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參與 國人旁觀
什麼叫邊緣人呢？就是遊走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人，他自己說是兩腳踏兩種文化──中西文化。
有一個人類學家講得比較好，他說這種邊緣人不但自己要會穿中國鞋走路，還要知道美國人如果穿上中國鞋，將會怎麼走路。這才能算是邊緣人，對兩種文化都掌握得很準確。
林語堂有一篇雜文，叫作《記紐約的釣魚》。
文章裡面說七、八月的時候，星期日，海面上三五里之內都是小漁船、漁艇，釣魚的。當晚上漁火星星點點的時候，那是很好看的，也很壯觀。
那麼多的人在釣魚，但這裡面就沒有什麼中國人。
那是不是紐約的中國人少了？不是。當時在紐約的寓公是相當多的。
為什麼他們不去呢？林語堂認為，中國風景畫喜歡畫一個人在挑柴，或是寫詩的時候寫入一個釣魚的、捕魚的人，這是經常出現的。但這些畫家、士大夫，一般不會自己真的去打柴，真的去捕魚，他只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欣賞漁樵。
而外國人就不一樣，他喜歡參與。
所以你看，中國皇帝最喜歡看跳舞，但沒有看到哪個中國皇帝下到舞池裡去跟舞女一起跳。但你看俄國的沙皇，英國的女皇，他們就會到舞池裡面跟大家一起跳，這個觀念是不一樣的。
他們是樂在其中，我們是看著好看。
我們現在思想慢慢轉變，現在大家常說“貴在參與”，這恐怕就是進口貨了。
從這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林語堂對兩種文化都有比較深刻的理解，不然他就不會發現這樣一個題材，而且，這種理解往往都帶著一種批判的精神。
崇拜俠客 遠離好漢
我們講《水滸傳》，歷來都講官逼民反，《水滸傳》最著名的一句話叫「逼上樑山」。誰逼的呢？官逼的，官逼民反。
但林語堂講《水滸傳》就跟人家不一樣，他是從國民性這邊切入，從老百姓這個「民」本身切入。
我們中國人為什麼特別喜歡梁山好漢，特別喜歡俠義小說呢？他說，原因就在沒法治，沒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個人的利益都沒有一個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而自己又不敢去抗爭，挺身而出，所以第一要靠清官、青天大老爺，第二要靠那些俠客出來打抱不平，替自己解決問題，總之，等別的人來解放自己。
這是他認為國民性裡面的劣根性。那好了，你喜歡俠客也很好，但是俠客本身會惹是非，“俠以武犯禁”，俠客往往使用他的武力，結果觸犯了王法，那會連累家人。
大家都知道宋江，呼保義、及時雨，是個俠客式的人。他父親宋太公怎麼做呢？宋太公早早就到衙門去告他，聲明跟他脫離父子關係，就是怕宋江惹事連累了自己。
宋太公的心理當時比較普遍，整個社會都是這樣，這些好漢、俠客走光了——每一家都不喜歡俠客、好漢出在家裡面，就你推我搡地把他給推出去了。
他們往哪裡去呢？就流落到江湖，就要上樑山，就要入綠林，那社會上剩下來的就是怕惹事的、庸庸碌碌的平庸之輩，等到什麼事情又不平了，他們才記起那些被趕走的好漢。
那怎麼辦呢？那就開始羨慕之，景仰之，編戲、寫小說來崇拜之，想從這些俠義小說裡找回順民世界所失去的英雄。
這群人往往是自己病懨懨的，躺在床上看《水滸傳》，贊李逵，羨慕武松，歸根到底還只是精神上的嚮往，實際行動上，還是不敢挺身而出，不敢為自己爭權益。
林語堂進一步指出，這種國民性不是天生的，是長期的文化環境養成的。 他認為，宗法倫理社會沒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才會有這樣一個結果，所以他對家族很在意。
他認為家族是專門培養劣根性的東西，可見林語堂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可謂不深。
勘破中西 遊走邊緣
對西方文化，林語堂也有他獨特的理解。比如說，他認為西洋人有這麼一個毛病，不近情理，喜歡創立一種學說，然後就用這種學說解釋一切。
比如說基督教有一個理論叫「贖罪說」：人生下來就有罪，這輩子要去贖罪。這個學說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呢？
他說是建立在蘋果上。
我們知道，《創世紀》的第一章裡面寫亞當偷吃伊甸園的一個蘋果，結果被上帝趕出了伊甸園，人類從此就帶著一種罪，所以生下來就有罪，一輩子都去贖罪。
他說，這就不近情理，全人類就因為我們的祖先偷吃了一個蘋果，所以就要贖罪。他就認為，西方這個人或這個文化裡面，不近情理，其實是對西方文化的選擇。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因為從文藝復興時代起，人的解放就是西方思潮裡很重要的問題，人文主義和基督教的對立，焦點就在於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生下來就有罪。因為人有罪就是束縛，要解放人類自身，就要從「人生下來就有罪」這個東西做起。
所以，他這個故事後面，其實隱藏著對西方文化的選擇與批判。
正因為林語堂有對中西文化這種雙邊、感性的理解，所以我們稱他為邊緣人。
摘自 | 《領導文萃》2021年11月上
稿件來源 | 《閩南風》
本文作者 | 林繼中
責任編輯 | 井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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