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寧
在杭州市解放路與皮市巷交會處的香溢大酒店店址，覆蓋了杭州近代史上一個著名的門牌——皮市巷3號，這裡便是中國第一代白話詩人劉大白的在杭寓所「白屋」所在地，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浙江地方組織的誕生地。
香溢大飯店皮市巷一側牆上鑲嵌的紀念牌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舊址（今杭高）
浙江省教育會（今已不存）
皮市巷3號的“白屋”，與位於浙江貢院舊址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浙江一師，今為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貢院校區）、位於平海街西塹的浙江省教育會，在杭城的地圖上，構成了一個幾乎等邊的三角形。這三個地點是五、四時期浙江先進知識分子的重要活動場所，它們共同成為了五、四時期杭州進步思潮與革命運動的策源地。
五四時期江浙大地風雲際會，住在杭州皮市巷的劉大白、沈仲九與在上海主辦進步報刊的沈玄廬、邵力子這4位紹興志士仁人誌同道合，在掀起浙江新文化運動高潮之後，又會聚上海親歷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創。他們既是時代的弄潮兒，更是勇敢的盜火者。
白屋：從紹興月牙池頭到杭州皮市巷3號
「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頭在手。/匕首復我仇，樽酒澆我愁。/一飲愁無種，一揮仇無頭。/匕首白如雪，樽酒紅如血。
「被秋光喚起，/孤舟獨出，/向湖心亭上憑欄坐。/到三更，無數遊船散了，/剩天心一月，/湖心一我。/此時此際，/密密相思，/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殘燈幾閃，/流螢幾顆。起一絲風,一翦波。湖心獨坐》1921年）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我不是愛那幅精緻的花紋，/祇是緩緩地/輕輕地/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我知道這郵花背後，/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歸巢的鳥兒，/儘管是倦了，/還馱著斜陽回去。/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頭白的蘆葦/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秋晚的江上》1923年）
「豆一雙，/人一雙，/紅豆雙雙貯錦囊，/故人天一方。/似心房，/當心房，/偎著心房密密藏，/莫教離恨長。」{/b }（《雙紅豆》 1924年）
光是這幾句詩，一個劍膽琴心的性情中人的形象便在我們眼前鮮活起來。劉大白（1880-1932），原名金慶棪字伯楨，紹興平水人。 16歲開始寫舊詩，1919年開始寫新詩，以《舊夢》（後重編為《再造》《丁寧》《賣布謠》《秋之淚》四部詩集）《郵吻》兩部新詩集聞名於世。
詩人1905年起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加入光復會。 1909年考取最後一屆拔貢，1910年春赴北京，是年秋與友人吳琛同飲於廣和居時，聽聞革命志士暗殺滿清朝貴的消息，即興題詩《我有匕首行》於酒樓壁上，署名「大白」：「我有匕首仇有頭，仇頭不斷生可羞；貪生可羞不如死，生死向前寧畏仇! ……仇無頭，大白浮，佐君豪飲君快不？ '劉'所以是中山'靖'王的後裔'，'漢'家天子的華'冑'。白從北京、南昌回到紹興後，住紹興城區獅子街月牙池頭，屋前書寫「白屋劉寓」門牌，「白屋」二字取自《漢書》六十四上《吾丘壽王傳》「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之句，取其「貧民之屋」之意。
辛亥革命後，劉大白任《紹興公報》主筆。光復會反清英烈徐錫麟遺骨安葬於杭州西湖孤山腳下，劉大白寫挽聯悼念，上聯為「讀春秋左傳，吳有胥，越有種；皆名報仇雪恥，奈何民族精神。成敗若弗論，潮汐往來，應慚後起」，下聯為「嚴中外大防，宋則岳，明則於；惜志尊王攘夷，難免家奴事業！ 英雄縱不朽，湖山管領，合讓先生」。 1913年隨著「二次革命」的失敗，劉大白因發表反對袁世凱言論而遭通緝，不久亡命日本。 1914年2月，經沈仲九牽線介紹，劉大白與久聞大名的沈玄廬在日本東京會面，遂成莫逆之交。
沈仲九（1887─1968），紹興東浦人，原名銘訓，早年入紹興府中學堂、復旦公學學習，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後結識沈玄廬，並成為其創辦的公民急進黨骨幹。早年，劉大白曾娶沈仲九的堂姊為妻，故兩人有郎舅關係。
沈玄廬（1883—1928），蕭山（舊屬紹興，今屬杭州）衙前人，本名宗傳，字叔言，後改名定一，字劍侯，號玄廬，署子丞，被孫中山稱為「浙江最有天份的人」。 1911年組織中華民國學生團，參加辛亥革命光復上海之戰。 1912年1月當選第一屆浙江省議會議員，在上海組織公民急進黨。 1913年，沈玄廬響應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失敗後遭通緝於1914年第二次流亡日本，將其東京住所取名“玄廬”，意在告誡自己處於黑暗之中，此後“玄廬」遂成其習慣用名。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沈玄廬、劉大白聞訊後，與李大鑷等人一起召集在東京留日學生成立“留日學生總會”，策動留日學生集體返國，抗議「二十一條」。因反日行動遭日本警視廳監視，沈玄廬與劉大白於2月流亡南洋新加坡、蘇門答臘等地。
1916年6月，袁世凱「洪憲帝制」夢破滅，沈玄廬與劉大白自南洋回國。劉大白受聘任《杭州報》主筆，居於杭州皮市巷3號，這是敬業的老房子。進大門有一下沉的小天井，一樓有廂房、堂廳餐室與廚房，一側樓梯上二樓。劉大白在居所大門一側依日式風格豎掛木質銘牌，刻有「白屋」二字 。入住皮市巷3號後，劉大白還刻下一方「尋常百姓」印章。沈仲九在杭州時也寓居於皮市巷。他們一起推動沈玄廬當選第二屆浙江省議會議長，劉大白出任省議會秘書長。 1917年6月，因反對北洋軍閥介入地方權力，呼籲“浙人治浙”，沈玄廬遭軟禁而避往上海法租界。 1919年起，劉大白、沈仲九一起聚集到浙江一師校長、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的麾下，與身在上海的沈玄廬一起助力經亨頤，在浙江激盪起新文化新思想的波瀾。
新潮：從一師教改到「一師風潮」
經亨頤（1877—1938），紹興上虞人，字子淵，時稱“浙省教育界之鉅子，革新運動之領袖”，“浙江文化運動的先覺者”。他執掌浙江一師10年，以「勤、慎、誠、恕」為校訓，力倡導「人格教育」。進入1919年，他以浙江省教育會和浙江一師為基地，在劉大白、沈仲九等人的鼎力襄助下，掀起了浙江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1919年1月，沈仲九應經亨頤之聘出任浙江省教育會會刊《教育潮》 主編，劉大白則應經亨頤之邀先後出任《浙江青年團五日刊》 編輯、浙江省教育會總幹事。 1919年2月，浙江省教育會在經亨頤主持下，將《教育週報》改為月刊，易名《教育潮》，由沈仲九任主編，劉大白、夏丏尊等任編輯。經亨頤也與沈仲九、劉大白策劃籌建浙江青年團，出版《浙江青年團五日刊》。 3月30日，浙江青年團召開籌備會，訂立「博愛互助，守法不欺，惜時盡職，耐勞尚儉，愛潔衛生」20字團約。 4月，浙江青年團於5日召開董事會成立會，《教育潮》第一期於25日發行。 5月，《浙江青年團五日刊》改為《浙江青年團月刊》 。劉大白先後發表《青年團與世界》《青年本位的青年團》《青年團與德謨克拉西》等評論，積極推進青年團的籌建：「青年團是社會教育事業，不比那學校教育，有學級的束縛，校界的隔離，不免抑制個性，妨礙群性；很可以順著群性的差別，叫他盡量的各自發展，順著群性的共通，叫他充分的相互團結，給他個完全發達的機會”，“青年團就是用教育的力量，輔導青年，完全發達他創造世界的能力，叫他成為世界的青年」。可惜的是，浙江青年團因董事會內部矛盾調解無效而未及運作便告解體。
五四運動爆發後，經亨頤與劉大白立即以浙江省教育會的名義致電國務院和教育部，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並引領杭州各校師生積極聲援。劉大白於6月在《教育潮》第2期發表長文《我的學潮觀》，全面闡述五四運動的意義，指出五四運動是一場「以人為本位」與「教育創造人事」的運動：「（一）是中華民國人民該有的事！（二）是中華民國人民人格的表現！ （三）是教育的實驗！ 是實驗的教育！ （四）是以前教育造成的後果！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上連載。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上海報界出現了新生力量，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星期評論》《民國日報･覺悟》 等相繼創辦。 《星期評論》週刊創辦於1919年6月8日，發起人戴季陶、沈玄廬等，社址位於三益裡17號（今濟南路168弄「翠湖天地」雅苑），1920年6月6日停刊，共出刊54期，刊發文章主要集中在勞工思潮、社會主義思潮、三民主義思潮、女子解放思潮、工讀互助思潮五大內容，發行量在高峰時超過3萬份，成為當時宣傳社會主義的重要陣地。沈玄廬也成為浙江一師進步學生的「精神導師」。 《民國日報》 自1919年6月16日起出版《覺醒》副刊，由邵力子擔任主編。邵力（1882—1967），紹興陶堰人，原名聞泰，又稱夙壽，字仲輝，筆名「力子」取自《後漢書》「遊子天所棄，力子天所富」。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 1917年11月10日，他以《突如其來之俄國政變》為題，在 《民國日報》上報道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成為中國介紹十月革命的第一人。 1919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在「一師風潮」前後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激勵浙江新文化運動。
7月13日，劉大白在沈玄廬創辦的上海《星期評論》第6號上發表《思想的監獄》：「一個孩子，才生下地，就把他的思想，判決了無期徒刑，永遠監禁在最高大最堅固最慘毒最黑暗的監獄裡。到死！聖先師、孔老夫子！ 那獄官卻是誰？
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在杭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亨頤提出「與時俱進」的辦學方針，聘請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李次九擔任國文主任教員，這就是浙江一師「四大金剛」。當年秋季學期開學後，浙江一師即啟動職員專任、學生自治、改授國語、學科製等四項重大改革。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之表識」。文言白話之爭正是新舊思想交鋒的突破口。 1919年10月，浙江一師和附小國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話，同時採用新式標點、注音字母，吹響了白話文教學改革的號角。 「四大金剛」們共同選編李大釗、魯迅、陳獨秀等人的白話文章為教材，以人生問題討論為中心，關注現代社會問題，關注學生身邊的日常生活。 「四大金剛」們共同製定《國文教授法大綱》，借鑒杜威「問題解決法」設計了白話教十個步驟：「說明——答問——分析——綜合——書面的批評——口頭的批評——學生講演——辯難——教員講演——批改'書面批評'”，師生共同研討、教學相長的民主精神由此生長。浙江一師學生、後來成為報界名流的曹聚仁有過這樣的追憶：「拋開先生講學生聽的老辦法，如舊式書院一樣，讓學生自由閱讀；教師只是我們的顧問。頂熱鬧的卻是開討論會，國文課變成了社會問題研究會。化書局出版的社會議題討論集、婦女議題討論集，便是我們的國文講義。四人合編）、《注音字母教授法》（陳望道、劉大白編）等。多年後，劉大白在《白屋文話》中仍以「鬼話」與「人話」來比喻文言與白話。八年後，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即浙江大學）成立伊始，身為大學區秘書長的劉大白即通令小學不授文言文、初中入學考試不考文言文，為全國首倡導，旋為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在全國以行政手段來剷除文言文在教育上的勢力，此乃浙江一師教育改革的持續與深入。
1919年11月，浙江一師學生俞秀松、施存統、宣中華等人創辦《浙江新潮》，主張社會改造。施存統受「四大金剛」的影響，第2期發表《非「孝」》一文，反抗舊道德舊禮教，掀起軒然大波。當局查禁《浙江新潮》，並下令開除施存統並解聘“四大金剛”，經亨頤拒絕執行。 1919年12月下旬，施存統、俞秀松等4位同學放棄學業，告別學校，離開杭州，於1月10日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的實驗。劉大白為四學生離杭賦詩《你們去了》：「你們去了！/我陡覺得眼前的光明，暫時減少，－－但也只是暫時，/我信那未來無量的光明，正在那裡創造。
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廳利用寒假將經亨頤免職調任，由此引發了震驚全國的「一師風潮」。杭州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浙江一師學生骨幹宣中華、徐白民聞訊，迅即聯絡發動師生提前返校，以「挽經護校」相號召，向官署請願示威，掀起學潮。其間，劉大白向省教育廳手書文言版《一師教職員挽留經校長呈文》，批評當局調離經亨頤，「實奪本校革新之領袖。窮其影響，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同時執筆白話版《全體教員挽留經校長宣言》，聲明學校遵循“與時俱進”的方針，“時時有改革精神，時時過改革生活”，力陳挽經目的是為“維持本校改革精神，鞏固吾浙文化基礎」。
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夏敬觀起初對“四大金剛”十分鄙視，認為他們“學本無原，一知半解”，要求解聘“四大金剛”。但當他看到《一師教職員挽留經校長呈文》後，雖對請願內容不滿，但對該文的文筆文采讚歎不已。曹聚仁回憶說：「一師教職員呈教育廳挽留經校長呈文，即劉師的手筆，大為教育廳長夏敬觀所賞識，訪知出於劉師之手，便說劉師可以留任。」而劉大白對此一笑了之。
3月29日，省長齊耀珊派出500多名軍警包圍學校，企圖用武力驅散學生，關閉學校。 300多名學生圍坐在操場中，手挽著手，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壯志，抱「寧死在操場裡誓不出校門」之決心，與軍警展開對峙。劉大白、沈仲九趕到現場，與胡公冕、陳望道等浙江一師教員聲援、保護學生，勸阻軍警。杭州各校學生聞訊趕來聲援，衝破警察封鎖，進校與浙江一師學生會合，並肩戰鬥。
「一師風潮」得到了上海《民國日報》《申報》《時事新報》《新聞報》和北京《晨報》 等媒體連日報道。邵力子於3月31日在《民國日報》上盛贊浙江一師學生的鬥爭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晶！中華民國的元氣！」沈玄廬也在《民國日報》上發表《浙江學潮的面面觀》，文中轉引《申報》3月30日時評《屈服》：「學生苟堅持此順應世界潮流之公理以往，其不能與武力抗爭而至屈服者勢，而其心則終不肯屈服。也。
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當局被迫與學生重開談判，撤回軍警，收回解散學校的成命，並同意學生提出的「官廳任免校長須得學生同意」之要求。 4月17日全校復課。
如果說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是現代中國覺醒的標誌，那麼1920年的「一師風潮」就是一部杭州製造的連續劇，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迅捷和猛烈的呼應與延續。歷時兩個多月的「一師風潮」結束後，浙江一師學生自治會於1920年6月底編印了《浙潮第一聲》，以紀念這段歷史。劉大白為該書作序，在序文中指出：「我以為為了一種主義，和黑暗勢力奮鬥，如果當黑暗勢力很強的時候，免不了要受挫折，這些受的挫折，叫做犧牲，不叫做失敗。 ，一定有勝利的日子。 ，在未來也一定能夠喚起無數的後繼者。
火種：從《星期評論》社到「悟社」「任社」
（一）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間，
有一位拿錘兒的，一位拿鋤兒的，黑漆漆地在一間破屋子裡談天。
（二）拿錘兒的說：
「世間的表面的，是誰造成的！你瞧！世間人住的、著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錘兒下面的工程！ 」
（三）拿鋤兒的說：
「世界的生命，是誰養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鋤兒下面的結果！ 」
（四）他們倆又一齊說：
「唉！現在我們住的、著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沒好好兒的！我們那些錘兒下面的工程，鋤兒下面產的結果，哪兒去了！
（五）冬天！冬！冬！
遠遠的鼓聲動了！
勞動！勞動！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囉！
他們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朧的張眼一瞧，
黑暗裡突然透出一線兒紅。
這是什麼？
原來是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捲到遠東。
那潮頭上擁著無數的錘兒鋤兒，
直接要錘勻了鋤光了世間的不平不公！
呀！映著初升的旭日光兒，一霎時遍地都紅！
驚破了他們兩個的迷夢！
（七）餵！起來！起來！
現在是什麼時代？
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時完結了，
你瞧！這紅色的年兒新換，世界新開！
這首被後世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詩、最早的無產階級詩歌，便是1919年12月31日劉大白在杭州創作的《紅色的新年》，發表在上海《星期評論》1920年新年號（第31號）上。劉大白也因此成為中國第一個歌頌紅色革命的詩人。這一紅色新年的吶喊預告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將在新的一年揭開開天闢地的序幕。不僅如此，這期《星期評論》上還赫然出現了「希望我們無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大大的團結起來，提攜著那大多數的無識無產的體力勞動者，組織一個東方無產階級的大聯合來，迎著紅灼燒的太陽光，高呼，無產階級萬歲」（徐蘇中：《勞動會議與特殊國》）的字樣。與之相呼應，邵力子則在《民國日報》上發表《勞動團體與政黨》，提出「勞動團體應當自己起來做個大政黨」。
1920年2月19日，陳獨秀抵達上海，4月入住老漁陽裡2號（今黃浦區南昌路100弄2號），很快與《星期評論》社同人形成「中國共產黨的胚胎」。 3月27日，浙江一師俞秀松、施存統自北京來到上海，進入「精神導師」沈玄廬創辦的《星期評論》社工作。 4月4日，俞秀松這樣描述自己初入《星期評論》社的感受：「這裡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張都極徹底，我實在還算不得什麼。但是和愛快樂天真的空氣，充滿我底四周，真覺得做人底生趣。社「當時有：陳望道、李漢俊、沈玄廬、戴季陶、邵力子、劉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寶林（女）。施存統也在一起幾個月」。楊之華所記述的這10人，除了李漢俊，其餘均為浙江人。邵力子身為《民國日報･覺悟》主編，與沈玄廬、陳望道、劉大白、沈仲九保持著密切的互動，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就是邵力子牽線、戴季陶約稿的，劉大白在《民國日報》上發表大量詩文也是邵力約稿的。
1920年4月，「一師風潮」接近尾聲，經亨頤以「人格」故不願復任浙江一師校長之職，劉大白、陳望道等「四大金剛」集體辭職，於4月8日發表《為辭職事致學生書》：「你們以後，向著光明的路上努力為新文化運動奮鬥，千萬別攙一點替個人謀私利的念頭在裡面。那麼，雖然不免暫時的犧牲，畢竟能得最後的勝利。」隨後相繼離校。經亨頤、沈仲九和「四大金剛」等浙江新文化運動驍將中，只有劉大白繼續留在杭州。他之後三年的人生軌跡，也就是以皮市巷3號寓所「白屋」為基地，往返於滬杭和杭紹（蕭山）之間。這應該是他的皮市巷「白屋」成為志同道合者聚集、活動的杭州「紅屋」的原因之一。
劉大白、沈仲九、陳望道相繼赴滬，與學生俞秀松、施存統在《星期評論》社並肩作戰。他們與陳獨秀等一起發起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集會活動，之後參與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參加了籌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系列座談和會議。 1920年6月，俞秀松、施存統追隨陳獨秀發起創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組織──即後人所稱的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5位黨員之一。不久，沈玄廬、陳望道、邵力加入。劉大白、沈仲九雖然參與了籌備建黨的幾次座談和第一次會議，但終因思想和個人的原因，沒有留在黨的創建者隊列中。
劉大白儘管未加入中共行列，卻依舊與已成為中共黨員的沈玄廬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與往來，共同指導浙江一師進步學生積極從事社會改造。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弟弟褲破，沒布補褲。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是誰買布，前村財主。
土布粗，洋布細。洋布便宜，財主歡喜。土布沒人要，餓倒哥哥嫂嫂。
布機軋軋，雄雞啞啞。布長夜短，心亂如麻。
四更落機，五更趕路；空肚出門，上城賣布。
上城賣布，城門難過；放過洋貨，捺住土貨。
沒錢完捐，奪布充公。奪布猶，押人太兇!「饒我饒我!」「拘留所裡坐坐!」
劉大白的這首《賣布謠》，創作於1920年5月31日的杭州，發表在6月6日的上海《星期評論》上，後來被譜成歌曲，流行全國。這首新詩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人道主義情懷，真實生動地反映了20世紀初葉中國江南農村民不聊生的慘狀、底層民眾飽受壓迫的命運，對黑暗不公正的社會現實予以揭露與控訴，對底層民眾疾苦充滿同情與關懷。劉大白也被譽為五、四以來中國用新詩形式寫出農民疾苦的第一人。
1920年11月，在沈玄廬支持下，劉大白、俞秀松、宣中華、徐白民等原浙江一師師生在杭州成立“悟社”，專門研究社會主義，不遺餘力地鼓動工人與資本家抗爭。其性質類同於毛澤東在長沙組織的「新民學會」。 《民國日報･覺悟》刊載過這樣的報道：「『悟社』稍偏於修養方面，內部的組織是很嚴密的，在學生界中，也可算個光明的團體。他們不喜歡張口說話，他們真是切實際去做，數月來已集會二十餘次。多次參與。 「互助會」成立於1920年暑期，是浙江第一個現代工會組織，是中國第一批現代工會組織之一。在「悟社」同人的協助下，「互助會」相繼創辦機關刊物《曲江工潮》半月刊和「工餘補習學校」。 《曲江工潮》存在了近一年，共出版23期，浙江一師學生錢耕莘（耿仙）、魏金枝、陳範予（樂我）先後受聘擔任主編以「革新舊工業，研究新藝術，圖謀工界福利，增進工人知識」為宗旨，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這無情的世界，無須再留戀”，必須徹底打碎的道理。徐梅坤具體負責報社的出版。這是浙江最早的工人刊物，也是全國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 「工餘補習學校」共有29名工人參加學習，由浙江一師、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兩校的學生自治會平民教育股派學生錢耕莘、俞大同前往義務教課，劉大白、宣中華等也前往進行時事政治演講，宣講社會主義的道理，引導工人認識工人貧窮的根源，認識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根本任務。
徐梅坤與《曲江工潮》。
1921年4月30日，劉大白為紀念五一節寫了《勞動節歌》《八點鐘歌》《五一運動歌》，發表在5月1日出版的《民國日報･覺悟》（勞動紀念號）上。他在《勞動節歌》中寫道：「世界，世界，誰能創造世界？不是耶和華，只是勞動者。世界，世界，勞動者底世界！」這年5月1日，在「悟社」同人的倡議下，杭州各業工人以印刷工人為先導，衝破警署禁令，進行全市大遊行，並自動休息一天，以示慶祝。這是浙江工人第一次紀念五一國際 勞動節。 6月23日，《民國日報･覺悟》又刊登了劉大白創作的《各各做工》：「各各做工！誰該辛苦？誰該閒空？通力合作，供給大眾；各盡所能，各各勞動！ 各各做工，各各做工！ 誰該富有？該困窮？ 這一年，劉大白更是發出了「豎起脊骨做人」的吶喊。此後，在「悟社」同人的協助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會」起草了《杭州工人協會對國民會議決議案》等文件，並籌建杭州工人協會，籌備會通訊處就設在互助會內。
「悟社」同人後來多成為衙前農民運動的骨幹力量。他們以農村小學為據點，一邊從事啟發和教育農民工作，一邊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研究，並以夏令營的方式向各地小學教員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1年4月，沈玄廬從廣州回到蕭山衙前，實踐曾與俞秀松、沈仲九共同討論過的“農村計劃”，創辦衙前農村小學校，作為開展農民運動的基地。沈玄廬在校門前題有一副對聯——“小孩子的樂園，鄉下人的學府”，橫披——“世界當中一個小小的學校”。劉大白和宣中華、徐白民、唐公憲、王貫三以及楊之華等受邀前往相助。學校於9月20日正式成立，發表《衙前農村小學校宣言》，宣告辦校目的是「反抗人剝削人的製度，使兒童純潔的心底不染階級的污穢」；要「改變有產階級訓練爪牙的性質教育為'人民發見'的教育性質」。該《宣言》發表於同年《新青年》第9卷第4號。 「悟社」同人以學校為陣地幫助農民學文化，宣傳革命道理，同時協助開展農民運動，參與起草農民協會宣言、章程。 8月起，他們先後到衙前、坎（龕）山、航塢山北等地進行演講，沈玄廬在《誰是你們的朋友》《農民自決》 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應該歸勞動者所有」「廢止私有財產，土地公有」的主張，並強調這個主張的實現，取決於農民團結的力量和組織上的努力。 9月27日，衙前農民協會成立，「衙前農民運動」在浙東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歷史上最先發軔者」 。
在短短的一兩個月時間裡，西臨錢塘江，東至曹娥江，蕭山、紹興、上虞三縣周圍三四百里的村莊總共建立起82個農民協會。 11月24日，三縣的農民協會聯合會在衙前成立，抗租減租鬥爭蓬勃展開。 12月遭當局鎮壓，農協領袖李成虎被捕，不久犧牲於獄中。劉大白先後寫下《每飯不忘》《成虎不死》以示祭奠：「他是中國農民犧牲者第一！」「難道中國農民全都跟著他斷了氣！」「然而你底心是不會爛的，活潑潑地在無數農民底腔裡跳著。 b}“提起我的鋤，鋤平這世界；世界鋤不平，寧可大犧牲！ 犧牲的人是成虎，成虎他愛我，愛我，他犧牲。在我們的腦子裡頭，化為錦阡繡陌，千千年，萬萬世！深的足跡。
1922年3月，俞秀松從蘇俄莫斯科回國，不久後受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指派，到杭州籌建團的地方組織。 4月13日，俞秀松返杭，入住劉大白的皮市巷「白屋」。六天後的4月19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杭州支部在「白屋」成立，俞秀松當選書記，團員有金佛莊、倪憂天、宣中華、唐公憲、徐白民、王貫三、邵季昂、錢義璋、華林、俞爾衡、魏金枝、錢耕莘、李憲仲、郭靜唐、王華芬、瞿文侯、傅君亮、施榮慶、朱文瑞、趙並歡等27人。 27名團員中來自浙江一師的多達18人，佔三分之二。這是浙江最早的共青團地方組織，也是全國最早建立的17個共青團地方組織之一。對劉大白而言，學生俞秀鬆在「白屋」建團，應當也是三年前身為老師的他與經亨頤所致力的浙江青年團未竟事業的一種趙續與新生。 6月7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杭州支部擴建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杭州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團杭州地委），劉大白在浙江一師時的學生莊文恭（又稱韓伯畫）任書記。 7月28日，團杭州地委領導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就在「白屋」成立，沈玄廬起草章程。
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1921年11月成立，陳望道為首任書記）改組為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區執行委員會，領導上海與江蘇、浙江黨的工作。委員會由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3個浙江籍黨員組成，徐梅坤任委員長。徐梅坤（1893-1997），蕭山長山人，「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會」和《曲江工潮》創辦人之一、蕭山衙前農民運動的參與組織者，運動被鎮壓後出走上海，透過邵力子介紹進入上海《民國日報》印刷廠打工，1922 年1月由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共，成為江浙區第一位工人黨員。早在五、六月間，徐梅坤已在上海發展滬杭鐵路杭州閘口機廠鉗工沈干城入黨。 8月底，徐梅坤專程到杭州進行建黨活動，將落腳點同樣定在劉大白的皮市巷「白屋」。徐梅坤與兩名已在杭州的黨團員－浙江法政學校教員於樹德、浙軍第一師連副金佛莊取得了聯繫，並將金佛莊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9月初，徐梅坤與於樹德、金佛莊、沈干城在「白屋」成立中共杭州小組，於樹德任組長，這是浙江最早的中共地方組織。 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組在發展徐白民、唐公憲、何赤華、倪憂天等人入黨後，擴建為支部，於樹德任書記。
隨著「衙前農民運動」被鎮壓，「悟社」活動逐漸停止。 1922年11月，沈玄廬、劉大白、宣中華、徐白民等發起成立“任社”，出版《責任》周刊，其編輯部設在蕭山坎山的繼志小學，發行部則設在皮市巷“白屋”，共出15期，1923年3月被當局查封。 11月27日出版的第1期中，劉大白以「任社同仁」的名義發表發刊詞《責任底發見》，明確指出現實社會中人剝削人制度的不合理性，號召人們「一齊把世界掮上肩頭，挑起腐敗的骨骼，養新生的生命」；發表雜文《責任》，指出「我們知道現社會不平的苦痛，都因為有許多人陷在現社會制度裡面安坐著享受別人底工作而不盡做人的責任的緣故。現社會，，拔這些不負責任的人們，不得不盡我們應盡的責任。同人從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出發，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幫助民眾提高覺悟，自覺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原理，分析中國農村的經濟狀況和階級鬥爭狀況，主張更加重視農民群體的作用，呼籲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第9期上，宣中華發表《殺宣統》一文，矛頭直指北洋軍閥。北洋政府急令浙江省政府取締該刊，主編徐白民被拘押一個月。 「任社」 成員多為浙江一師學生，如宣中華、唐公憲、徐白民、葉天底、魏金枝、王貫三、張春浩、錢義璋、趙並歡、祝慶祥、宋夢歧等，都成為浙江各地中共黨團組織骨幹。
受五四運動和「一師風潮」的洗禮，浙江一師進步師生以喚起民眾、改造社會為己任，走上了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這段時期，劉大白與摯友沈玄廬、學生俞秀松、宣中華同聲共氣，並肩作戰，「白屋」也由浙江籍先進青年在杭州從事革命活動的秘密據點，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浙江地方組織的產房。從1916年到1923年，劉大白在皮市巷「白屋」生活了整整八年，走到了他人生中最俱生命激情的歷史高地，五四時代的劉大白無愧于紅色之列。 「白屋」在杭州乃至浙江黨團創建史上的地位，猶如上海漁陽裡在中共黨團創建史上的地位，「白屋」是名副其實的杭州第一「紅屋」 。
輪迴：從治學到從政到治學
1923—1927年，劉大白先應沈玄廬堂叔、浙江一師校友沈肅文的盛邀，返回紹興，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五中學（今紹興市第一中學），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接著又經邵力推薦受聘於上海復旦大學，並在上海大學、立達學園兼課。 1924年，國共合作掀起了國民革命浪潮，他相繼加入文學研究會、新南社等文學社團，並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5 年「五卅」 慘案發生，復旦師生全體罷課，劉大白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 10月初，他與陳望道等人發起成立黎明社，創辦《黎明》週刊。 《黎明》週刊自1925年10月4日創刊到1927年4月3日停刊，共出60期，成為復旦大學傳播新文化、推動文學革命和國民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 1926年2月15日，劉大白為復旦大學寫下氣勢恢弘的校歌：「復旦復旦復旦，巍巍學府文章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無羈絆，前程遠；向前！ …”此與陳寅恪在為國學大師王國維所撰的紀念碑銘文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句同出一轍。他與陳望道共同堅守在上海大學的校行政委員會崗位上，無論是迎接北伐軍，還是直面軍警查封，都同進退。陳望道曾這樣描述這位戰友：「我心眼中的大白，能夠在有憎惡時，便不掩飾地表出憎惡，在有憤怒時便不掩飾地表出憤怒；在有悲哀，有喜悅，有希望等等時，這也不誇張地表出這等。
蔣夢麟與劉大白。
1927年起，劉大白應摯友蔣夢麟之邀棄教從政，先後出任浙江省教育廳秘書長、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區秘書長、國立浙江大學秘書長兼文理學院中國語文門（後改為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育部常任次長、教育部政務次長，卻依舊兩袖清風，不脫書生之氣。蔣夢麟（1886-1964），浙江餘姚人，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早年就讀紹興中西學堂時曾與劉大白有師生關係但無直接聯繫，留美期間師從杜威，191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後回國，1919年起三屆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繼蔡元培之後任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教育部部長。蔣夢麟這樣回憶道：「劉大白先生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面興趣的人，在當時是不多見的。一九二八年【按：蔣夢麟對此時間回憶有誤，應為1927年】，我回浙任教育當局，當我把他從復旦拉了出來，任我的秘書。一個字：'來！ '後來我到教育部承乏部長，稍遲，他也被任為次長；在浙在京，他對我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1928年春，劉大白擔任第三中山大學區秘書長，參與籌建浙江省立鄉村師範學校，尋址蕭山湘湖。 10月，學校開學，全面實施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學說。劉大白創作校歌：「波波相逐長滔滔，後起伏前波導；人人相續長勞勞，後人生活前人教。教育引導，生活創造！努力引導，後波更比前波高！
1929年6月，浙江省政府在杭州舉辦西湖博覽會。劉大白任西湖博覽會教育館館長，為教育館撰寫對聯，入口處的上聯為「定建設的規模，要仗先知。做建設的工作，要仗後知。以先知覺後知，便非發展大中小學不可」，下聯為「辦教育的經費，沒有來路。有出路。 ！
劉大白雖身居官場，卻不熱衷於仕途，內心深處堅守著自由、獨立的人格。 「我是無處不感覺到寂寞，無時不感覺到寂寞的。我覺得還是一個人獨居深念的時候不寂寞；見了人反倒寂寞了，越是人叢中，越是寂寞得難受！ 」「大約認識的人越多，認識我底面貌和姓名的越多，朋友越少。戴著假面具，過著滑稽的戲場生活」。劉大白為人處事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嚴謹的態度，有著事必躬親、廉潔奉公、不坐享他人成果的情操和品德，這也使他在官場裡顯得格格不入。從教育廳秘書到第三中山大學秘書長、國立浙江大學秘書長、代行浙江大學校長職務，再到教育部常任次長、政務次長、代理教育部部務，都沒有讓他對官場生活產生興趣，反而對教書生涯初心不改。在浙江省教育廳擔任官員時，他一直在學校兼課；到了教育部，還在周六回杭州上課。 「我志在學問。」這是他對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不求升官發財，從不以權謀私，他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和對俗世的普惠。 1931年2月，劉大白辭官而歸，開始閉門寫作。在他生命最後的四年裡，他以卓越的學術貢獻奏響了生命的絕響，出版有《舊詩新話》《白屋說詩》《白屋聯話》《白屋文話》《中詩外形律詳說》《中國文學史》六部文學論著、歷史學與文學研究工具書《五十世紀中國曆年表》、民間文學《故事的祭壇》、文字學專著《文字學概論》，其中《白屋聯話》《中詩外形律詳說》《中國文學史》《文字學概論》《故事的祭壇》5部都是在他去世後結集出版的。
1932年2月13日，劉大白因肺病逝於杭州錢塘路（今慶春路西段） 9號寓所。生前寫下遺囑，表示死後將遺體內心臟取出供醫學研究之用，屍身投於錢塘江，以“步伍員文種的後塵”，“乘長風破萬裡浪”， 作“一次最末的旅行」。這一遺願雖未實現，但劉大白面對 生死的這份坦然與瀟灑，則為他的傳奇人生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墓在靈隱法雲弄，墓前有其自撰聯：「有樂山樂水者來，到此見仁見智；無唯物唯心之別，當前即美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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