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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宗教思想，主要表現為天志和明鬼。我們先來看他的上帝鬼神觀。天：「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溪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是自然的主宰者，秩序的規定者，百物的賜予者，萬民的厚待者。由此可見，墨子對天的理解與《尚書》、《詩經》中的記載是一致的。天亦稱為上帝。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國家的政權、君長皆為上帝所立。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上帝無私、德厚、聖明，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至高神明。 「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既然上天是善之始，利之源，當然希望人相愛相利，反之則施以懲罰。 “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總結為一句話：“天欲義而惡不義。”
在墨子看來，「義，利也。」（《經上》）義利是一致的，具體表現在施政上：「義者，善政也。」他進而認為：「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為「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將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 「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正因為義是天之所欲，所以「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治是義的，治國以義為標準，是遵循天志的表現。 「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而上天的意願，是讓人和人之間互愛、互助、互利。
「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上天明察秋毫，賞善罰惡，對於王公大人和庶民百姓，一視同仁。就是貴為天子，也不例外。 「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之暴，天能罰之。」墨子舉夏商週三代聖王禹、湯、文、武和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的例子作對比，說明上天福佑聖王、降禍暴王，賞罰分明。天意就是規矩和審判的準則。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 。
墨子的天志思想，來自三代宗教中的“上帝”信仰。而明鬼思想，同樣源自三代宗教中對天神、地祇、祖先的崇拜。 “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為鬼者。”鬼神是上帝施行公正、賞善罰惡的使者。墨子引用《禹誓》、《商書》等古籍以及各國春秋史傳中的相關記載，說明鬼神對人間的監察和介入。 “昔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與聖王們敬事鬼神相反，暴王們上不敬鬼神，下不恤百姓。 “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為了證明鬼神的靈驗，墨子舉了賢明的秦穆公在廟中遇神句芒，加壽數；觀辜因祭祀不虔敬，被附身於祝的神明殺於祭壇上；枉死的杜伯、莊子儀當眾向周宣王、燕簡公復仇的事例。表明鬼神作為上帝的使者，明察秋毫。不管是天子王公，還是庶民百姓，行善作惡，皆逃不脫鬼神的監察賞罰。墨子的鬼神觀，繼承了三代宗教中敬天尊祖的傳統。特別強調上帝鬼神公正嚴明，賞善罰惡的力量無所不在，所謂“抬頭三尺有神靈”，讓人因敬畏鬼神而揚善去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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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理解了墨子的宗教觀，我們才能對墨家的人生觀有深入的體會。非命非樂是墨家人生觀的核心表達。墨子一方面篤信上帝鬼神，一方面否定宿命。在他看來，上帝並不預先規定人的命運。人的富貴貧賤、生死禍福，都是所作所為的結果。對於儒家的命定論，墨子概括道：“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為焉”。孔子有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儒家的天命觀，帶有宿命的色彩。儘管孔子周遊列國，積極推行他的王道，但這只是君子在“知命”的前提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並非是要改變天命。而墨子之承認“天志”，徹底否定“天命”。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未嘗有也。”他認為宿命觀念讓人無所作為，百事荒廢。對王公來說“必怠乎聽獄治政”；對於大夫來說，“必怠乎治官府”；對於農夫來說，“必怠乎耕稼樹藝”；對於民婦來說“必怠乎紡績織絍”。如此一來，政治和經濟就會陷入癱瘓。三代暴王不事鬼神，篤信命定，將他們失去天下歸結為“我命固且亡”和“吾命固將失之”。以命定論為藉口，推卸國破家亡源於其不敬上天、不恤百姓的罪責。
墨子堅決否定「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的命定論，認為行善有福，為惡遭禍。但現實中，並非總是善惡有報，所謂「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的事例也不少。有一次墨子生病，他的弟子跌鼻在探望老師時，問墨子既然鬼神明察秋毫，賞善罰惡，像您這樣的聖人，怎麼會得病呢？是您的言語有過失？還是鬼神不明察？墨子回答說，得病的原因很多。天氣冷熱、勞累過度都可能導致得病，這就如同百扇窗只關了一扇，盜賊怎麼會沒處進來呢？墨子的回答，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叫人完全滿意。跌鼻與墨子的對話，涉及「非命」論在解釋「德福一致」問題上的不足。其實，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維範式中，無論是儒道墨，還是諸子百家中的其他派別，都不能對此問題給出滿意的答案來。
從「現世」來看，德福一致和德福不一的現象，是同時存在的。我們可以說，善有善報，時候未到。但是，現世報是有限制的。很多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在人世的結局不一定好，反之亦然。中國先秦的思想中，雖然不乏天地鬼神、道理性命等神秘觀念，但卻很少涉及「來世」。孔孟不言，老莊不語。夏商週的三代宗教中，雖有對祖先和鬼神的祭祀，卻沒有明確的「天堂」與「地獄」觀念。從墨家的鬼神觀來看，賞善罰惡都是現世報。中國人的「來世」觀念，是在佛教傳入後，才漸漸明晰起來的。在佛教中，彼岸福報與輪迴涅槃連結在一起，所謂極樂世界與無間地獄，對於信眾產生的激勵和威懾作用，是傳統三代宗教難以比擬的。與佛教複雜的輪迴轉生相比，基督教的「末日審判」更容易理解。信與不信，成為上天堂與下地獄的條件。中國本土的宗教信仰，受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來世和彼岸觀念淡薄。因此，活得更長，活得更好，成為“神仙”，甚至“只羨慕鴛鴦不羨慕仙”成為主導的思想。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都被附會成神仙，秦皇漢武迷信仙道，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墨子的生活態度，主要表現在「非樂」上，其指導原則是「仁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音樂的主要功能已由周初的“享神”變為“娛人”。宗教意義淡化，世俗色彩增強。墨子看到當時戰亂頻仍，民不聊生。 「飢者不得食，寒著不得衣，勞者不得息。」而王公貴族們卻撞鐘、擊鼓、彈琴、吹笙、勞民傷財、醉生夢死。對社會上層來說，沉迷於此將荒廢政務，對社會下層來說，沉迷於此將懈怠生產。於國於家，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是從社會現實來說的，墨子也引用《武觀》、《黃徑》、《官刑》等古籍的記載，證明「聖王無樂」。
“非樂”思想的提出，並非是因為墨子“自苦為極”，而是與當時的不良社會風氣相關。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王公貴族、卿士大夫生活富足，過度消費，奢靡逸樂；農夫民婦、役夫工匠缺吃少穿，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廣大民眾基本生活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少數貴族卻追求所謂的高品位奢侈享受。朱門酒肉臭與路有凍死骨形成鮮明的反差，墨子大力提倡非樂，是對這種現象的批判。希望王公貴族們扭轉不良風氣，注重國計民生，體恤下層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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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節用」的經濟思想，是與其人生態度一致的。同樣，墨子認為這是古代聖王的美德和施政原則。即「是以奉給民用，則止。」而「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由此可見，「節用」的主張和「非樂」一樣，也是為了限制統治階級和社會上層的鋪張浪費。具體來說，在飲食方面：「是以充實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昧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服飾方面：「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綹之衣，輕且凊，則止。風寒，上可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
「節葬」是「節用」在喪葬方面的具體應用，主要針對的是儒家厚葬久喪的觀念。所謂「三年之喪」的提法，並非三代舊制，而是儒家的主張。墨子認為守喪太久，人的身體會虛弱，甚至生病。耽誤王公大人、卿士大夫治理國家，耽誤農夫民婦農耕紡織，耽誤工匠製作用具。同時妨礙男女交往，減少人口。厚葬會浪費大量財物，不能為民所用。人口減少，貧病虛弱，會導致祭祀鬼神的貢品品質下降，抵禦外國侵略的兵源不足。於國於家，於神於人皆有害無益。墨家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尤其是生產生活、國家治理的民生、國防角度，提出集實用和有利於一體的經濟思想，讓統治階層將財物、精力多用在國計民生上，尤其註重民眾的健康和人口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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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政治主張，體現在尚同和尚賢上。在墨子看來，「尚同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並且特別強調：「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尚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從社會發展來看，由於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和慾求，「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沒有公認的是非善惡標準和社會統一秩序，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將大行其道，結果必然是人人彼此對立，互相加害。 「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春秋戰國時代，大國兼併小國、家臣篡奪國位，戰亂頻仍、攻伐不止。墨家尚同的思想，為結束當時的亂世割據，建立大一統的和平局面，提供了方向。但是，“同一”合“統一”的標准在哪裡？ “且夫義者，政也。”就是從正義的原則出發。 “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而“天欲義而惡不義”，由這個最高原則出發，尚同就是天子同於天，三公同於天子，諸侯同於三公，卿士同於諸侯，庶人同於卿士。即“無從下之政上，比從上之政下。”但是，墨家的大一統方案，並非回到周初的封建宗法制，與儒家強調的“親親、尊尊”大相徑庭。而是提出了打破血緣宗法和世襲等級的“尚賢”主張。其總綱為“以尚賢使能為政。”墨子認為這是先王的為政之道。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 」與儒家相似，墨家同樣法先王，追求明君賢臣的人治理想。不過，墨家特別重視在“貴義”前提之下的“公平”，與儒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廬人”不同，採取對團體內成員一視同仁的態度。人者刑」的規矩，大義滅親。
墨家團體具有“教會”的性質，奉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法紀嚴明，禁止徇私。在選賢以能的具體標准上，要求“里長也，里之仁人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也就是說，從最小到最大的行政長官，都是相應管轄區域內的賢能者。如此一來，就能夠保證“尚同”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不是建立在“親親、尊尊”的私人關係親疏遠近上，而是公眾認同的德行和能力上。 “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這是一種典型的“精英”治理觀念，作為被選為官者，一方面要服從上級的命令，“上是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同時，也有對上級提出意見的義務，“上有過則規諫之”。
龔自珍有詩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的選拔和任用，最重要的是打破私人關係的障礙和社會分層的限制。墨子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充分體現了唯才是舉，唯能就任，按勞得賞，按功受祿的公平公正性。而且特別強調：「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的賢者不問出身的原則。墨子曾向楚惠王上書，惠王稱讚墨子的書很好，卻不願實踐其中的主張。墨子因此拒絕留在楚國，惠王派大臣穆賀為墨子送行，穆賀直言不諱地對墨子說，王或許因為你是一介平民，才沒有採納你的主張。墨子舉尚湯禮賢下士，親自拜訪伊尹的事例，感嘆草藥能治天子的病，糧食可以祭祀上帝，而他的主張在王看來，卻不如草藥和糧食。對於人才因出身低微而不受重視，墨子深有感觸。所以才大聲疾呼：「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可惜聽者寥寥，行之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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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倫理思想，主要體現為「兼愛」與「非攻」。兼愛是原則，非攻特別針對當時殘酷的併購和侵略戰爭。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墨家的兼愛非攻主張，在當時具有理想色彩。墨子及其弟子後學，奔波於列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揚和平，阻止戰爭。墨子曾勸止楚王攻宋、魯陽文君攻鄭。鉅子孟勝與弟子一百八十三人，為陽城君守城而亡。在止楚攻宋時，墨子大膽指出：「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侵略戰爭，是不仁不智之舉。而公輸班作為楚國大夫「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身為國家要員和技術精英，魯班利用自己的發明推動戰爭，實謂不忠實之舉。墨子無情地揭露了侵略者偽善的假面。魯陽文君意圖攻擊鄭國時，以鄭國人弒君，天罰其三年不順為由。墨子一語道破其替天罰惡的虛假，好比一個父親拿著木棍，要教訓鄰居不成器的兒子一樣。真正的目的，不過是為了趁火打劫，對災難中的鄭國落井下石。
侵略者總是為自己發動不義戰爭，尋找各種冠冕堂皇的藉口，其實不過是恃強凌弱，強取豪奪而已。墨子在揭露侵略者偽善的同時，從現實的角度，說明侵略不僅會給被侵略的國家造成災難，對侵略者同樣有害無益。 “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侵略戰爭不一定能獲勝，即便勝利，也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由於侵略戰爭多由大國發動，墨子反對爭霸，倡導統一，並將之歸於先王之道：“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兼愛非攻是天之所欲，聖王所行。而兼愛的原則是：“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概括來說就是：“為彼猶為己也”。這種一視同仁，愛人如己的思想，具有宗教信仰的色彩。同時，墨子也從人際關係的角度，提出“兼相愛”會帶來“交相利”的效果。即“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他引用《詩經》中投桃報李的典故，來說明這個道理，提出：“必吾先從事於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墨家倡導兼愛，就是先從愛他人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