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人設崩塌」這個詞語特別流行，其本意是指人物實際行為與形象設定產生反轉。 例如，某男明星一向是以好老公、好爸爸的形象示人，突然遭記者爆料婚內出軌多年，這就屬於徹底的「人設崩塌」。
然而，並不是只有娛樂圈的明星才會“人設崩塌”，有許多封建時期的大人物同樣遭遇過人品與口碑的大反轉， 這其中就包括南宋理學代表人物朱熹。朱熹堪稱理學集大成者，被後人尊稱為朱夫子。
他一生提倡“存天理，滅人欲”，學術修養廣泛深厚，影響力堪比孔孟，對《四書》《五經》逐字逐句釋注，元、明、清科舉考試都以朱熹之注為標準。
但就是這麼一位大聖人，卻遭到同僚彈劾，彈劾的理由居然是朱熹亂搞男女關係，不僅與女尼姑苟且，甚至還與自己的兒媳有染，那朱夫子真的如此不堪嗎？
朱熹（1130-1200年）字晦，號為晦奄等。徽州婺源人，生於建州尤溪（福建尤溪），時父朱松任建州尤溪尉。
紹興十八年（西元1148年），18歲的朱熹考中進士，從此開始仕途生涯。
為官期間，崇安（位於今日的福建省武夷山市中部）因水災發生飢荒，爆發農民起義。
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為此，朱熹於公元1171年在其家鄉首創“五夫社倉”，並上書朝廷，建議按其辦法在全國範圍推行。
淳熙三年（西元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朱熹主張“理生萬物”，強調“格物致知”，多讀聖賢書，多觀察事物。
陸氏兄弟則認為“心生萬物”，格物就是體認本心。道法通自然萬法通，不必多讀書，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
西元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書朝廷要求減免租稅，解決石堤失修的問題，得到了民眾的擁護。
只可惜，朱熹提出的兩道法令對官僚地主者不利，因而未能廣為推行。
因官場腐敗黑暗，有才華的人得不到重用，讓朱熹感到失望透頂。一氣之下，朱熹選擇辭官，回家潛心研究經學。
如同後世的王陽明，朱熹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並在此基礎上開創了新的學術流派，即為理氣論、動靜觀、格物致知論、心性理欲論等。
截止寧宗慶元二年（西元1196年），朱熹的人設都非常正面。
寧宗慶元二年年底，南宋爆發了永載史冊的「慶元黨案」。
《宋史》卷三十七載：“十二月辛未。金遣完顏崇道來賀明年正旦。是月，監察禦史沈繼祖憫朱熹，詔落熹秘閣修撰，罷宮觀。”
時任監察禦史沈繼祖彈劾朱熹，列出了「不敬於君」、「不忠於國」、「玩侮朝廷」、「為害風教」、「私故人財」等十大罪狀。
其中還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家婦不夫而孕”。
後兩條是指控朱夫子「為老不尊」、貪色好淫，引誘兩個尼姑作寵妾，出去做官時還帶在身邊招搖過市。家中的媳婦則在丈夫死後懷上身孕，疑似與朱熹亂倫所致。
沈繼祖主張將朱熹直接斬首，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公佈此事，一定要把朱熹的名譽搞臭。 「始作俑者」的朱熹態度很令人尋味，他大方承認了自己“納其尼女”，表示“深省昨非，細尋今是”，要悔過自新。但堅決否認“亂倫”，上表承認了“私故人財”“納其尼女”。
明代小說《二刻拍案驚奇》記載，朱熹為了彈劾唐仲友，逮捕了與唐仲友有關的歌女嚴蕊，想要屈打成招，達到彈劾搞垮唐仲友的目的。
但嚴蕊寧死不從，並道：「雖然身為賤妓，有太守有濫，罪不至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誣士大夫！
事情越鬧越大，案件經岳飛後人岳霖審理後，判處嚴蕊無罪開釋，除籍從良。朱熹落得聲名狼藉的下場。
總之，一個提倡「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家，行為作風如此不一，朱熹偉光正的完美「人設」徹底崩塌了。
支持朱熹的人覺得這是一宗歷史的疑案，因為其中夾雜著複雜的政治因素，牽涉殘酷的權力鬥爭，朱熹或許是被人陷害的。
《宋史》作為《二十四史》其中之一，記載的內容不敢說100%正確，卻稱得上詳實可靠。更何況就連朱熹本人都承認自己做過這些醜事，身為朱熹的粉絲與支持者就不要再嘴硬了。
其實，若細細深究朱熹對「性」的那番理論，也並非完美無缺，很多時候就連朱熹都難圓其說。 朱熹的「性」論，主要根據程頤的「性即理」、張載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相關言論展開。
《孟子集註·離婁》：「性者，人、物之所得以生之理也」。 朱熹認為人與物都固有本性，「性」是一切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但人與物的確有差異，為什麼同一之「性」會產生差異呢？
朱熹認為：人與物的「知覺運動」是相同的，因為人、物都是得於「形而下」之氣。但「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人有仁、義、禮、智的禀賦，物沒有，人性與物性之差異就在於此。
當時有人反對朱熹，因為「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之「理」與「人、物之所得以生之理」的「理」根本不存在。朱熹提出的許多大概念都是結論性的，沒有論證，是一種未經考證，偏向個人風格的任意性結論。
朱熹為此又有了一番說法：「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的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慾勝。
這套理論其實是將現實生活中的人性差別，用所謂的「氣質之性」來強行拆解，顯得更加不切實際。朱熹自始至終都沒有回答為什麼有的人“得氣清明”，而有的人卻“得氣昏濁”的問題，這種說法是無法自洽的。
後來朱熹乾脆拋開現實，直接將性學歸類為人體差異與天命注定。他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惡底，此是氣禀不同。…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禀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
朱熹旨在讓人們自覺效法以除盡人欲，最終實現「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眼看這套理論越來越跑偏，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受到質疑時，朱熹蓋棺定論地提出了「性」說。 用「氣質之性」要「存天理，滅人欲」並用先天氣稟論證人間賢愚善惡，以說明封建等級社會之中的善惡標準。
可朱熹的這種違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幻想，是不可能實現的，根本不能解決惡欲膨脹問題。
有個例子直接印證了朱熹的想法天真。
北宋王安石曾竭力倡導“募役法”，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糾正租稅不公，讓原來農民直接負擔的徭役，轉嫁到士大夫、官僚、寺院的頭上。還要依照個人所得以及家庭資產，繳納相應比例的稅金，再讓政府用這筆稅金僱用百姓。
後來者的朱熹對王安石變法持否定態度，他認為百姓必須按時按量繳納相應稅金，貴族們生來高人一等，具有一定特權。同時，南宋政府要佔主動，多拿些錢出來回饋老百姓。
但大家想想，沉重地賦稅都壓在最下層的農民身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哪裡還有閒工夫去整那套「存天理，滅人欲」？
朱熹提出的理論屬於一環套一環，你跟他提振興實體經濟和賦稅較重，他就跟你說天命注定。朱熹從不精確地論述某個固定命題，他主張人們「用功克治」其「天地之戾氣」。這既不可能穩定社會，更不可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因此，朱熹能夠納尼姑為妾，在作風上面飽受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提出：「私德」－即關係到個體一己的安身立命；「公德」－即社會公共道德，可稱為社會性道德。兩者各有邊界，彼此區別，以避免出現以“私德”踩踏“公德”的尷尬和粗暴。即為可以允許的道德假象」概念。
朱熹繼承、發揚了儒家孔子學說，是近千百年來最令人推崇的大家之一，這乃毋庸置疑的事實。
我認為，公德與私德確實應該分開，但是私德有問題也是應當批判的，只不過是分開批判。藉某種名義者，都應該在道德和司法框架下處理。假如公德私德釐清，無論朱熹際遇，或是所建立的理學，都會不同。
朱熹私生活混亂，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方面所做的貢獻。後人對公眾人物或歷史人物評價的邊界在於區別公德與私德。
私德的批判尺度，是要其自省。公德則具有強制性，界線在於是否存在權力的尋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