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民國風月，大家可能首先就會想到大上海的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和百樂門舞池中那些包裹在旗袍下，令人心旌動搖的曼妙身姿。說到民國女性，大家或許會想到才貌雙全的林徽因，恃才孤傲的張愛玲，文采斐然的呂碧城和風流婉轉的陸小曼。 如果讓我讓民國眾多才女中挑出一個沒有沾染民國時期紅塵俗世與浮躁喧囂的女性。我想，大概非至真至純，至善至美的琦君莫屬。
琦君，原名潘希真，浙江溫州人。 說到琦君，大家或許比較陌生。但她的作品《橘子紅了》，被改編為同名電視劇為大家所熟知。 品讀琦君的作品，就彷彿一位身穿校服，手持一卷書的民國少女，向我們款款走來，她的身上，偷著一股大家閨秀的青澀純美，周身散發著讓人舒適的溫度，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獨有的柔和與恬淡。
一、母親的蕙質蘭心與慈悲向善深深的影響著作者的成長
在琦君的作品中，關於母親的篇幅是最多的。而母親對琦君的教導是溫柔且嚴厲的，充滿了中國古典女性的溫柔與佛家慈悲為懷的意味。在《和媽媽同生肖》一文中，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天夜裡，母女倆都鑽進了被窩，小琦君躺在床上看書，忽然聽到響聲，原來是有條灰白色的大蛇溜進了屋裡內。 媽媽不慌不忙，拿起衣櫥邊的陽傘，把傘柄伸過去，嘴裡念著：」出去吧，出去吧」。媽媽似有降龍伏虎之功，陽傘變魔傘，大蛇竟纏在傘鉤之上，慢慢遊出房門去了。 媽媽爬上床，緊緊抱住女兒，原來她嚇得瑟瑟發抖。在驚恐之後女兒問母親 ：「為什麼蛇為什麼要來呢？有人說蛇出現，家宅不寧。」媽媽想了一下，笑起來說：」因為我倆都屬蛇，它來看我們呀」。媽媽又說：「沒只要心懷慈悲，不殺害生靈，凡事逢兇化吉。」聽媽媽這麼說，我也再也不怕蛇了。
這篇文章雖短，卻將一個飽受佛家文化薰陶，用佛家化煩惱為菩提的理念去消解女兒心中恐懼陰影。一個偉大母親的形像被刻畫地惟妙惟肖，躍然之紙上。 這種寧靜祥和的母愛一下子就與讀者拉近了心理距離，產生了心靈共鳴，這篇清雅俊秀的文字細細讀來，彷彿走進中國鄉村那水墨畫那樣的優美境地。
事實上，母親對小琦君還是比較嚴厲的，因為小琦君也有調皮犯錯的時候。在《媽媽罰我跪》一文中寫道，
因為偷吃了一塊用來供佛的紅豆棗泥糕，不等媽媽說，小琦君就自動要求去佛堂罰跪。因為佛堂裡不但有外公用軟蒲草編的蒲團，還有一大盤正在佛前供著的紅豆棗泥糕等待享用。因為怕她再偷吃，媽媽就讓她在廚房罰站。
想不到下午老師讓她背《孟子》，老師家的佛堂供著的居然也是紅豆棗泥糕，聞著那誘人的香味，心猿意馬的小琦君」竟結結巴巴」背不全了。老師很生氣，要她」跪下」。作者只好乖乖兒走到佛堂前，跪在蒲團上。老師更生氣了，要她跪在地板上。 我說，」老師，我邊跪邊拜佛好嗎？我會念心經、大悲咒，媽媽教我的」。 作者以為是自己那一臉的虔誠，感動了嚴厲的老師，他拿來一串念佛珠掛在我脖子上，我就閉目凝神地念起來，越念越高興。 作者雙膝跪在然綿綿的蒲團上，眼睛注視著香爐裡升起的裊裊青煙。心中想著：」每天清晨隨媽媽並排兒跪著念佛經時，媽媽一臉的虔誠，使我有一份說不出的安全感，作者才知道罰跪並不是一種懲罰，」{ /b}而是一種對自身錯誤的反省。
二、琦君雖命運多舛，作品卻清新自然不惹紅塵
或許有人會說，這就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沒有經過人世間苦難，生活在深宅大院中的不諳世事的閨閣小姐。 事實上，琦君的生父潘國康常年在外經商，與生母關係不睦。 在她剛一歲的時候生父就撒手人寰了，她的親生母親認為她是這個不詳之人，把她丟在地上。她是由伯父潘國綱和伯母葉夢蘭撫養長大。 也就是琦君生活和作品中投入感情最多的父親、母親。 琦君1949年到了台灣，服務於司法界，見證的都是人間至醜至惡。但這些也絲毫沒有影響到她對待萬事萬物所保持的至善至美的態度和誠摯情感。
深受傳統封建思想影響的父親在新時代的思想影響下，沒有忠於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帶回來一個漂亮的姨娘。 這個”二媽”，與日漸憔悴的母親相比，膚白貌美，時尚摩登。
書中寫到：姨娘洗頭從不揀七月七，洗完後，一個小丫頭在旁邊用一把粉紅色大羽毛扇子輕輕地扇著，飄得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父親坐在紫檀木塌床上，不時偏過頭看她，眼神裡全是笑。姨媽抹上三花牌髮油，香風四溢，然後坐正身子，對著鏡子盤上一個油光閃亮的愛司髻，我站在邊上都看呆了。
姨媽請了一個包梳頭的劉嫂，」什麼鳳凰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換樣子，襯托著姨娘細潔的肌膚，裊裊婷婷的水蛇腰兒，越發引得父親笑瞇了眼。」
從這些文字中，根本看不到一般清宮劇、家庭肥皂劇中那種常見的深閨幽怨與蝕骨刻心的仇恨，也沒有心靈扭曲撕小三的怨毒。 不是母親不埋怨父親的冷落和移情別戀，也不是母親冷眼漠然般的死木槁灰對待父親帶回來的二姨太，只是母親那種中國女性特有的堅韌與保守，屈辱和忍讓把這些癡心嗔念深埋在心底，怕把這戾氣扭曲了女兒那純潔的心靈。
最難能可貴的是，在看到姨媽請了」包梳頭」劉嫂後，母親也請了一個」包梳頭」陳嫂。這個陳嫂，與母親的形象截然相反，
“一張黃黃的大扁臉，嘴裡兩顆金牙露在外面，一看就是個愛說話的女人。”
陳嫂和劉嫂在為母親和姨媽背對背梳頭的時候，從參謀長的三姨太說到趙老太爺的大少奶奶，嘰裡呱啦的說著別人的家長里短，蜚短流長，是中國封建社會典型的播弄是非的”傳閒話”式人物。 姨婆和劉嫂有說有笑，母親像個悶葫蘆似的一句也不搭腔，閉目養神， 陳嫂約梳越沒勁，不久就辭工不來了。
由此看來，母親也羨慕父親為二姨太置辦的漂亮的頭面首飾和新式髮髻。正是這種進退有度和安分守己，才更加貼合我們心目中，中國傳統女性所散發出的獨特魅力。 這使得琦君的作品細細讀來，充滿了慈悲為懷的佛家氣度，淡化了中國婦女作為主母常年備受冷落的幽怨的氣息，絲毫沒有扭曲母親慈愛與寬容的形象。
三、作者少女時代就善解人意，成年後明心見性與姨娘相依為命
有趣的是，琦君代替母親和徵戰在外的父親寫信的過程中，經常自作主張的代替母親撩撥一下負心薄倖的父親。
當時琦君正在家鄉讀書，按照老師的規定，每個月要給父親寫兩封信，一則表示孝心，二則練習作文。 琦君覺得很辛苦，因為女兒給父親的信，必須要純粹用文言文，不能夾文夾白；要用正楷來寫，不可潦草。最後還要拿去給老師過目，經過老師修改後，還要重抄。
琦君最開心的就是替母親寫信給父親，可以用白話文。 用母親自己的口氣，寫她心裡的話，倒是很過癮。 而這種家信，老師除了錯字，基本上是不修改的。
在信末，懂事的調皮女兒總是加上一兩句「語已多，情未了」；」預寄兩行相憶淚，長江不肯向西流」等情意綿綿的句子，連老師看了也是莞爾一笑，不予刪除。當琦君把信和詩念給母親聽的時候，她總說：「我哪這樣講嘛」。嘴角笑瞇瞇，我知道她心裡正是要這樣講。 文字俏皮可愛，不失童真意趣，將母親的綿綿相思和愛意深沉表達的細緻入微，於字裡行間透露著濃濃的東方韻味。
而琦君也曾經替姨婆為父親寫過家書。 對於這個搶走了父母愛情的女人，琦君的心情是複雜和矛盾的，但又不得不做。 於是，在姨娘口述，琦君代寫，寫完後由不太識字的姨娘重抄後寄出，也算完成了鴻雁傳書，以解相思的複雜過程。
後來，父親過世，母親和姨媽反而成了患難與共的伴侶。姨娘因事來上海，為琦君帶來了母親的照片。 我呆呆地凝視著照片，滿腔心事，卻無法向眼前的姨娘傾訴。姨娘似乎很體諒我思母之苦，絮絮叨叨地和我談母親的近況。 正是因為母親的隱忍不爭，寬容諒解，使琦君也充分理解了姨娘跟著父親享受了二十年榮華富貴，一朝失去依傍的那種空虛寂寞，彼此的仇視終於消解。 到了台灣以後，姨娘成了她在世上健在的唯一親人。 兩顆寂寞的心，在風雨飄搖的亂世中，彼此溫暖，照亮。
正是這種唯美雋逸，寧靜祥和的心態才使她的作品裡沒有呈現出民國特有的或慷慨激昂、或浮躁喧囂、或譁眾取寵燈、或紅酒綠的習氣。 這才是根植於每個中國人骨髓中，儒家傳統思想所能體現出中國人所獨有的本體語言和美感。 她的作品從容淡泊，嘩啦道來，是民國風月人物中最具禪意和空靈之美的傑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