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儒家，必言孔孟，而梁啟超對荀子評價極高。梁啟超說：“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荀學肘下。”
荀子在先秦諸子中為何如此重要？與孔孟相比，荀子思想有哪些獨特之處？近日，「道中華」就此主題專訪了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孔定芳。
▲故宮南薰殿舊藏《歷代聖賢名人像冊》中的荀子畫像。
道中華：談到儒家，很多人會想到孔孟，為什麼荀子的地位在人們心目中好像沒有孟子高？
孔定芳：孔孟並稱並廣泛深入人心其實是宋代以來的事。宋代以前，更多是荀孟並稱。
戰國時期，荀子影響大於孟子。孟子敘述唐堯、虞舜以及夏、商、週三代的德政，在戰國大爭之世不被認可，甚至司馬遷說他“迂遠而闊於事情”（迂腐的、空談的大道理對處理具體的事情沒有什麼價值）。相比之下，荀子三次擔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兩度出任楚蘭陵令，議兵於趙，議政於燕，論風俗於秦。
秦朝時期，奉行韓非、李斯思想主張，故荀學在秦朝受到尊奉。漢代，荀子愈益尊顯。清儒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中說：“《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晚清經學大家皮錫瑞說：“荀子能傳《周易》《詩》《禮》《樂》《春秋》，漢初傳其學者極盛。”
魏晉南北朝至唐代，荀子仍備受褒揚，荀孟並稱，而且排在孟子之前。初唐盧照鄰說：“遊、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中唐時期宰相權德輿說：“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唐代詩人陸龜蒙詩云：“無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詩僧皎然詩云：“通隱嘉黃綺，高儒重荀孟。”荀子晚於孟子，排序卻在孟子之前，足見荀子在戰國漢唐時期的影響力。
韓愈為對抗佛教，作《原道》以建構儒學“道統”，把周公、孔子和孟子視為正宗，以荀學“大醇而小疵”為由，將荀子斥於儒學道統之外。可以看出，在唐代尊荀的文化背景下，韓愈對荀子整體還是肯定的，只是「小疵」而已。
宋明程朱理學掀起孟子升格運動，荀子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斥為儒學異端。宋儒程頤說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朱熹說“荀卿則全是申韓（申不害、韓非）”。不過，即使如此，宋代由於理學尚未獨尊，荀子仍從祀孔廟，被封蘭陵伯。但到了明代，嘉靖九年孔廟改制，荀子便被逐出孔廟。
可以說，荀子地位的沉浮升降，透顯出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衍變軌跡。
道中華：這麼說來，宋代以前，荀子長期受到思想界和社會的尊重，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孔定芳：荀子所處的戰國時代，諸侯異政，百家異說。但諸侯兼併，天下一統之勢日趨明朗，荀子順應天下歸一的民心所向，肩負起回答大一統時代課題的歷史重任，融百家之學，採諸家之長，進行大一統思想的理論體系建構。其思想體系蘊含著“天下一統，海內臣服”的疆域一統，“息邪闢之說”的思想文化一統，以及“齊一天下”的製度一統等內容。
此後，荀子的大一統思想為其弟子韓非、李斯所繼承。其弟子所規劃的“秦制”，成為歷代王朝沿襲的治道。所以毛澤東曾說：「百代都行秦政法」。
荀子傳承經典。荀子整理傳承了《詩經》《尚書》《禮》《樂》《易經》《春秋》等儒家經典，開啟後來的漢儒，是中國思想史從先秦到漢代的一個重要人物。經學史專家週予同說“在傳經事業上，荀子高於孟子”，誠為徵實之論。
荀子身處“禮崩樂壞”的時代，回應重建價值信仰的呼喚，在孔子禮學思想的基礎上，構建了富於現實關懷的禮學思想體系。相較而言，孟子從內聖方面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雖有崇高的價值關懷，但缺乏實踐操作性。而荀子的禮學思想，既能夠從時代要求出發為國家進行政治安排，又能夠在禮樂傳統文化中保持儒學價值。
事實上，荀子的禮學思想超越了孟子偏於內心用力的局限，把禮學發展成為禮義制度和規範，創造性地建構了一個禮學體系，從而為儒家禮學思想在國家治理方面找到了切實的途徑。
道中華：在思想層面，荀子思想體現了哪些中華智慧？
孔定芳：在我看來，有這麼幾個突出的方面：
一是被誤解的“性惡論”。孟子和荀子對“性”界定不一樣。孟子提倡“人性本善”而擴充之，人人可為堯舜。荀子發現了人性的缺陷，主張以仁義法正，化性為善。 “塗之人可以為禹”，意思是說路上行走的人可以成為大禹，即普通人也能成為大禹。這兩種思想猶如儒家兩翼，實質上殊途同歸，共同構築起儒家內聖外王之學。
荀子由性惡論而推導出「義利兩有」的主張，既蘊含了對戰國風氣的補偏救弊，亦避免落入陳詞過高的空泛道德說教，進而透過禮義秩序的建構將道德的維繫與利欲的滿足有機結合。在現代社會環境下建立社會道德，也要以人性人情為考量，並以公平正義的社會治理機制來全方位展開。
二是隆禮重法。荀子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秘主義，注重人為努力。孔子的中心思想為“仁”，孟子的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之後標舉“禮”“法”。
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將“法”的剛性約束，與“禮”代表的公序良俗的柔性教化相結合，從而使人格得到提升。
在治國方略上，當時的儒、法各執一端且互有偏執。法家是現實主義，強調他律而忽略自律，所以主張「不務德而務法」；儒家則是理想主義，強調自律而輕視他律，所以主張以禮治國，「德主刑輔」。荀子敏銳地洞察到二者的偏狹，提出禮法並重的思想，在《荀子》的《成相》《王制》《大略》《君道》等篇中均有論述。
如《成相》說：「治之經，禮與刑……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君道說：「隆禮重法，國則有常。」荀子認為，作為治國之方，禮與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化用在今天，就是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結合，既注重法律的規範懲戒，也注重道德情操的引領作用。
三是勸學修身。荀子重學，故以《勸學》為首篇。在知識來源上，荀子認為“學而知之”；在知行關係上，認為“行高於知”。與孟子“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不同，荀子強調後天學習對於人性教育改造的作用。
荀子認為，致力修學，就成為真正的人；放棄修學，會墮入禽獸之列。孔子把“信”視為維繫上下等級和朋友關係的一種道德，而荀子將“信”當作維持社會人際關係的一種公德，所以荀子認為“信”是“仁人之質”“政事之本”“治國之術”。
四是“天人相分”。天人觀是中國傳統哲學中一個重要命題，荀子在《天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等主要觀點。
荀子天人觀的邏輯起點是天道自然。他指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自然有其自己的運行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此基礎上，荀子進而提出“明於天人之分”的思想，區分“天職”與“人職”，要人們懂得天道自然，人道有為，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從而“不與天爭職”，在知其所不為的前提下去“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論天”實際上是為了“論人”，極力強調人的地位與作用，人的主觀能動性。荀子還有一個論點是“人最為天下貴”，進而提出“明分使群”（明確分工和等級，使社會協同為一個整體）與“群居和一”（和諧相處、協調一致）的社會觀、「民富國強」和「以政裕民」的經濟觀以及「以禮導欲」而非「去欲寡欲」的育民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