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2013年9月，崔永元與方舟子就「基因改造」的問題在網路上展開了長達六個月的論戰。期間，崔永元自己掏腰包，花了近100萬元拍攝基改紀錄片。今年3月1日，三大門戶網站同步推出這部紀錄片。這一系列的動作激起了輿論的千層浪。
51歲的崔永元，遭遇了人生前所未有的名譽危機。但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
他的一位前同事說過：“崔永元是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喜歡就公眾利益發表評論，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言多必失。”
崔永元不在乎，他說：“我只要是在維護公眾利益，我只要覺得我是正確的，我的採訪調查是正確的，我永遠會堅持。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會堅持。”
「有的人妥協了很舒服，我不！」
4月底，打電話給崔永元。他的聲音很沉，字正腔圓的播音腔在現實中並沒有那麼凸顯，更多的是平和。不論是爽快的答應還是婉拒，都讓我感受到了另外一個崔永元。謙和、有禮貌，遠不如大眾中的那般犀利、高調。
而電話掛斷幾個小時後，他在微博上寫了這樣一段話：「你可以感動我，不要恐嚇我，我容易被感動，卻不怕恐嚇。換個人試試吧。」轉瞬間，強勢的樣子再一次在心中樹立起來。
曾經有記者問他，「能不能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他說：「舒服的方式是妥協。為什麼我們老勸大家妥協呢？有的人妥協了很舒服，比如說被日本人佔領了當漢姦就是妥協，特舒服，汪精衛特舒服，都混到頂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當漢姦。壞裡演，你含沙射影再諷刺一下日本人？
從1985年進入媒體圈，崔永元的嘴巴一直沒停歇。電影《手機》上映時，他「炮轟」馮小剛、《手機》、編劇劉震雲，後來再提出「電視庸俗化」、「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等觀點，嗆聲某些中視主持人，就「限制私家車治理霧霾」提起質疑，再到最近的基因改造。
崔永元也為自己解釋：「每個做媒介的人都應該有這種責任感。你的媒介會影響別人，你怎麼能夠沒有責任感呢？我這些年發表的觀點老被人重視的原因，就是因為兩點：一是我確實說到了痛處，二是別人不願意說的話，明擺著得罪人的話，我說出來了。
崔永元說他這輩子沒有想過要做電視主持人，但陰差陽錯就進入電視圈了。對於這件事，崔永元在書裡寫了一段：「也許我們見到真正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一詞理解多少有些歧義。首先，知識分子的知識不是以閱讀的數量來計算的，讀書破萬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總是鶴立雞群，混不進人堆裡。
崔永元在2008年接受訪問時說，他希望能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 「我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樣的人除了要有血性，還需要有知識。我認為我的血性足夠，我的知識不夠，我的知識儲備不夠，我說話不能那麼雋永，不能那麼深遂，但是起碼我能拍桌子。是有什麼道德潔癖，我沒有特別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線。 比如你是醫生，我給了你紅包，你做手術時就應該認真些，不能把紗布放在我的肚子裡，但是現在不是，拿了錢還會不小心把紗布留下。
「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寧死不屈。」
敢言敢說，是崔永元從《實話實說》開始就給人的印象。時至今日，更是讓人看到褪去央視主持光芒的普通人崔永元。他愛管閒事，堅持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堅持自己認為對的事。
央視的紀錄片之父陳虻曾說過，他覺得目前中國沒有一個主持人能超過崔永元。他是對任何事物，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辨識的方法，有自己表達的特性。
但這位幾十年來保持極高好評的主持人最終還是離開央視。問崔永元為什麼離開，崔永元說這個問題已經回答很多次了。於是他找到了一個最長的回答版本：「當意識到自己快五十的時候。我覺得年近半百，你還有什麼事想幹沒幹過。你現在幹的事是你最喜歡的事嗎？ 我這輩子從來沒打算要做電視節目主持人。我想當導演、編劇。妙地被大家都認識了，我想演電影、話劇。前半生短，那麼我一定要把我的夢都實現。電視劇，做一部舞台劇。
離開央視的一年裡，崔永元一點兒都沒閒著，除了做基因改造的調查，他也曾經與助手開車在北京轉了15個晚上，查看北京晚上車的狀況。每天晚上在微博上發了好些拍的那些影響空氣品質的大卡車照片。
崔永元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巧遇上兩個人因為撞車的事故在社區裡拿著鐵棍子要玩命。崔永元衝上去就把兩人攔住。問清楚細節，發現一方說要賠500元，另一方只願賠100元。崔永元自己掏出錢包，拿出400元，讓一邊給100元，加起來500元一起給了另一方。這事情就算了結了。崔永元說：“這事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我說跟我沒關係，但是你用鐵棍子把他打死，這事可就大了。沒管可能就是沒看見，看到了就得管。”
「微博是短文，實話實說。用不著站隊，也用不著討誰喜歡。取消關注請便，封號請便。」這是截稿前，崔永元發的最後一條原創微博。
崔永元就是崔永元，他堅持觀點，不願妥協。就像二十二年前，他看電影《寧死不屈》後，為自己做下的決定–“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寧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