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以牛津為代表的英國人文學問
有點像英國的園林：大片草地，幾株孤樹
清晨的霧瀰漫一切，人們徘徊其間
墜入深思之中
1982年7月，王佐良（左二）在蘇格蘭詩人彭斯的故鄉歐文城。王佐良是最早譯介彭斯的譯者之一。圖/受訪者提供
靈魂詩人王佐良：心智的風景線
本刊記者/徐天
發在2022.3.28總第1037期《中國新聞週刊》
英語文學泰鬥王佐良的頭銜很多，例如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組外國文學組組長，但在最了解他的人眼中，在他的心裡，排在第一位的或許是「詩人」。
不過，命運沒有讓他像他的清華外文系同班同學穆旦那樣成為一位閱盡坎坷的大詩人，而讓他成為了一位有著詩人靈魂的大學者。他曾寫道：「詩人穆旦終於成為翻譯家查良錚，這當中是有憂傷和曲折的，但也許不是一個最壞的歸宿。」這話或許也可以放在他自己身上。
他曾說，詩貴真實，除細節、情緒和氣氛的真實外，還有一種更高的真實，那就是說真話，不怕向傳統之見、權威之言以至多數人奉為神聖的信念挑戰，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自己的真實看法，不懼暴露不光彩和窘境，用最大的熱情描繪心中理想。他所譯介過的許多詩歌都擁有這種更高的真實。
濟慈名句或是其中代表：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厄know on earth, and all也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包括/你們所知道和該知道的一切。）
心在文學課
有人說，清華有「三孫四良」。 「三孫」為葉企孫、金龍蓀（金岳霖）和陳岱孫，是極有威望的教授；「四良」為王佐良、週珏良、丁則良和王乃樑，是清華學子中的青年才俊。
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每個進入北外的學子都會聽到三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王佐良、許國璋、週珏良。他們是清華大學外文系1935級同班同學，後都出洋深造，王、許去了牛津大學，週去了芝加哥大學。 1949年，三人回國，進入北外英語系任教，成為系裡乃至學校的頂樑柱，人稱「一老二公」：王公、許老和周公。
1958年，聽說時任英語系主任王公要給他們開一學年的精讀課，北外英語系大三學生張秐興奮得不得了。
走進教室的王佐良著實讓人眼前一亮，淺咖啡色西服配墨綠色領帶，風度十足，不同流俗。他上課從不帶筆記本，手上只有幾張卡片，偶爾看上一眼，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憑記憶侃侃而談，彷彿學問已在他的血液裡、呼吸間。後來張秐才知道，王佐良天賦過人，還能大段背誦莎士比亞戲劇、英詩。
當時正是「大躍進」年代，大家都要去十三陵修水庫，勞動量很大，上課困得打瞌睡，但上王佐良的課，張秐卻沒有這種擔心。王佐良講得具體又生動，偶爾還會「夾帶私貨」。
那時，上課資料以《北京周報》、蘇聯《真理報》英文版為主，英美文學很少觸及。一次課上，王佐良介紹了莎士比亞，並說他的十四行詩大家可以讀一讀、背幾首，下一次上課還抽查了背誦情況。王佐良也提到，自己每年都讀一遍《傲慢與偏見》，雖然這書與托爾斯泰的作品相比沒什麼了不起，但奧斯汀把英語的語言之美推到了極致。
後來成為北外英語系教授的張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王佐良只是輕輕提了一句，可她牢牢記住了，後來千方百計找外國文學作品看，並以此為終身職業。這顆種子是王佐良撒下的。
關於教材在上世紀50年代在北外發生過一個爭議，一種意見認為主要應透過文學著作去學語言，因為文學作品是一國文化的精華；另一種意見認為學校的目標是培養外事翻譯幹部，教材應涉及社會文化各方面，不應過於偏重文學作品。
王佐良是傾向於文學路徑的。他曾在悼念摯友週珏良的文章裡說，在外語大學不常有文學課教，多數情況下教的是語言。語言當然值得教，但他和周珏良的心都在文學課。文學課很不好教，常引起額外的麻煩，每次政治運動一來，第一炮總是對準「文學路線」。他們用彌爾頓的《失樂園》做教材，就曾招致「還鄉團陰謀」的批判。
「文革」期間，一老二公都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稱為「洋三家村」。一個冬天的夜晚，三人直挺站在條凳上接受批判。台下有人質問他們為什麼對文學賊心不死，王佐良記得，當時自己還有閒心看了旁邊的周珏良一眼，週珏良很平靜，嘴邊帶著一絲幾乎難以覺察的微笑。
「文革」後，王佐良終於可以盡情地講授和研究自己鍾情的文學了。 1980年，在他的提議下，北外英語系開了《歐洲文化入門》課。
現為北外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的薑紅1983年是北外英語系大二學生。她回憶，這是一門150人的大課，由王佐良、許國璋等幾位名師共同授課。王佐良和許國璋都是一口地道牛津音，無論是發音或文法都無可挑剔。與許國璋從句套子句的精緻口語不同，王佐良的口語句式簡短，不用複雜生僻的詞，但讓人覺得恰當妥帖。
從這門課上，姜紅第一次知道《荷馬史詩》《十日談》，接觸到哥德風格和巴洛克風格。
她覺得，這門課為學子們打開了一扇窗，他們似乎從禁錮中一下子走入了開闊地，外界的新鮮事物撲面而來。但他們並沒有迷失在這西洋景中，而是發現，那個世界或許有很多不同，但有它的合理性，大家都一樣是人類。
「一瞬中見永恆」
80年代，王佐良的學術春天到了，60多歲的他像年輕人一樣拼。他的學生、美國新奧爾良大學英文系教授錢兆明根據《王佐良全集》做了統計，他留下了44部著作，其中32部寫於最後15年。
他的學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外文系長聘教授曹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佐良可謂一個人就是一門學科。外國語言文學有幾大學科方向，分別是外國語言、外國文學、翻譯、國別與區域、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王佐良均有涉及，且樣樣都站在了學科的巔峰。
然而他最愛的始終是詩。他說：「從散文進入詩歌，是從平川進入高山──或深淵。最昂揚的，最低沉的，都在這裡。這裡有最本質的文學語言：美，而又樸素；音樂性，而又散文化；緊湊，而又什麼都容得下。
除了譯詩，他的興趣還在於研究詩史和文學史。他編輯了《英國文學史》《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等，翻譯選注了《英國詩選》《蘇格蘭詩選》等。
他的清華同班同學李賦寧評價，讀他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好似在讀一本寫得很好的小說，或像聽一首交響曲，有序曲，有終曲，有展示部分，有高潮，有結局。人如行走在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美不勝收之感。
王佐良將英國文學的特質總結為人文主義、寫實主義、想像、歷史感等。他說，沒有想像力就沒有詩，沒有文學，然而想像力不只是想得高，想得遠，更重要的是，它是催化力，能由此及彼，小中見大，一瞬中見永恆。
在他看來，把一個國家的詩介紹給讀者，就是在向他們展現這個國家裡最敏感的人的體驗、見聞、思想、情緒、想像力、文才，裡面有赤裸裸的靈魂。
如濟慈的敘事詩《聖亞尼節前夕》裡有「他已融進了她的夢，好似玫瑰/把它的香味與紫羅蘭交融」這樣的句子，王佐良點評說寫男女之情寫得“熱烈而又美麗」。濟慈的史詩《海披里安》寫道：「它們有如金翼的鷹，飛在我們頭上，/比我們美，也就有權/統治，因為永恆的法則是：/美居第一，強也居第一”，王佐良評價說，這段完全是“彌爾頓式的黃鐘大呂之音”，情景有如《失樂園》中撒旦在與天帝較量失敗後在地獄所開的會議，但加進了濟慈自己的哲學信條。
王佐良認為，英國文學有一個長處，就是有一連串作家兼文論家，從17世紀的瓊生、特萊頓，經過18世紀的蒲柏、約翰遜和19世紀的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雪萊、濟慈，直到20世紀的艾略特，構成一個獨特的傳統。他們談起理論來，有血有肉，見解精闢。如濟慈曾談到對寫詩的主張，那就是：第一，詩要寫得有點恰到好處的過分，以此來使讀者驚訝；第二，詩的美要寫到十分，使讀者如沐浴在燦爛的夕照中；第三，如果詩來得不像樹長葉子那麼自然，那還不如乾脆不來。
王佐良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自己不習慣那種在文章裡一上來就擺理論架子的做法，有些文學理論文章離文學越來越遠了，那種艱深的文章只能奉贈“學院”圈子裡的人們。
有一次，他到南京參加一個關於文學史寫作的學術會議。他談了自己的想法後，有些人反映，太重文學性，科學性注意不夠。他在給週珏良的信中吐槽：「唉，我是多麼不喜歡這個『性』字！」他說，為什麼這些年出的中外文學史讀起來都像社論，談文學而本身無文學味兒？前輩並不是這樣，魯迅和聞一多的文學史類著作都是很好的散文，金岳霖說過，一個概念、一個公式也可以很美。
1988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和法國人文科學院之邀，王佐良在英法訪學兩個月。 40多年前，他獲得庚款公費留學，成為牛津大學茂登學院研究生，主修17世紀英國文學。這次訪問是他在1982年的短暫停留之後，第二次重返母校。
他與幾位牛津教授共享了一次“高桌晚餐”，席間談天說地，酣暢愉快。其中一位教授的能言善辯讓他想起了自己求學時代的C.S.劉易士教授。
他說，這是一種牛津典型，不論什麼新潮理論，他們都能抓住要害，進行辯駁。劉易士當年在學生中組織“蘇格拉底學會”，週復一周地批判薩特的存在主義。他們在乎的不是駁倒別人，而是反駁本身，因為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將任何人看做平等對話者，認為學問之事無須故弄玄虛，任何高深理論都是可理解、可辯論的。文筆也是牛津人文學者所重視的，但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采，而是強調文筆之後要有新鮮的思想和活躍的想像力，有透明的理智和比例感，尊重讀者，不把讀者看作蠢物，也不對他們發號施令，而是同他們進行心智上的對話。
王佐良覺得，英國的人文學問有點像英國的園林：大片草地，幾株孤樹，向前走則聽見淙淙流水，有許多幽深的角落，清晨的霧瀰漫了一切，人們徘徊其間，墜入深思之中。
執火炬的人
北外原副校長胡文仲說，王佐良有一句口頭禪是「瞄準」。他的視野很廣，什麼都喜歡拿「瞄」一下。
姜紅1980年代末畢業留校，最初曾幫忙管理外國文學研究所西文期刊，王佐良總是第一借閱人。每週，她幫王佐良辦好藉閱手續，送去最新的《大西洋》《紐約客》《美國國家地理》《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王佐良每期必看，一期不落。北外圖書館每年訂購新書，文學部分由他勾選，語言學由許國璋勾選。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楊國斌當時在王佐良門下讀博，他回憶，王佐良喜歡觀點明確、內容充實、文風好的文章，很喜歡《紐約客》，連本地新聞這種豆腐塊也看，甚至會劃重點。
王佐良告訴楊國斌，對新概念、新理論不要盲從。曹莉記得，王佐良要求學生不要拿西方理論生搬硬套，也不要跟在後面炒冷飯。
1984年，王佐良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位置上退下來，擔任新設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四年前由他參與創刊的《外國文學》期刊也歸入該所。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劉新民當時是《外國文學》副主編，他用了「鼎盛時代」來形容那段時光。圍繞著文學所和刊物形成了一個學術共同體，幾乎每週都有講座或研討會，校內外甚至國內外學者頻繁受邀參加。王佐良、週珏良有空必到，北大的李賦寧也常來。
1948年，留學海外的王佐良等人在通信中相約，畢業後共同回國執教，建構英語學科。他們約定，李賦寧專攻中世紀文學，王佐良研究文藝復興、莎士比亞，許國璋負責18世紀，週珏良負責19世紀。懷抱這樣的志向，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們紛紛歸國。一次次政治運動打破了他們的理想，所幸「文革」結束時，四人仍在，熱血未涼。王佐良說：“我似乎應該感到老之將至，但又似乎還有一個約會在面前，何止是一個人一生的夢，還有一個民族一百年的焦慮和心願。”
同事魯餘回憶，這些白髮老人明明交情已超半個世紀，可還是要在會前寒暄數語，客套得幾乎多禮，散了會又要頻頻致候相送，流風遺韻可見一斑。
一次文學所在頤和園蘇州街春遊，魯餘遠遠見到王周二公從一個仿舊小竹樓走下，沐著春風，仍在專注地談論著什麼，據說之前已小酌了片刻。他想，所謂的文化景觀恐怕不是周圍那些既費且陋的贗品樓榭，而是遠處那兩個有些蹣跚、穿著素樸的身影吧。
校內外事務繁忙，王佐良只好抓緊一切時間治學。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住在北外宿舍，週末才回家，日常三餐都吃食堂，有時候午餐只吃一個三明治、一根香蕉，凡空餘時間都埋頭於書桌。他的博士生、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高繼海回憶，他的時間觀念極強，每週都有日程表，不成文的規矩是，無故、無約就盡量不要打擾他。
張秐說，王佐良是個在前方執火炬的人。北外王佐良外國文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金莉說，王公是外語學界的一面旗幟，後學們無法望其項背，只能一直朝著他所指引的方向努力。
清華標準
1991年，清華80年校慶時，王佐良寫了一篇《想起清華種種》的感言。他說，雖然不在清華工作，但一說起這所學校，仍然像年輕時一樣興奮，話也說不完似的。
剛入清華大學，王佐良的中文和英文程度已居全班之冠。當時清華大一的國文和英文課程都以入學考試成績分班，王佐良都分在A組。大二上學期，他參加全校英語演講比賽，演講的題目是《文學使生活美好》，獲得了第一名。
這與王佐良中學的求學經驗分不開。他的母校武昌文華中學是教會學校，除了國文課以外，幾乎所有的課程都用英語授課。同處一所院子的還有華中大學和文華圖書科學校，後者擁有一個圖書館，叫“公書林”，有豐富的中英文藏書，而且全部開架，連中學生都可以進去隨便閱覽。 「公書林」環境幽雅，王佐良在那裡養成了翻看英文雜誌的習慣，雖然當時多數原著他還看不懂，但僅僅摸著那些書都讓他快樂。
他很懷念清華的老師們。俞平伯、餘冠英教大一國文，都親切而嚴格。大二上西洋哲學史，他寫了長達百頁的英文讀書報告，賀麟不但不皺眉，還在班上表揚了他。他讀了不少古希臘哲學家著作英譯，真有發現新星球似的喜悅。大四那年，吳宓和葉公超合開翻譯課，吳宓指導英譯中，葉公超教中譯英，他和許國璋的成績是班上最優秀的。
但最讓他終身感念的還是燕卜蓀。 1937年，31歲的英國青年詩人燕卜蓀在抗戰烽火中來到清華外文系。當時正值學校內遷，他們在湖南的南嶽山中上課，一本像樣的外語書都沒有，燕卜蓀完全憑著記憶，用自己的手提打字機加上複寫紙，將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全文打了出來，每人一份。他也大段大段地為大家背誦彌爾頓的《失樂園》，他的打字機也繼續「無中生有」地敲出赫胥黎的《論舒適》等文章。
王佐良覺得，燕卜蓀有一種不讓任何困難拖住自己後腿的勁頭，而且他做這些事總是一聲不響，一點不帶戲劇性姿態。日後王佐良每當在工作上遇到困難總會想到這情景，就覺得沒什麼好說的了。
那時在南嶽山中，他們常做徹夜談，有時也喝一點酒，認真而又幾乎放肆地品評作家作品，讀詩、背詩、寫詩。燕卜蓀幾乎是羞澀的，只有幾杯酒下肚時，平素沉默寡言的他才滔滔不絕起來。
燕卜蓀為他們帶來了英國現代派詩這種新的風尚。他們跟著燕卜蓀讀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讀奧登的《西班牙》，眼界打開了，從現代主義裡學到把事物看得深些、複雜些，而不再滿足於「新月派」那種缺乏靈魂上的大起大落的浪漫主義。一個詩人群體成長起來。
這其中最醒目的當然是查良錚。在清華園裡，王佐良就注意到有一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寫雪萊式的浪漫派詩。到了西南聯大時期，查良錚開始以「穆旦」為筆名寫詩，詩風為之一變，並嶄露頭角。
和王佐良一樣，穆旦1949年後也不寫詩了。不同的是，他「文革」後重又提筆寫詩，而且更加深刻。王佐良認為，寫於1976年12月的《冬》可以歸入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我願意感情的熱流溢於心間，/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
王佐良說，穆旦的詩歌語言“是當代口語而去其蕪雜，是平常白話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韻律的樂音”，含有一種深沉悲哀的成熟。朋友們都期待他「文革」後新的詩歌年華，遺憾的是，他卻於1977年2月過早離世。
雖然老同學凋零，離開母校也已多年，但王佐良心中始終保持著清華做學問的標準。他說，這個標準無人定出，而有賴無數師友「行勝於言」的榜樣，就是卓越與為公。
一個時代結束了
身邊的人都知道，王佐良是個壞情緒很少外露的人。他從不談“文革”時的遭遇，只醉心於“夕陽無限好”，不感慨“只是近黃昏”。
他享受著「黑色的文雅字體印在雪白的紙上」的讀書之樂。他每天清晨五點起床，早餐後半小時留給最難懂的書，慢慢地讀。讀的過程中，他覺得有時像是突然明白了一點道理，更多時則是感到喜悅和安慰。
即便沒有大段時間著書，他也會在每天清晨寫上幾百字，基本上不間斷。
胡文仲第一次聽他說起傷感的話是在1992年周珏良去世之後。他說，從今之後就沒有人說話了。
楊國斌也清楚地感知到，那之後，王佐良彷彿一下子就老了。一次他說，最近不寫文章，常想問題，什麼是人生的快樂？
1994年，一直擔任北外校級顧問的王佐良退休了。辦公室騰空了，他的藏書被搬到午休的小房間。胡文仲去看他，看到房間裡到處都是書箱子，提議找人來把書整理好放到書架上。他說不用了，自己不會再用這些書了。
1994年9月，老同學許國璋謝世。 1995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數日後去世。
最後日子裡，王佐良老覺得時間不夠用，數次向身邊人流露，擔心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完成《英國文學史》這一煌煌工程。去世前一個月，他剛完成其中有關詩人蒲柏的部分。
他也編了《中樓集》，寫完了談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把書桌收拾得乾乾淨淨。只是沈昌文送來的一套三聯出版的金庸全集，他還來不及打開讀。
他走後，同為外語界宗師的王宗炎說：斯人長往，斯文長存。學生王克非感慨，北外最負盛名的老一輩英語大家都走了，彷彿一個時代結束了。
「一老二公」都在1935年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入校不久就趕上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兩年後又聽到「七七事變」的第一聲炮響，在烽火中流亡。
青年王佐良最愛的路，就是清華新齋外的路，轉彎能看見西山，夕陽下呈金紫色，如屏風一般靜靜地擁抱著清華。許多年後，他終於迎來自己的學術黃金時代時，也會在北外駐足看西山落日。
這落日的輝光，如同清華圖書館寬大的書桌兩端銅製高檯燈那溫情而寧靜的燈光，早在他19歲那年，已投在了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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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章轉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