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木
毛澤東和章士鑷合影
身份特殊的章士鑷
章士鑷（1881～1973），字行嚴，湖南善化人。他是個特別的人物，終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最終得以頭頂「無黨派人士」的桂冠。他一生交遊甚廣，識人甚多，特別是與毛澤東的交情，更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可以在最高領袖那裡說上話，甚至是別人不便說的，他卻可以說，而且似乎非常願意說。這使得他幾乎成為一個孤例——“愛管閒事”，同時又被賦予了“特殊使命”的長者和老人。
章士鑷有過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參與「倒清」、傳播西方文化和思想。後來，卻與新文化運動作對，當上北洋政府的高官，壓制學潮。
章士鑷對女兒章含之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提到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曾將女兒的男友毛澤東介紹給自己時說“潤之有雄心壯志”，是他在湖南時最有前途的兩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囑咐如有機會，可以幫助毛澤東。 1920年，毛澤東為歡送湖南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來到北京並找到章士鑷，希望他能提供捐助。晚年，毛澤東曾對章含之回憶說，當時自己找章士鑷借錢時，自己的一隻鞋都是破的，彼時的章士鑷呢，慷慨地為毛澤東募集了兩萬銀圓。這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全國勝利後一定要照價（其實是遠遠超出）還給章士釗。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章士鑷痛定思痛，離開官場，從此以律師和著述為業。
1949年2月，章士鑷與邵力子等率領「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飛赴北平，遊說所謂「和平」。章士鑷和江庸、邵力子等也前往西柏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見，對當時的國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廣泛交換意見。章士鑷後來對程潛等做工作，大力推崇毛澤東，勸說程潛打消顧慮，俟機起義。
4月1日，國民黨南京政府派出最後一支“和平商談代表團”，由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鑷等為代表，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組團前往北平。當時，毛澤東曾透過章士鑷向代總統李宗仁要求劉仲容 （中共秘密黨員）來北平，而章士鑷自己，後來則與蔣光鼐等一同宣告脫離南京政府，前往北平，周恩來、林伯渠等親赴火車站迎接。
新中國開國大典當天，敗退台灣的國民黨宣布：「資政」宋慶齡以及「國策顧問」邵力子、章士釗、李明揚、張難先等「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職，以肅法紀」。不過，以章士釗的身份，此後他仍與許多國民黨元老如於右任、張群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也因為這，海峽兩岸在需要時，他就成了最合適的斡旋人。
肩負特殊使命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不過，根據已公開的資料，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的聯繫持續地保持著。
1956年8月7日，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囑託，章士鑷從北京搭火車，經廣州赴香港。這次名義上是私人的探親之行，其實是有特殊的使命，即持密信赴香港，會見國民黨駐香港的宣傳負責人許孝炎，轉交毛澤東致蔣介石的信。
此外，章士鑷過去在上海時，曾與杜月笙有著非凡的關係。據章含之回憶：此行，「中央當時還有一任務，即動員杜月笙回國」。雖然對大陸心存疑懼的杜月笙未能成行，但章士釗開始執行大陸與台灣建立渠道的使命卻由此啟動了。
1957年，蔣介石派國民黨立法委員宋宜山 （宋希濂的弟弟）返大陸。同時，海外記者曹聚仁也在北京先後訪問了章士釗以及周作人等，並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傳達海峽兩岸高層的訊息。此後，每當章士鑷出行前，周恩來都會與章士鑷商談。章含之後來說：“父親的嘴很嚴，從來不對我們多說什麼。”
1958年8月，為了報復台灣對大陸沿海的破壞和滲透，同時為了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開始砲擊金門、馬祖。砲戰打響後，毛澤東曾讓章士鑷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其中稱道：「台、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讀了之後，很是欣賞，但以為把台灣看做「南天」不太恰當，遂改為「南雲」。 1960年3月30日，周恩來與章士釗談話，又提及台灣問題。兩人分析後，認為美國的「兩個中國」陰謀最終搞不通，台灣則是能拖就拖的局面。在先前後，章士鑷也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介入大陸與台灣的聯繫，包括參與接待多次 「北行」的記者曹聚仁。
從1956年到1964年，章士鑷每兩年赴香港「探親」一次，每次都要住上半年。實際上，這是為兩岸的交流建立一個穩定且暢通的管道。可惜，就在1966年又該起程的時候，內地「文革」爆發，章士鑷固定的行程因此也被打斷。
1973年5月25日，92歲的章士鑷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帶著親屬和特別配備的醫生、護士、秘書、警衛等，飛赴香港。這次仍名為探親，實質是來恢復大陸與台灣連結的。因此，章的此行成為當時震動海內外的一則重大新聞。根據章含之回憶：當天，中國民航的包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時，「為了我們這架專機，香港方面專門封鎖了整個跑道，我印像中那天的機場是空空蕩蕩的」。 「主席在我們臨行前說，我們派一個包機過去，就是要製造轟動效應。」章士鑷在家屬及醫護人員的陪同下，坐著輪椅，被抬下飛機舷梯。
到達香港後，章士鑷“出奇地冷靜”，“他似乎意識到他正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第二天，他就急匆地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也許是氣候不適，以及過於勞累，章士鑷不久得了肺炎。周恩來立即下令組成醫療隊，連夜辦簽證趕赴香港。然而醫療隊還沒動身起程，章士鑷已在香港過世了，那是7月1日。
章含之還回憶，就在章士鑷到達香港之前，台灣的張群和 「二陳」（陳立夫、陳果夫）的代表也已經到了香港。父親曾囑咐她：「你告訴總理，我已和台灣來的人接上頭，開始工作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告訴週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
為毛澤東、劉少奇調解
1960年4 月，周恩來（前排右三）在中南海西花廳與章士釗（前排右五）等人合影
1967年3月，章士鑷遭到抄家。一怒之下，他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毛澤東隨即將信批示給周恩來。周恩來馬上擬寫了一份宜加保護的民主人士名單，藉此保護了不少人。此後，章士鑷從北京301醫院返回家，除了閉門讀書外，他還想要調解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於是分別寫信給毛澤東和劉少奇。
章士鑷給劉少奇的信，內容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緬維六、四年春節元日，潤公開教育會議於上海，公與鑷均列席。時潤公縷述北大積弊，心長語重，響徹殿廊。未意言者諦諦，聽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體系全體魚爛而亡，致有今日。回憶前塵，應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於無遠屆，無高不達。馴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䌷繹潤公歷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無不於公優加顧惜，有增無已，如曰：少奇同誌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與天下人共見。嘗論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
昔蘇子瞻《與程正輔遊香積寺》詩雲：「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發。」鑷觀近日廣眾宣佈公之十大罪狀，若而無產階級路線，若而資本主義路線，疑似之間易滑而進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難東西忽而換位，黑白驟而變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袖，以家長式在黨內發號施令雲雲，此一望而知為指摘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竊以共產黨起家不易，由草創以至統一全國，前後四十餘年之久。兩公皆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拼命以底於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閒視之。
以鑷揣知公於潤公，微論學術，即以里與年事論，風義原是師友相兼。加以親隨有年，不斷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屬誼所當然。今外間之所齮龔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跽謝罪，舉一切譫言毀語自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後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路線，期於一流而無間，傾懷自誓，毫無保留。須知人非聖賢，孰不有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鑷敢信潤公樂於公之有此一舉，立以公之誠懇轉達群眾，於是約期開一懇親大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豺狼於玉帛，易戟指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層累蔓延之各項糾紛均相次而解決，豈不大快！豈不大快！雖曰今之無產與資產兩條路線之劇爭不比於趙國之兩虎共鬥，有妨國家之急，獨美帝與各國反動派正悻悻同以中國為敵，而共產黨解放世界之大任，復以各被壓迫民族興起緩慢，吾囿於以一服八之艱苦形勢，難於一鼓驟成，實不宜於國內延長動亂，阻吾進路。
曩朱叔元《與彭寵書》：“凡事毋為親愛者所痛而見仇者所快”，吾為此懼，深有感於斯言，竊惟潤公之用心無過犯錯誤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崗位而各有貢於國，以符合於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團結，以康而國，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窺測似甚難，由間道鑼入則甚易。語雲：“解鈴還是系鈴人”，此一易於反掌之轉移形象，兩公實在握焉。惟公先圖。利之國家。幸甚。
專肅順致
政綏
章士鑷謹啟
章士鑷當時分別致函劉少奇和毛澤東，表示他願意居中調停這兩位中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一般人是不敢有此舉的。當然，章士鑷也是「有勇」而已，他大概不會知道當時的形勢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以及那些已不可調和的矛盾。如今看章士鑷當年的“壯舉”，人們只有敬佩，如他在信中“公然”指責“文化大革命”是“暴力”行為，認為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至於他勸說劉少奇向毛澤東負荊請罪，提出讓劉少奇和毛澤東兩人一起出席會議，又表示相信毛澤東會大人大量，接受和解。這「管閒事」也「管」得太寬了，卻也看出了他的誠摯和善意。
如今，章士鑷寫給毛澤東的信還沒有揭露。不過，信中的意思，卻可以從毛澤東的回信中揣測出來。 3月10日，毛澤東回信說：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
「愛管閒事」的正直老人
章士鑷「愛管閒事」是出名的，那是因為他有「管閒事」的「資本」。
1957年上半年，中共開始實施整風。 3月，在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上，章士鑷發言，引述「物必自腐而後生蟲」的古訓，「希望中共永遠保持廉潔奉公、不謀私利的優良作風」。這本來是很好的建議，也非常符合整風的宗旨，但結果出乎意料。此後，他竟受到了猛烈的抨擊，被迫作檢討，檢討又通不過，而且被內定為“大右派”。章士鑷不服，上書毛澤東，陳述其初衷。後來毛澤東批示：章士釗的用意不錯，應免予批評。章士鑷這才沒有當上「右派」。不過，他的許多友人卻沒有這樣幸運，如葉恭綽，只好寫了一篇《揭發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由章士鑷轉交給了黃炎培和李維漢。
1959年10月，章士鑷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文革」前夕，毛澤東決心衝擊被「修正主義」污染的教育領域，講了一番有關「教育革命」的話，還特地請來曾在北洋政府擔任過教育總長的章士鑷作陪。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文革」時期，出版業甚為蕭條，而章士鑷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卻被毛澤東特別批准，予以出版。大概有了這些象徵性的“資本”，章士鑷“愛管閒事”的脾氣照發不誤，這多少出乎人們意料。
大興「破舊」之風後，週作人自感不保，遂將其《往昔詩》的抄稿託人轉交於章士釗。
1968年8月，章士鑷給周恩來去信，反映原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之女覃瑞受批鬥一事。
覃振(1884～1947)，字理鳴，湖南人，早年參加華興會反清，後東渡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早稻田大學，是同盟會評議員。此後又參加萍瀏醴起義，在長沙被捕，被判終身監禁。辛亥革命時出獄，任湘桂聯軍督戰隊隊長，攻打南京。中華民國成立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又參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後在東京參加中華革命黨，任湖南支部部長。此後追隨孫中山，任總統府參議兼法制委員、改組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以及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代院長，司法院副院長，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監察委員等。他主張抗日，與蔣介石多有相悖，並曾掩護過中共地下工作人員。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覃振兩次宴請這位老鄉，席間以張學良為例，勸說毛澤東盡快離開重慶。 1947年，覃振病逝於上海。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打聽覃振家屬的下落，並囑咐李維漢照顧家人。
章士鑷給周恩來去信，信中也證明覃振生前不是中共的敵人，而是同情者和友人，並與毛澤東、周恩來都有直接的關係。周恩來在接信後立即通知相關方面酌辦，並證明說：一、覃理鳴確在抗日時期與我黨有統戰關係，覃為當時反蔣人士；二、照顧覃之家屬，確為主席囑辦，與劉少奇無關。此後，覃瑞得到「解放」。
1970年5月，章士鑷又給周恩來去信，這次反映的是馬宗霍的工作問題和康國雄治病一事。
馬宗霍是著名文字學家、書法家，也是湖南人，曾是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和中央文史館館員、中華書局編審（主持過《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著有《說文解字》的研究著述，以及《音韻學通論》、《文字學發凡》、《中國經學史》等。章士鑷去信後，周恩來隨即指示有關方面解決問題，使馬宗霍得以返回文史館工作，且原職原薪對待。
康國雄是蔣介石的「乾兒子」和蔣緯國的小夥伴（蔣介石稱其為「賢侄」）。康國雄的父親康心如是著名的銀行家，曾參與辛亥革命，對抗戰時的八路軍也多有資助。康國雄曾在南開大學經濟系讀書，後來在北京機械學院任教。 「文革」中，因「蔣介石幹兒子」的關係蒙受了嚴重衝擊，在章士鑷等的鼎力相助下，周恩來力克艱難，三次批示，予以保護，使康國雄可以回到北京治病。周恩來還指示，待其病癒後，再另作下鄉安置。 1997年，康國雄赴台灣訪問，並探望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和蔣緯國，拜謁了蔣介石陵。
1970年6月7日，章士鑷再給周恩來去信，反映右任前妻高仲林生活困難一事。得信後，周恩來迅即批示陝西省和西安市有關部門不要強迫高仲林疏散下鄉。批示中說：「高年九十，存日無多，女死親散，可委託街道委員會輪流派人照管，並由政府給以糧票和救濟費（包括街道委員會派人的工分在內） ，一直到死為之火化為止。 「非蔣嫡系，早年與章行老、邵力子同辦《民立報》，在辛亥革命後頗有聲譽，現於已死，如我政府對其前妻加照顧，當能影響舊社會許多孤單無靠而又非極反動分子」。
8月6日，章士鑷又給周恩來信，反映袁鴻壽工作一事。袁鴻壽是江蘇人，中醫名家和書法家。早年曾在法國、比利時、荷蘭深造，獲拉哀特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雲南大學等校任教。他也是北京中國醫學院的創辦人，一生致力於中醫研究事業，對中醫理論頗有建樹。在「文革」中，袁鴻壽也受到了衝擊。
章士鑷去信後，周恩來隨即批示有關方面予以解決，並認為可將其調至文史館，以完成他編纂法文典的工作。周恩來還指示，對袁鴻壽，薪水應照發。
編按：江榮兵
編審：鄭國偉
製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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