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某一天，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在女兒的陪伴下，來到香港某家電影院，觀看反映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主題影片《開天闢地》。
整部影片歷時三個多小時，老人家全程沒有說一句話，而且沒有靠椅背，完全沉醉在了影片的情節中。
電影結束後，老人家依然沉醉其中，半響兒都沒有離開的意思。直到戲院工作人員才催著離場，老者才回過神，隨後對女兒說了一句：
「孩子，這是我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關於你爺爺比較公正的形象。其他都還好，就是扮演你爺爺的演員有點不太像，要是在秀氣點就好了，你看我的臉是很像你爺爺的。
說話的這位老者不是別人，正是陳獨秀和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兒子陳鶴年。和同父異母的兩位哥哥不同的是，熟悉陳鶴年的人並不多，但其實他的一生也曾有過熱血沸騰的時候，他也曾為中國革命做出過貢獻，他的一生也寫滿了不容易。
陳獨秀
陳鶴年出生於1913年，就在他呱呱落地不久，父親陳獨秀因為反袁「二次革命」失敗而成為通緝的對象。
為了避難，陳獨秀夫婦就帶著陳鶴年和女兒陳子美連夜乘船逃離安慶，自此後陳鶴年除了在1930年隨母親來安慶為姨媽高大眾奔喪外，再也沒有回過故土。
陳鶴年的童年幾乎沒有幾天安穩日子，當時父親陳獨秀為了革命四處奔走，他便跟隨父母先後到了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更不幸的是，在他十來歲的時候，父母感情破裂，他們姐弟二人就跟著母親來到南京生活。
在南京母子三人的日子並不好過，他們生活在一間破草房裡，靠微薄的收入過日子。童年的艱辛在陳鶴年幼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陳獨秀
因為生活貧苦， 到了讀書的年紀陳鶴年只能半工半讀。 1931年，對陳鶴年而言無疑是最痛苦的一年，相依為命的母親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姐姐在人間。
不過，母親過世後陳鶴年和姊姊並沒有共同生活，而是選擇各走各的路，姊姊結婚嫁人，陳鶴年則繼續求學，他學完電訊後又考入了揚州高中。
就在揚州讀書期間，陳鶴年聽聞父親陳獨秀被關在南京監獄，儘管父子之間有些隔閡但他還是來到南京探望父親。
當時陳鶴年年輕氣盛，對父親說：「你這次是落入虎口了，我打算組織人來劫獄救你出去。」
陳獨秀一聽就嚴厲地批評說：「胡鬧，你一個小孩懂什麼，千萬別胡來。」
看著父親嚴肅的臉龐，陳鶴年覺得自己的好心被辜負了，氣得他轉身就走了，這也是他們父子此生最後一次見面。
高君曼
在揚州讀書期間，陳鶴年的日子並不好過，經濟上很貧困，但艱苦的生活環境並沒有讓陳鶴年喪失鬥志，相反他更加刻苦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師的喜歡。
高三畢業時，陳鶴年考入了父親曾任教的北京大學，就讀政法系。因早年受父親的影響，再加上兩個哥哥先後犧牲對他觸動很大，所以在學校讀書期間，陳鶴年以一顆火熱的心繼承兩個哥哥的遺志。
因表現積極陳鶴年成功加入了中共地下共產黨，並成為預備黨員。那會的陳鶴年躊躇滿志，一心要投身革命，他也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
1935年，日軍向我華北發動新的侵略，面對日本人的狼子野心，陳鶴年和萬千愛國青年一樣，對日軍的行為無比憤怒，並不顧個人安危積極參加了由中共組織的“一二九”救國運動。
走在人群裡的陳鶴年，揮舞著手中的旗幟，大聲地喊著口號，即使前方是危險他也沒有退縮，他就像兩個哥哥一樣，願意為革命而奔走呼嘯，也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陳喬年
就在陳鶴年為革命奔波時，他還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侶許桂馨，沒多久他們就「閃婚」。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時陳鶴年的女兒也來到了人世。
女兒的降生為這對小夫妻帶來了很多歡樂，但也為他們從事抗日活動帶來許多不便。當時許多愛國青年都紛紛奔赴延安，但因為女兒的拖累陳鶴年夫婦卻只能留在北京。
後來，組織將陳鶴年夫婦分配到了北京山西抗日遊擊隊。在這裡，夫妻倆積極地投身到抗戰工作中，雖然他們沒有去前線作戰，但在大後方依然做了許多努力和貢獻。
學過電訊的陳鶴年，主要負責收發電報，同時培養收報人員。當時的電訊設備很差，但因陳鶴年技術嫻熟，他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敵人電波的干擾。
妻子許桂馨主要負責群眾工作，她到處宣傳抗日活動，並發動父母做軍鞋、軍用手套，以此來支援前線。
抗戰年代，生活條件非常差，不但沒有收入，更沒有固定的住所，夫妻倆常帶著年幼的孩子隨遊擊隊轉移，風餐露宿也是常有的事。
陳獨秀
但國破山河碎的年代，這些苦難都不算什麼，他們非但沒有被苦難打倒，反而在艱苦的環境中得到了鍛鍊和成長。
因表現出色，組織又派陳鶴年到廣西桂林地下黨創辦的報業去工作。當時辦報的條件可以說是危機四伏，前有國民黨破壞，後有日本人追殺。有一次，敵人包圍了報社地址，所有同志撤離時，陳鶴年依然堅持發送完了最後一個電報，才從地下室成功脫逃，如果那次落到敵人手中，後果可想而知。
為了更好地寫出抗日文章，地下黨安排陳鶴年一家來到香港。陳鶴年先後在《光明日報》、《立報》擔任編輯，並以「哲民」為名，發表了多篇抗日文章，其筆鋒犀利和父親陳獨秀有許多相似之處。
就在抗戰進入到最艱難的階段時，陳鶴年在香港再也待不住了，他又在組織的安排下回到了廣西桂林，繼續在地下黨創辦的報社從事編輯和收發電報的工作。陳鶴年工作起來非常賣力，而且他為人嚴謹，從未出過任何差錯，所寫文章對宣傳抗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陳獨秀
八年抗戰，陳鶴年都是幕後工作者，默默地貢獻自己的力量。抗戰勝利後，陳鶴年對未來無限期待，但當時的他的生活並不如意，又因為發表了抨擊國民黨的文章而遭到通緝，於是他又帶著家人來到了香港，而這一走他再也沒有回過內地。
到香港後的陳鶴年，因為理想抱負並沒有實現，所以思想很消沉，只是正常在報社工作，很少社交，也沒有什麼朋友，彷彿自我封閉了一樣。
新中國成立後，陳鶴年那顆消沉的心突然又復活了，他深愛著自己的祖國。於是，在五十年代他和妻子商量後決定，由妻子帶著四個孩子回內地定居，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新中國接受教育，長大後可以成為棟樑之才，為祖國建設服務。
陳鶴年和女兒
只是陳鶴年和家人都沒有想到，這個決定竟然讓一家人在之後四十多年中都沒有見過面。後來內地發生了種種變動，尤其是那場大運動，陳家人因為歷史問題，也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在那樣的環境下，妻子許桂馨只能公開聲明和陳鶴年結束夫妻關係，但這也沒有讓他們的日子好過，好在縱然生活環境在艱苦，他們也沒有被打倒，最終挺過了那場浩劫，所以才有了後來的大團圓。
獨自留在香港的陳鶴年，再也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了，他在香港《星島日報》一干就是幾十年，因為工作嚴謹，兢兢業業，還升為譯電室主任，包攬了一層樓的電訊工作。
當時身邊的同事並不知道，他就是新文化倡議者陳獨秀的幼子，只以為他是個普通的技術工作者。
陳獨秀
可以說陳鶴年的後半生，過得風平浪靜。退休後的他雖然拿著高薪但並沒有選擇安享晚年，而是創辦了少年出版，出版社的宗旨和對象定為面向青少年，先自辦、出版月刊《學生文叢》，後改為《青少年》，就像父親當年創辦《新青年》一樣。
其實，辦這樣的刊物無疑是賠錢的，女兒也曾勸他說：「爸，您年事已高，又明知這是賠錢的事，要不然就別辦了吧？」{/b }
陳鶴年則說：「孩子，當年你爺爺創辦《新青年》，提倡'科學和民主'，如今國家要發展也需要這兩樣東西，就讓我為祖國出一點微薄之力。{/b }”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陳鶴年是繼承了父親的遺志，繼續走父親曾經走過和未走過的路，這是一種精神的傳承。
2000年，陳鶴年在香港安靜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終年87歲。
和哥哥的命運不同，他的一生似乎沒有那麼波瀾壯闊，更沒有那麼血雨腥風，但在抗戰歲月的日子裡，他依然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帶著哥哥們的遺願為國家而效力。
就算到了晚年，陳鶴年依然心繫祖國，不惜「賠錢」為青年人辦報，這種家國情懷是如此的崇高，他也替父親和哥哥們看到了盛世中華，可以告慰他們在天之靈了。
唯一的難過就是，從17歲開始，陳鶴年再也沒有回過安慶，猶如他父親陳獨秀一樣，帶著那些許遺憾和人間訣別了。
陳家歷史就是一部悲壯的歷史，他們為了革命的勝利付出太多的代價，包括生命，向陳家父子致敬！ ！ ！
（本文原創首發，抄襲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