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人們常說，「性格就是命運」。這句話用在中共歷史的著名人物陳獨秀身上，特別貼切。陳獨秀一生跌宕坎坷：作為中共的創始人卻脫離中共，而當國民黨欲藉其聲名而示好他卻不屑為伍;作為托派的重要參與者卻最終宣布脫離組織。陳獨秀五味雜陳的人生，與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作為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倔強性格，既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也影響著個人的命運。
新文化運動後期，陳獨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與李大釗等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一起，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創造中國共產黨。身為黨的領袖，陳獨秀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參與領導「五卅」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參與指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勝利，使他的革命歷史達到光輝的頂點。在大革命後期及大革命失敗以後，陳獨秀卻被中共開除黨籍。
陳獨秀的成敗，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中國革命的特徵、敵我力量的對比特別是共產國際的影響等多種因素決定的，但也與其執拗的個性相關。
1919年3月，在列寧的倡議下，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險惡環境下組成的共產國際需要對它的各國組織統一領導以發揮其戰鬥力。共產國際與蘇聯的利益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蘇共就是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在組成以及早期工作中，得到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但共產國際從蘇聯的利益出發，在國共合作中看重國民黨、輕視共產黨，甚至在國共合作出現嚴重危機時，仍對國民黨妥協、退讓，以此留住國民黨進行的反帝及其在中國代理人的鬥爭，減輕蘇俄的外部壓力。
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三個問題，即領導權問題、武裝問題、農民土地問題上，陳獨秀堅持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幼稚”、農民“散漫”，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沒有“可能”，也無“必要”，要幫助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取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當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工人階級力量壯大，那時，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樣，陳獨秀就與共產國際走進了殊途同歸的死胡同，造成中國大革命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時期，便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沒有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缺乏領導藝術，沒有能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也不善於識別以各種面目出現的敵人。中共只能在實踐中摸索。最重要的是，中共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繼續前進。恰恰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執拗的個性充分顯現，使得他最終被中共所拋棄。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以及陳獨秀都在進行反省與思考。陳獨秀說自己陷入深深的苦悶中，「一時感覺無以自處」。共產國際認為中共特別是其領導人違反國際指示，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陳獨秀則認為他正是執行了國際的政策，才有如此結局。如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陳獨秀主張孤立、打擊蔣介石，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但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鮑羅廷還特地趕到廣州，與蔣介石會談，同意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活動。
對大革命失敗責任的認識，使陳獨秀對共產國際非常不滿。陳獨秀在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上被停止職務，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也未被通知與會。
正是在這時，陳獨秀接觸到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論述，特別是關於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與自己的觀點不謀而合。陳獨秀稱讚「托洛斯基同誌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百分之百的正確」。此後，陳獨秀參加了托派並多次提出，在革命低潮時期，我們“應該提出總的民主主義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 、'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召集國民會議'等”，他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黨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由於陳獨秀的觀點已經背離中共六大確定的方針政策，而且在組織上參加托派活動，不聽勸告，一意孤行，1929年11月，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陳獨秀也給予關注，並提出和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三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陳獨秀得知“三條件”後，非常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但對其摯友羅漢與中共接觸，則未置可否。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後，反對黨與陳獨秀合作，並謾罵、攻擊陳獨秀是拿了日本人金錢的間諜。這使陳獨秀大為光火，把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為看成是中央的意旨而懷恨在心。從此，他離中共越來越遠，直至分道揚鑣。
「九·一八」事變後，陳獨秀發表大量文章，猛烈抨擊國民黨，尤其對國民黨應對日本侵略不力多加指責，並號召人民丟棄幻想，起來自救，引起國民黨對他的仇視。 1932年10月15日，國民黨逮捕了這位「久緝未歸的共產黨領袖」。
陳獨秀是一條硬漢子，一生從事政治活動，歷盡艱辛，出生入死，五次被捕，從未畏懼。他在監獄裡做起了學術研究，潛心著述，欲「製造五十年來新政治學術之結晶，以謝國人」。
陳獨秀入獄後，很多人去探望他。 1935年7月，國畫大師劉海粟探望他並索要題字時，他揮之不去寫下「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對聯相贈，其坦蕩心境和剛直氣節躍然紙上。 1937年8月，因抗戰時局緊迫，國民黨釋放了陳獨秀。
出獄後的陳獨秀，熱情投入抗戰事業，雖然清貧如洗，對各方勢力都保持謹慎態度。國民黨丁默、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朱家騁等都曾接近他，或許以高官，或有意饋贈，他一一拒絕。陳獨秀說，蔣介石想拉攏他，真是“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托派分子鄭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陳其昌等在抗日議題上與陳獨秀論戰。還有人請他重整托派組織，陳獨秀回答「各奔前程」。 1937年11月，他寫信給上海托派臨委陳其昌等人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絕不害怕孤立”。出獄後，陳獨秀在組織上離開托派。
出獄一年，在與各方面的交往中，陳獨秀深感失望，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被迫於1938年8月遷居重慶上游的閉塞小城江津，1942年5月病逝，享年64歲。
陳獨秀晚年承認，自己的“個性不大適宜於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他甚至說過這樣的話：「我不懂什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之類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陳獨秀這種性格特點，使他得以奮力馳去，披荊斬棘，不達目的不罷休，從而成就了新文化運動，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早期發展，也成就了其不屈不撓、剛毅爽直的優秀品質。但這種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即常與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相伴隨。這一面，則使陳獨秀失卻了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反省檢討，失卻了對托派理論和組織的判斷，也失卻了為他參與締造的黨和人民事業盡力的機會。
——摘自《炎黃春秋》201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