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滅亡，蒙古入主中原後，詩的發展進入了歷史低谷期。有元世代的詩纖弱，終明一朝的詩狹隘，而異軍突起的清代詩壇卻抗起了學唐學宋求創新的旗幟，企圖改變這種頹勢。如果人們要細數清代三百年間裡的大詩人，那麼首推的就一定是龔自珍。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出生於杭州馬坡巷官宦之家。定庵的祖父龔禔身、父親龔麗正均是乾隆、嘉慶兩朝進士。他的母親段馴是清代文字訓詂學家、經學家段玉裁之女，其《說文解字註》影響深遠。段馴工於詩文，著有《綠華吟榭詩草》，頗具體氣。
在如此家學環境下長大的定庵，其涉及學問之廣，舉世罕見，經史百家、詩詞、雜說、人文、地理、金石，訓詂，幾乎無不所窺，可謂遍閱諸子百家，而自成一家之言。且拋開他「清代思想家、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這些頭銜，只談作為詩人的龔定庵。
定庵的童年並非在京城長大，所以投足之間並無官宦子弟流滑之氣。相反得益於一位志趣高雅的母親，他的學問審美自小便十分不俗。 因幼時體弱，故母摯愛定庵有佳，抱以膝下授課， 課以吳梅村詩、方百川文、宋左彞《學古集》。可能被母親疼愛的孩子，個性更肆意任性，他常常不拘所留，招致外怨。
天性對於詩人而言，至關重要。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說》說：「字與詩體格不同，其為攄寫性情，標舉景物，一也。若夫性情不露，景物不真，徒然綴枯樹以新花，被偶人以袞服，飾淫靡為週柳，假豪放為蘇辛，號曰詩餘，生趣盡矣。
詩人一定是天性善感的。無論是人生之短，懷思之苦，失路之悲，還是別離之恨，親疏之感，總要有些激盪填於胸中，總要有些洶湧在心裡澎湃，才能噴發於筆下，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詩作“亦狂亦俠”，幽怨中雜有慷慨，壯烈中合以哀艷，時而激憤，時而纏綿，時而翻湧，時而喜怒，達到了一種奇境。
定庵的詩句又雲「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又懺悔心一首》）「劍」與「簫」作為定庵詩裡面高度頻繁的一組意象，俁然成了窺測他內心精微世界的鑰匙。 「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 。如果說「劍氣」比喻志向抱負，那麼「簫心」則是悱惻的感情。當它們雙雙被辜負之時，只有個中性情之人才能感受到這種悲壯。
19世紀的中國正經歷「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舊時代的小農經濟在資本主義侵略下逐漸瓦解，朝廷羈弱，時代晦暗。 「七萬裡戎來集此，五千年史未聞諸。」「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少年定庵在讀完王荊公的《神宗書》之後，便視王荊公為異代知己。 「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訌之乎？」（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可惜他仕途坎坷，沉浮宦海十餘年，因不諳館閣體書法，竟不能點翰林。他一氣之下，命女兒、媳婦、妻妾寵婢，統統練館閣。他夫人頡雲女史尤其是書法聞名。每當客人到他家來，如果談到某某翰林，他笑道：“嗤！當今之翰林何足道矣！我家女眷，無一不可以入翰林！她們皆工書法也。”
這樣的待人接物，這樣的佯狂，自然在上位者看來「難當大用」。 19歲時定庵初考順天府鄉試，未中，後八年才考中鄉試舉人。他意氣風發之下寫下「落花風裡別江南」的句子。 “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這其中掩蓋不住的入世之心。此後十年，他前前後後考了6次，才在38歲時中了第三甲進士。
「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這一蹉蹉竟就是二十年的光陰，耽於考場路上，他何其怨憤。 「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他心裡想做的不是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而是經天緯地的能臣。
他在道光時期曾提出移民到西北屯墾，在新疆設省。 「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直到他死後幾十年後，左宗棠收復新疆，他這一設想最終被清政採納。他反對鴉片，得知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時，旋即寫下《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堅決支持林則徐禁煙。他還提醒林則徐這次禁煙，必定會引起外敵報復，必須“重兵自隨”，“守海口，防我境”。
鴉片戰爭爆發後，作為首要責任的林則徐被道光貶新疆伊犁。而龔自珍也未能倖免，他提出辭呈，在路過鎮江時候，當地人求雨做法，百姓久聞其名，便再三請他寫一首禱告祝詞。他當即揮毫，寫下了第二百二十首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太史公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我說：餘讀定庵詩，想見其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