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交會點新聞客戶端
學者簡介：
任平，1956年10月生，江蘇省高郵。哲學博士，江蘇師範大學原校長，現為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工程專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計畫評審專家。兼任中國社會科學期刊評估委員會馬克思主義理論專委會主任委員，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馬哲史研究會馬恩哲學思想研究分會會長。享有政府特殊津貼，曾獲全國優秀教師，省特貢專家、省教名師等榮譽。
主持或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項目6項，出版學術專著12部，主編叢書6個系列，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0餘篇，其中被《新華文摘》轉載20餘篇。獲得省會級社科優秀成果一、二等獎多項。
個人自述：
蘇遼在《定風波》詩詞中說：“一蓑煙雨任平生，何妨吟嘯且徐行”，彷彿“預言”了千年後我的如旅人生，煙雨茫茫，漂泊而動盪，人生驛站從高郵湖畔到鹽城，再到濱海，轉蘇州而上北京，歷徐州而最終折返蘇州。
人生每一處分明都是生命場域。人總是與他人共在，與場域互變中成長，不斷與往日告別，與未來牽手。繼之以哲學方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上下求索持恆致遠，是時代賦予的使命，也是我此生無悔的選擇。我欣慰，因為一路走來我的哲學始終在場，沒有疏離我的時代、民族、世界。我祈望，以哲思智慧為這個時代、這個民族、這個世界增添光明。
一本哲學辭典的啟蒙
記者：受何啟蒙，讓您選擇走上常人深感枯燥而艱澀的哲學之路？
任平：每每面對這個提問，我總會想起美國哲學家布萊克的話：面對紛擾的世界，你是沉淪於感性世界中當一頭「快樂的豬」呢，還是追求真理而疏離感性愉悅、成為一個「痛苦的哲學家」？我之所以走上哲學之路，在青少年時期接受哲學啟蒙純屬時代使然，卻成為我一生的選擇。
我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軍人。上世紀60年代，父親曾在一所蘇北農科大專院校任黨委書記，母親則任學校馬列主義理論教員。於是，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選集外，家裡就有了後來被稱之為幾本「蘇聯哲學紅色經典」之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科學院哲學所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兩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還有一本厚厚的蘇聯版《哲學辭典》，艾思奇本和孫叔平本教科書一應俱全。
小時候我曾問父親：什麼書的知識最厲害?父親從書櫥最上層架上拿出厚厚的蘇聯版《哲學辭典》在我面前晃晃，半開玩笑地說道：“你要有本事，將來把這本書看了，你就長大知識、算有大學問了。帶到小學，沒人翻開看看。儘管讀不太懂，但總覺得自己就快要接近「有大學問的人」的目標，尤其是其他同學都在讀連環畫時，儼然覺得在小伙伴們當中自己就是「最有學問的人」了。
辭典中有不少俄文字，我不懂，就請教初二、學俄文的大哥。他說，你要學俄文，先要學會捲舌頭發出「得樂樂」的音。我「得」不出來，很著急，狠勁地「得樂」一年，有時舌頭根都「得樂」腫了，連吃飯喝水都困難，但終於學會「得樂」了，我很高興。可惜文革突然爆發，俄文沒人教了，空歡喜一場。
哲學與生活，早年在我的人格深處結緣，成為貫穿我一生的存在方式。即便在1972年底高中畢業後不久成為農場插隊知青，幾卷馬列著作，兩本康氏教科書、蘇聯版《哲學辭典》也隨身相伴。勞動之餘，青燈黃卷，雖苦猶甜。
記者：從一名農場知青到幸運地成為一名大學生，跨入蘇州大學前身的江蘇師範學院政史系的大門，放下鋤頭拿起書本，您最大的體悟是什麼？
任平：進入大學最令我興奮的是獲得了系統學習哲學的機會。 1977年3月，我進入江蘇師範學院政史系讀書，許多課程使我獲益良多。我幾乎不知疲倦地借閱當時在學校圖書館裡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哲學書籍，每天我給自己規定的讀書任務是40頁，不讀完就不睡覺。那時我們在學校文科大樓裡有固定教室，通宵不熄燈，所以我可以每天熬夜讀書到夜裡12點或凌晨1點，經常成為堅守在教室裡的最後一人。最難受的是在每年悶熱的夏夜裡遭受密集的蚊子叮咬，上晚自習我總是穿著長褲，儘管如此，一晚上下來雙腿起碼有蚊蟲叮咬的百十個紅點。我堅持“不動筆墨不讀書”，逐字逐句抄錄重要語段，然後在筆記的一邊寫下自己的理解，力爭將書本的知識化為自己的理解。至今我還保存著當年讀書所寫的五十餘本哲學筆記，約700多萬字。
大學期間，董蔡時、陳志安、吳建國等許多大家名家給我們授課，以他們為榜樣，雖倍感壓力之大，但精神動力無窮。適逢“真理標準大討論”，吳建國與崔緒治教授聯袂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堅持實踐觀上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雄文，引起學界熱烈爭論。夏甄陶教授堅持實踐具有目的論的觀點，與吳建國、崔緒治兩位教授展開爭鳴，後來演化為由肖前、陶德麟、韓樹英、夏甄陶和吳建國等著名教授聯合組成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全國大學巡迴學術演講團，見解對立的教授們同台贅難、當場爭鳴，一時傳為美談。這也使我朦朧的人生剎那間樹起了一個學術標竿。我就邀約幾位對哲學有興趣的同學，學著當年的列寧，辦了一個油印周刊《星火報》，專門發表同學們的哲學習作。其中有一篇《經典作家筆下的「決定」範疇》一文，也被1981年第2期《江蘇師院學報》摘登，這是我平生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也成為我學術生涯的開端。
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
記者：讀書期間，還有什麼令您難忘的事？
任平：1984年秋，恰逢中國的改革轉場，從農村改革要轉向城市，轉向工礦企業和整個經濟領域。中央在北京召開數千人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項推動改革的劃時代文件。但是，其中有一個問題會議爭論得很激烈，就是文件中關於要「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一整套僵化的體制模式」。究竟什麼是「體制」、什麼又是「一整套僵化體制」?它與社會主義制度是什麼關係?會議討論了近10天，文件內容還沒有達成共識。
當時我正在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有一天晚上10點鐘，研究生會突然接到通知說中辦來人交代了一個課題，希望人大師生們在次日凌晨將“體制”與“制度”關係釐清，提交一個簡短的研究結論。聽到這個消息，部分教師和幾百個研究生群情振奮，抱著「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幹」的豪情與擔當，一起湧進兩層樓的學生食堂，大聲討論甚至高聲辯論，氣氛熱烈無比，一夜無眠，最終我們哲學系研究生提供了一個思想參照：比照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的說法，將制度比作“深層語法”，將體制比作“表層語法”，制度可以選擇不同的體制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正如可以選擇不同的表層語法為深層語法服務。
隔天凌晨5點鐘，我們按時遞交了研究結論，最終促使會議達成共識，文件批准頒發，一場轟轟烈烈的體制改革在全國由此展開。作為參與者，我們每個人似乎都在一夜間真正領悟了學術真諦：“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自己的學術與時代實踐同頻、與國家命運共振。我由此也想到：哲學不是封閉在書本里和課堂上僵死的形上之思，而永遠是時代的思想。
與許多同時代學者一樣，受中國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運動的不斷催化，從變革生活實踐中不斷獲得新的觀念，不斷沖刷我內心的傳統哲學底色，這一變革促使我自覺地走上哲學創新之路。根據我的哲學人生之路曾經關注的主題，大致可分成三個面向。第一個主題是中國現代性道路的哲學探索；第二個主題是交往實踐的唯物主義研究；第三個主題則是馬克思主義出場學研究。貫穿三方面的方法論自覺，則是三個研究範式：「反思的問題學」「對話」和「出場學」。
記者：哲學是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當下的中國社會，在您看來是怎樣的社會？您會用一個什麼哲學概念來描述？
任平：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與創新，必須立足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現實。而中國社會現實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凡原封不動地用「市民社會」理論來剪裁中國現實的理論闡釋，都會誤讀中國，得不出恰當結論。其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我們進入了一個「差異性社會」。
所謂“差異性社會”，是指在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人民在根本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等方向上趨向於一致，但是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階層利益客觀上有差異，有時差異程度較大。在生產力水準不均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差異將是客觀存在並貫穿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的。我們不能超階段地要求消滅一切差異，追求絕對平等。但我們堅決反對以不正當、不合理方式造成的差異。也要合理控制差異幅度，限高、托底、穩中，確保社會運作維持在合理區間，建構基本公平與比例公平疊加的社會結構。
出場學與「中國新現代性道路」
記者：您是較早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典範研究的專家，是什麼契機讓您注意到典範這個角度的？
任平：出場學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典範創新的必然結果。學界提出的教科書改革、文本文獻學研究、與中西方思想的對話、問題的反思等等，都成為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典範。毫無疑問，這些範式在多方面深刻破除蘇聯教科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僵化的理解方式，大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深化與發展。但是，客觀地評估這些研究範式，我們不能不看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著某種缺陷，沒有達到「與時俱進」研究範式應有的高度。出場學的理論旨趣在於促使哲學走向實踐、走向生活、走向歷史、走向差異，是反文本中心論、反僵化教條的研究綱領。遵循這一思路，近年來我在兩方面進一步推進研究。
其一，進一步凸顯「改變世界」的理論品格，強化對馬克思主義出場的當代脈絡與華語脈絡的研究。 「我們的時代」是當代哲學賴以安身立命的歷史基礎；對當代中國重大實踐問題的哲學反思，特別注重對中國本土發展哲學的研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安身立命之所。在今天，發展成為我們“改變世界”實踐的“第一要務”，也因此成為哲學關注的中心。正是發展凝聚著全體中國人對改善生存狀況、走向美好生活的願景，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也因此成為「發展哲學」輝煌出場的歷史舞台。
其二，更凸顯出場學視域的創新價值。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曾提出評判「進步的科學研究綱領」的三條標準：能夠吸納舊綱領中一切不受反駁的成分；能夠合理地解釋舊綱領難以解釋的反常事實；能夠更有效地預見新的事實。我想出場學也應具備這些特質。出場學並不是簡單消解其他研究範式，恰好相反，它強調其他研究範式的合理價值，但是希望能夠進一步深化和推進，能夠在出場語境、路徑的變化中來把握文本意義，展開對話、構建形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出場學才能成為具有中國原創風格的研究典範。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提出一個原創性概念「中國新現代性道路」。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您對此有什麼新的領悟？
任平：以「中國新現代性道路」探索為主旨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研究，是我學術人生的第一個主題，也是我始終不渝堅持研究的領域之一。中國新現代性道路超越了經典現代性的資本主義道路，超越了蘇聯經典現代性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個領域奮力實踐、全面開拓的綜合結果，是在世界複雜現代性脈絡中對後發國家走向現代化道路之問的中國解答，更是引領新全球化時代人類新文明發展的中國方案。
新現代性道路「新」在何處？我想有三個維度：一是用人民共同富起來超越了西方道路必然導致的兩極化、社會崩潰；二是用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之路解決了西方道路導致的人與自然關係全面崩潰的根本危機；三是用多元主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文明互鑑」的新全球化時代體系來取代那種導致全球分裂的單邊霸權主義的舊全球化時代體系。我們不走西方老路，而是用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新型市場化、新型民主化、新型社會化、新型文明化、新全球化之路建設一個具有「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鮮明中國特色的新現代性的社會主義強國。
貫穿百年黨史的主線，實際上就在於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領導中國人民成功開闢了順利通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新現代性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發展道路。沿著這條路，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必將成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的研究要關注這個主題和主線，深入探討中國新現代性道路的深刻內涵、歷史邏輯以及世界意義。這是我們身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個重大任務。
學會“摘桃子”，更要“種桃樹”
記者：對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您有什麼寄語？
任平：我們都是從青年過來的，一代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有一代人的話語方式、知識結構和興趣點，這個是必然的，但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我特別強調要在培養中註重做人與做學問、道德人格與學養功夫並重，學術知識和理論能力並重，知識學習和創新能力培養並重。我常常給學生們一個比喻，在科學研究上，不能光是為某一塊現成田園中的桃樹澆水施肥，最後待桃子成熟後摘下桃子放到自己的籃子裡，還要找到一棵新桃樹，找到適合它的新田園，將其種下，澆水施肥，待其長大，將桃子留給你的未來團隊成員去摘。這個問題，是青年學生治學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
我認為，青年學者在研究問題時要有四重座標感：第一個座標是時代座標。青年學者做研究，首先要從時代挑戰、時代需要出發，從國家和人民的急需出發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主題，打磨自己的核心概念與理論。第二座標就是學術史座標，就是要看你提出的問題在該學術領域裡的思想演化邏輯中的地位，是否屬於學術演化史之必然。一般說來，學術史與時代實踐呈現共進的關係。第一座標與第二座標有相關性。第三座標是橫向的空間結構座標，即看你所提出的思想、概念在既成的相關學科結構之中是否具有共通性或普遍意義。第四座標是未來方向的座標，看你創新的概念和理論對於未來學術的開拓性和走向趨勢的預見。哲學，源自於生活，源自於時代，源自於實踐。我們要專注在生活中的問題、生活中的哲學、問題中的哲學，然後才能有哲學中的問題，這個邏輯是不會改變的。
記者：您對江蘇社科強省建設有何建議？
任平：建設社科強省，是江蘇推動文化強省建設、實施科教與人才強省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江蘇在社科理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未來推進社科強省建設，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思想、文化、文明傳播中佔有一席之地，我覺得要做好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加強提煉“江蘇經驗”，融入“一帶一路”。從鄉鎮經濟，到「蘇南模式」、崑山之路等等，江蘇人民用勤勞與智慧，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蹟，其中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我建議可以出一些口袋書，透過一個個活生生的、具體的案例和故事，告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江蘇是怎麼發展的，其實這就是中國道路的一個具體體現，而且可讀性、啟發性很強。
第二件事情，加強文化引領。江蘇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例如，常州學派是在清代與吳派、皖派並列的一個著名的地域性學術流派，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等。我們要深入挖掘傳統文化的富礦，從中汲取養分和智慧。
第三件事情，加強現實關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玄學空談，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唯有把握時代脈動、跟上時代步伐、適應時代需要，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才能不斷出新出彩，更好擔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目前，改革發展任務依然艱鉅繁重，既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實際問題，就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發揮「思想庫」和「智庫」的作用，既引導人們「怎麼看」又指導人們「怎麼辦」。例如，江蘇製造業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好好規劃，特別是做好產業經濟和理論經濟融合的大文章。例如，如何樹立龍頭，重新製造成長機遇，這也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時代議題之一。
交會點記者 楊麗 陳立民
編輯: 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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