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也許笑我癡心於清室，準確來講，我並非忠於清室，而是忠於中國的政教，忠於中國的文明，我留著辮子，這是一個標記，我是要告訴世人，我是老大中華未了的一個代表。
顧鴻銘
「生於南洋，學於西洋，婚於東洋，仕於北洋」這是對辜負銘一生最真實的寫照，他一生所學融會貫通了東西方的思想，西方曾經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顧鴻銘。
1857年7月18日，是的，正是165年前的今天，這位清末怪傑在馬來西亞島西北的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榔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種植園中出生了。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遷居馬來西亞，累積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負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不但有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話，同時還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會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負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夫婦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並自幼便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西方著名文學家的作品。
後來布朗夫婦返回英國，實在放不下辜負銘，於是和德羅紫雲商量能否帶顧鴻銘前往英國接受教育，作為補償，他們會把橡膠園贈送給辜負家。能讓兒子接受當時最先進的教育，顧紫雲自然是求之不得，走之前，父親辜負紫雲再次將他叫到祖先牌位前，鄭重告誡他道：「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這番話記在心上了。自此，年僅十三歲的辜負銘漂洋過海，開始了他的西洋生活。
1867年，辜負銘跟隨布朗夫婦到達了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在這裡布朗先生給他規劃了未來的求學之路”，布朗先生對他說：“孩子，你可知道你的祖國正被放到砧板上，而侵略者正舉起屠刀，預備分而食之。我如果有你的天賦，我甘願做一個學者，拯救人類；而不是做一個百萬富翁，造福自己。我希望你學貫東西，擔負起富國強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能夠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隨後布朗便為辜負銘安排了學習規劃：「數學、物理學、化學好懂，我先教你學數學，再教你學物理和化學。我計劃讓你在德國學科學，再送你去英國學文學、歷史、哲學及社會學。熟熟的，學深學透。延續了對文學的興趣，考取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系，一路讀到碩士。史料記載，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西亞等9種語言，並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隨後辜負銘收拾行裝，準備回國，這時的他已經在西方頗有名氣，所謂的國王、將軍、總督、車夫、乞丐都被他用犀利的語言評點過，成為著名的「金臉罩鐵嘴皮」。
闊別家人11年後，西裝革履，油頭粉麵的辜負回到了檳榔嶼，這個年輕的混血青年，早已遠離了父親的教誨，變成了西方紳士的模樣。
然而，正是這樣的西式著裝，使他在新加坡遇到了「知己」馬建忠。馬建忠是清朝中後期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他是最早一批可以談論留學西洋、匯通中西的新式才人，顧鴻銘聽聞其在國內是大儒，卻又是從法國留學歸來人士，心生好奇，便前去拜會。
這次的好奇心，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
二人暢談了三天三夜，馬建忠認為辜負銘這樣的少年英才不應該只學習西洋文化，而是應該將中西方的文化融會貫通，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思想反哺中國，他告訴辜負鴻銘，祖國正在遭受列強侵略，需要他們這些人才的幫助。顧鴻銘深以為然，決意學習中國儒學，將中西結合，為中國走出一條新路。但是離開了中國這個大環境來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癡人說夢，於是在1881年，辜負銘隨著英國人馬哈的探險隊來到中國，第一站先到了香港。這時的香港，已經被英國殖民40餘年，但是這裡的人員構成卻依然是以中國人為主，在這樣一個洋人與中國人共存的地方，辜負銘經過深思熟慮，決定駐足於此，先探索融入怎樣做一個中國人。
在香港，辜負銘閱讀了大量的中國的古典書籍，他感慨道：“道在是矣！”
1885年，在回福建探親的遊船上，能夠跟外國人談笑風生的辜負銘受到了楊玉書的關注，楊玉書乃是廣州候補知府，奉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之令前去打探中法戰爭的情報，沒想到情報還沒打探，先看上了辜負。
在楊玉書的引薦下，辜負銘成為了張之洞的幕僚，在承擔對外文書工作的基礎上開始海量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他也在將中國的傳統經典翻譯成外語，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光是「四書」他就翻譯了三本《大學》《中庸》《論語》，等到林語堂出國留學時，辜負銘的譯本已經成為了國外許多大學的教材，辜負的譯本能從眾多譯本中脫穎而出，離不開豈鴻銘自己的思想，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辜負銘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十三年的西洋遊學經理讓他更清楚如何便於西方世界了解東方文化。
在翻譯過程中，辜負銘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思考與學習越來越深入。 1915年他出了一本名為《中國人的精神》的書籍，書中說：「中國人的精神第一個就是溫良，溫良並不是天性軟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沒有強硬、苛刻、粗魯和暴力。
這樣的觀念在受到一戰破壞，心中悲憤難平的歐洲自然是影響巨大，他從此成為了中國對外的文化形象代言人，也是人們口中的「清末怪傑」。正是這個時期西方社會流傳著文章開頭的那段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顧鴻銘。”
泰戈爾、托爾斯泰、毛姆等眾多上個世紀最頂尖的文學創作者紛紛與他交好，各界名流前往中國進行交流時必定要拜訪他，但是“怪傑”的“怪”和“狂儒」的「狂」並非浪得虛名，這位怪人並不一定願意接待他們，畢竟怎麼能隨便西方人拜訪呢?
但顧鴻銘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雖然接受了那個時候最先進的教育，但是卻堅持著中國的封建傳統思想，他一生都不願意剪去自己的辮子，誓死要保存中國的傳統禮教。因為他生長於西洋，等待長大成人後才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思想很快就會定型，在他的觀念裡，傳統文化與封建倫理綱常，忠君愛國思想是綁定在一起的，如果要否定封建文化，就等於要將他的思想全盤否定，對於一個思維觀念早已定型的人來說，這是很難做到的。而且他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都離不開清政府的支持，「忠君思想」早就刻在了他的腦中，他堅持封建帝制才是中國的正統，是中國的一種象徵。
而這也注定豈鴻銘在北大這樣的新思想陣地無法長久，而辜負銘與北大最為尖銳的矛盾來自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後，當時中國各界的有識之士紛紛響應，北大學子更是呼聲愈高，主動帶頭髮起遊行。但作為北大教授的辜負卻公開在英國人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北大學生是“野蠻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不合適的。在那個眾多新思想迸發，有識者爭相抗爭的時期，辜負銘走在與時代相反的路上，縱然北大以「思想開放」為主旨，也無法一直容忍他。最後在蔡元培離職後，辜負銘這位「清末怪傑」也離開了北大，自此這位老學究退出了中國的舞台。
顧鴻銘離開北大後選擇去往日本，他認為日本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在日本可以大展拳腳；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顧鴻銘到了日本後，憑藉自己在中外各界的名聲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禮遇，日本的名流爭相拜訪他，藉此機會，他在日本各地發表了多次演講，反應熱烈，一時間在日本風頭無兩。但天有不測風雲，待了幾年後，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盛行國內，他被日本已經展露出來的野心所震驚，對此失望無比的他只能無奈地又回到國內。
1928年，豈銘在北京去世，享年71歲，一生的起起落落，最終只剩一句：「性孤僻，髮辮至死猶存。」這位清末怪傑，將他的畢生所學都獻給了一個步履蹣跚的舊王朝，他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縮影，那個時代，革命熱潮如火如荼，新思想如雨後春筍，肆意生長著；在我們歡呼封建的大山被推倒時，這些人悵然若失，他們是舊時代與新時代交接的產物，注定與新時代格格不入；他們用一生捍衛著傳統的榮光，最後也必將隨舊時代而去；辜負銘的最後一根辮子代表著他對舊時代最後的念想，他的逝去也代表著舊時代在與新時代的鬥爭中徹底消亡，他是大清最後的衛道士，也是最忠誠的守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