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是繼孔孟之後，中國儒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朱熹融合儒、釋、道三教，並加以時代的改造與創新，集宋代新儒學之大成，對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因而，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有哪些著名的思想論斷？為何被評價為偉大的教育家？今日，讓我們一起了解朱熹傳奇的一生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貢獻。
為官：「視民如傷」「以人為本」
朱熹出生於南宋初年，他天賦過人，“幼穎悟”，是個“逢考必過”的少年。朱熹18歲中貢生，19歲中進士，後來被任命為泉州同安縣主簿。
青年朱熹來到同安上任，就職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懸掛了一面「視民如傷」的牌匾。
「視民如傷」出自《左傳》中陳懷公與逢滑的一段對話，陳懷公問：「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意思是，國家被敵國戰勝，國君逃亡，這不是災害又是什麼？逢滑回答：「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意思是，我聽說國家想興旺，就要把百姓當作有傷病的人一樣照顧，這就是它的福德；國家想滅亡，就把百姓當作塵土草芥，這就是它的災禍。
朱熹初入仕途將「視民如傷」公開懸示於眾，不僅是一種為政宣示和對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們的監督。 《宋元學案》記載，朱熹在同安任職期間體卹鄉裡百姓，上書減免賦稅，重視鄉村教育，籌款整修縣學。他政績突出，深受鄉民擁戴，3年任期結束，「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官名）。他到任時逢大旱，災情十分嚴重。朱熹不僅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也積極向朝廷爭取減免稅賦。由於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這時，浙東地區也發生了災荒，朱熹因為救荒有方，朝廷命朱熹前往浙東救災。
朱熹還沒到任就給各地州郡寫信，召集米商，免除他們的商稅，等朱熹到達時，各地商船運來的糧食已經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鄉間考察災情，《宋史》記載朱熹“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鄉村考察時一律單車獨行，不帶隨從，所到之處人們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雷厲風行，也以此要求屬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對於丁錢、役法等規定，如對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來加以革除，同時制定規劃，為百姓做長遠打算。朱熹在浙東雖然時間不長，但政聲遠播。
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受詔赴經筵講義，因此引起了權貴妒恨，皇帝以「朱子迂闊」為由，將在朝僅46天的「帝王之師」朱熹逐出禦前經筵。第二年，皇帝又聽信反儒道的朝臣諫言，將儒道視為偽學，下旨罷免朱熹祠職。
為師：將山水之美與教育緊密結合
朱熹仕途並不順利。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名“主戰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權臣，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響；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學，平生有志於遊學、講學，對官場並不熱衷。朱熹從開始為官至去世前的50多年間，仕途經歷時斷時續，中間曾以各種理由辭官。
朱熹一生除了講學著述，很大一部分時間就去遊歷山水。他在書院或精舍講學近50年。期間只要一有閒暇，便去觀光踏青，遊山歷水。其遊歷興致之高，賞察之深，足履之勤，重遊之頻，可謂與生命相伴，成為其生命活動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他可以為此“足以樂而忘死」。
但他也不是單純縱情山水，而是將山水情懷與教育緊緊地連結在一起。宋代是我國書院教育體制的盛行時期，作為南宋時期發展理學的集大成者和鼎新書院的著名教育家，朱熹對中國的書院教育體制的發展和盛行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先後興復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並創建了寒泉、武夷、竹林三所精舍。
朱熹在建造書院時非常重視地點的選擇，不論白鹿洞書院，還是岳麓書院，朱熹將遊歷中發現的風景最優美的地方選作院址，這是個了不起的創舉。我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關於籌備（學校）重要問題之一，即為校址之選擇；因為天然環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關係。」而朱熹生活時代距今近千年，在當時已深知自然美的環境對受教育者的重要影響，並且努力為之，實為難能可貴。
朱熹自己在《武夷精舍雜詠詩序》做過詳細的記載，從中可見書院的創立，從環境地址的選擇、建築佈局的搭配、院舍堂室的命名，到生活設施的安排、講學氣氛的營造，都充分體現了“與造化俱遊”，與林泉共樂的山水美學情趣和人文精神。
治學：著有《四書章句集註》，
構築起龐大的哲學新體系
《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合稱《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或《四書》，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華文化新經典。
少年時，朱熹秉持先父遺命，拜「五夫三先生」劉子翬、劉勉、胡憲為師，研讀《四書》。 「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學，對《四書》都有深入而獨特的研究，胡憲更是將長期收集的數十家《論語》解說，附以自己獨特見解而成的《論語會義》傳授給朱熹。此書為朱熹註釋《論語》提供很大幫助。
在他們教導之下，朱熹堅持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研究中心，研讀大量學術著作，為研究《四書》奠定了全面而紮實的基礎。
中華文化從遠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後到朱熹集大成，是世界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孔子編撰《五經》，成為中華文化的初步原典。
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五經》文化經典的地位，但回應不了當時社會思想需求和佛學道學的挑戰，導致孔子創立的原始儒學日益邊緣化。
中華文化發展到了關鍵時刻，在尊崇維護《五經》的同時，需要重新選擇意義更加突出、內容更加明確、能回應佛道挑戰的新經典。選擇新的文化經典的任務，從唐代韓愈提出，經北宋周敦頤、程頤、程頤、程頤、張載，最終落在了朱熹身上。
朱熹認為，《五經》內容豐富但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他繼承二程從《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的思路，並將《論語》《孟子》提升到「經」的地位，與《大學》《中庸》合稱《四書》，形成文化新經典。
朱熹用40年時間“遍求古今諸儒之說”，融匯百家，收集各種經典文本，加以研究註釋。 《論語集註》引用學者1629條註解，《孟子集註》引用學者1324條註解。在此期間，他也寫了《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大學解》《大學或問》《論孟精義》等與《四書》相關的著作，建構起包括理氣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內的龐大的哲學新體系。
作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書集注》視野開闊，理論深邃，從宋代開始普及，元代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由此也確立了朱熹在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來源：微信公眾號「人民出版社讀書會」
編輯：倪傑（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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