好邊跟著傅聰撤退,邊連聲向主人道歉。回到家中,傅聰邊抽煙鬥邊批評:「西方上流社會其實最俗氣,裝模作樣地空談政治、高談文化,談得天花亂墜……」一會兒他又唉聲嘆息地自責起來。
料想不到的結果是尷尬事居然變成了喜事,不久Jonathan在一個社交場合見到傅聰前妻Zamira Menuhin,想她會是知音罷,於是把他耿耿於懷的不愉快,跟一位首次相見的人和盤托出,從那次起,他們開始約會進而步入婚姻。 Jonathan對傅聰和Zamira的兒子傅凌霄視同己出,傅聰一直慚愧又內疚,後來跟我說:「老實告訴你,Jonathan是位紳士,身為父親的我自嘆不如!哎——我更不能與我父親相比,尤其在督促兒子學習中國文化和做人方面,他盡全力要把我培養成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他的愛太偉大了。童年…」「這也是我心中一直想問你的問題,看了《傅雷家書》我很感動,對你父親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是,你作為兒子應該是會'吃不消'吧? 。傅聰隨著吐煙又吐了一口氣:“哎——!”
二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是與傅聰接觸最頻繁的幾年。
一九七九年,傅聰回國參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置儀式。此後,傅聰開始在中國頻傳演出、教大師班;我也開始經常性回母校教學、表演。那段時間,北京又恢復了不少民間表演藝術的演出,我特別喜歡,拉他同往,這才發現傅聰藝術趣味很廣,興致勃勃地看演出,無論梆子、皮影、說書……他都看得起勁,眉開眼界笑地說:「外國的啞劇差遠啦,怎麼能跟中國的戲曲比?」他欣賞那種原汁原味、大俗大雅的民間鄉土氣息。
一九八二年,在母校北京舞蹈學院為教學排練舞劇《負、復、縛》,邀請了當時還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的譚盾作曲,結果有一次意外地收到與舞劇毫不相干的《鋼琴八首》錄音帶,一種莫名的感動,使我馬上產生了要用這音樂編舞的衝動。不久,我打電話給遠在倫敦的傅聰報告,並將錄音寄給他,傅聰聽後喜出望外地告訴我:「嗨,你看中國還是有人才的!」譚盾說:「三個月後我居然收到了傅聰先生對一個學生的來信,信封裡還有一盒他演奏我習作的卡式錄音帶……我心裡的傅聰,一個溫暖的好老師,一個偉大的音樂詩人,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和人。熟悉了,但聽他演奏時又感到那麼陌生,好像頭一次聽到,他對音樂的詮釋獨到,有重重的弦外之音。
一九八二年,我被邀請擔任香港舞蹈團第一任藝術總監,在香港需要有個固定住處。父母在香港的房產中九龍美孚新邨正好有屋閒置,我就乾脆請好友「小北京」(藝名方盈)把三房兩廳改修成一房一廳,房子裝修得就如其人:簡約、低調、樸素、實用、舒適。記得入住後不久,傅聰來訪,感到公寓有份安寧、「老宜宜」。他抱怨自己整天在跑碼頭,機場──音樂廳──練琴,苦不堪言;我當然了解他的苦,自己也是機場──劇場──練舞。當時「江青舞團」在紐約,所以與香港政府的合約是四次來回,一年只需要在香港工作六個月,時間由自己安排。於是我給了傅聰一套鑰匙,告訴他只要我不在,任何時間他都可以來使用。傅聰馬上拉著我租了一架鋼琴搬來我家客廳。美孚是一般老百姓住宅區,他毫不在乎,說這樣最好接地氣,自己在香港經常有活動,比起住旅館愜意多了。
一九七九年傅聰、傅敏兄弟分離二十一年後重逢,因為父親打成右派,傅聰出走,使傅敏受盡煎熬和打壓。傅聰對弟弟的遭遇萬般心痛,也怪罪自己,感到虧欠太多,希望能盡力彌補。傅敏是位好英文老師,於是傅聰邀請弟弟到英國住一段時間進修。在傅聰家裡,傅敏看到了哥哥珍藏的父親來信,於是開始細心、耐心地一封封整理,沒有傅敏不懈的努力,相信我們不可能看到影響了中國好幾代的《傅雷家書》 ,樓適夷先生在序中說得最精準:「我們不是看到傅雷為兒子嘔心瀝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嗎?」《傅雷家書》從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出版開始,到現在已經印了幾千萬冊,傅聰曾經跟我說:「這完全是傅敏的苦勞和功勞,這方面自己太不像話,只曉得練琴,版稅所得應當一概全歸傅敏。
記得一九八〇年我隨丈夫比雷爾去倫敦開會,兩兄弟到旅館來看我們,才知道傅敏在倫敦已經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而哥哥練鋼琴永遠是首要任務,所以倫敦的名勝古蹟弟弟一個都沒去過,於是傅敏跟我們一起當了幾天倫敦遊客。一起玩時傅敏聊到了整理信件時的複雜心情,看了信才知道父親對傅聰如此偏愛,他說沒想到哥哥去國這麼多年,現在比起爸爸來更極端、更固執、脾氣更暴躁,父子兩人的個性太像了,而那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傅聰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浦東海港陵園福壽園,傅聰、傅敏兄弟兩人合寫悼文送父母骨灰入土,青白色的墓碑上錒刻著傅雷當年寫給傅聰的信中的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悼文由傅敏念:「爸爸媽媽,今天你們回來了。著我們,一定要努力,要把產生這個悲劇的根源剷除掉!
三
最後一次看見傅聰是二〇一六年,我為了寫《說愛蓮》赴倫敦收集材料兩次,他跟戴愛蓮先生在倫敦是打橋牌牌友,一九五三年參加東歐「世界青年聯歡節」時就相識,激賞戴先生依心而行、率真的性格。我住在他家,才意識到傅聰練琴的時間更長了,至少每天練12個小時,早上七點聽到琴聲就知道他已經開始了,早餐後他帶罐酸奶加一個水果上樓當午飯,要到開晚餐了,才會下樓來,有時還要叫幾次他才會停止練習。他解釋年紀大了,手指越來越不聽使喚,越彈越覺得音樂中的學問無止境。他家裡三層樓共有大小六架鋼琴,彈累了就換架鋼琴彈,這樣就不會覺得枯燥。太太卓一龍是位非常出色的鋼琴演奏、教育家,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任教,很心疼傅聰每天這樣勤學苦練,感到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開始學琴晚沒有童子功,而如此折磨“懲罰」自己,傅聰我行我素當耳邊風。卓一龍私下要我去勸解,我當然可以用舞者的經驗跟他談過度練習對身體的傷害和勞損,傅聰一聽就猜到一定是卓一龍的主意,就會大發雷霆。我說:“你就是一枚砲仗,怎麼一點就炸。”
那段時間晚餐之後傅聰都在客廳一角,批閱胡明媛研究傅雷的英文博士論文「Fou Lei:An Insistence on Truth」(傅雷:堅持真理)。我想這就是兒子傅聰的擔待,他早已經不是《傅雷家書》中的男「孩」了,如父母天上有知,定會無比的驕傲和欣慰吧。
疫情期間想到有陣時間沒有跟傅聰聊天了,十月三十日晚間打電話去問候一下,太太卓一龍接聽,說傅聰已經早早休息了,我十分納悶,因為晚飯之後一般他看網球,是令自己放鬆的時刻。卓一龍告訴了我傅聰近況,耳朵失聰,由於背部兩次開刀後無法練琴很沮喪,最糟糕的是他開始對一切採取自暴自棄的態度,反應也開始遲鈍起來;唯一使他開心的是二兒子凌雲和媳婦Milly,給了他第一個孫子傅凌波,是傅聰給起的名字,那天孫子週歲生日,來祖父母家一起慶祝,傅聰心花怒放。那天卓一龍又自責她的中文不行跟傅聰交流有欠缺,希望我作為老朋友多勸解勸解他,不要如此悲觀和抑鬱。臨掛電話前她加了一句:「明天傅聰跟你打視訊電話時,你要做好精神準備。」聽後我心裡一沉。
隔天中午傅聰與我在視訊通話,他的頭髮依然如故,梳理得紋絲不亂,但人顯憔悴,目光已經失去了往日的炯炯有神,互相用上海話問候後,我問:“你每天忙些什麼?如何打發疫情期間的時間?”
「我不能彈琴就不能思想,如同行屍走肉!」傅聰苦笑著說。
「不要胡說八道,你才八十六歲,年紀不大,我媽媽九十九了,腦子還很清楚,生活還能夠自理……”
打斷我:“你怎麼那麼清楚我的年紀?”
「對我最容易啦,還記得你慶祝五十歲生日時在倫敦的演奏會請了我嗎?那年我懷孕,我兒子漢寧的歲月加五十,不就是你的年齡了?”
「哎呀——老了老了,我現在跟你通電話要用助聽器,對音樂家來說,兩個耳朵都聽不見了,真可怕!”
「記得你七十時,還說:『我怎麼覺得自己像十七?心理上真的不覺得自己老!』你應該永遠保持這樣的心態。我也老了,現在就是得設法自得其樂。
「不能彈琴我真的不知道該幹嗎!一早起來晃晃悠悠,腦子裡一片空白過一天。很奇怪,一不彈琴連音樂都怕聽……”
我倒抽一口氣:“這怎麼可能?我看你氣色不好,每天再做氣功,可以幫助你恢復……”
打斷我講話:“哎呀,我記不得練氣功的程序了,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
「你練了氣功近二十年,程序又不複雜,怎麼可能忘了?那打太極呢?」
“忘了,什麼都不記得了,哎——”
聽到他唉嘆氣的聲音,我就轉了個話題。
「你有這麼多豐富的人生經驗,那麼多故事,一定要寫下來,至少錄音錄下來,沒有人可以寫你,太複雜了也說不清楚。這不是一個有意義的項目你可以慢慢做嗎?
「哎呀——百年之後人家愛怎麼說我,反正我也管不了了。相信百年以後,說我的事情一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亂七八糟的、毀譽不同的說法。反正這些都是身不由己、身後名利的事,哪能顧上這些? 都無所謂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想到了《傅雷家書》英文翻譯出版的事,他一直很上心,問他情況,不料他回答:「哎——結果困難重重沒有能夠出版,但現在我認為已經過時了,哎——應當就算了吧。
四
十二月十二日接到卓一龍電話,說自己三天前和傅聰同時因新冠肺炎入院,今天出院了,但傅聰大概要等到二十三日聖誕節前出院。我問了詳細情況後告訴了兒子漢寧,他在一線急診室當醫生有經驗,說聽情況應當出院沒有問題,要我不要急。我如實轉告卓一龍要她心寬。
出院的時間一天天延後,我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揪緊,二十八日上午與卓一龍通了兩次電話,她說下課後下午就去看傅聰,然後會給我電話,結果當晚接到的是卓一龍證實傅聰過世的消息……悲痛震驚之餘,我們想:能想像傅聰願意繼續活在一個沒有音樂的世界嗎?
這幾天常常跟卓一龍聯繫,使我感到釋然的是她有音樂做伴療傷。卓一龍告訴我,將在一月二十日火化,只通知近親,選傅聰此生最愛的三首樂曲播放,伴送他駕鶴「東」去。四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是他們相識之日,選這一天是永遠的懷念。
傅聰熱愛中國古詩詞,那天我會默悼一首詩──送傅聰。
李白《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裡徵。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傅聰一生追求完美,但他堅信世界上沒有完美,完成完美唯有死亡。那麼現在他完成了完美,可以安心長眠了。卓一龍和傅敏都認定唯有中國才是傅聰理想的長眠之地,他深厚的中國情懷,他血脈中流淌著跟他分不開的中國文化,故土難離,唯有回到他夢寢難忘的父母身旁才能長眠安息!
2021年1月9日於瑞典
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