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魔鬼的契約
——約翰‧格奧爾格·浮士德博士
浮士德究竟是什麼人？這個問題至今沒有澄清。是否應該與他建立起某種聯繫，人們也一直在爭論。有些人認為，浮士德是個憂鬱的多疑者和喜歡冥思苦想的人，做什麼事情都優柔寡斷；但另一些人誇贊他是一個敢想敢幹的人，在與超自然力的接觸中變得堅強的行動者。對某些人來說，浮士德是一個受群魔轄制的頹廢的傢伙，最終悲慘地走向了毀滅；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體現了人從宗教桎梏中獲得解放的自我拯救。在這一點上，關鍵在於如何評價浮士德與魔鬼簽訂的契約：這個契約最終害死了浮士德，還是說魔鬼幫他鋪平了創造自我天堂的道路？所以，浮士德曾經被看成是一個徹底絕望和束手無策的現代人，後來又乾脆被看作是探索和征服世界的人。
書中插圖：《浮士德與梅菲斯特乘著酒桶離開萊比錫的奧爾巴赫·凱勒飯館》，木版畫，1875年，依據亞歷山大·馮·利岑-邁爾的油畫所作所為
浮士德這個人物，是布魯門貝格（Blumenberg）所說的「製造神話」的典型例子。 也就是說，神話故事並非從一開始就塑造成型了，而後人只需加以闡釋和領會，恰恰相反，神話是人們長期不斷改寫最初的故事核心的結果。 歌德從1775年開始寫《浮士德》的第一部，到1831年8月寫完悲劇的第二部，他花了畢生精力來創作浮士德這個題材。這種貢獻非同凡響，絕非僅限於一般意義上的神話製造與加工。假如沒有他的努力，那麼浮士德的故事就不可能成為德國的民族神話。
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著作《19世紀的德國歷史》（1879年）具有廣泛的影響。在書中，他對浮士德的故事在德國人身上產生的“巨大的魔力”，對這個“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完全理解的魔力”，做了這樣的解釋：歌德的《浮士德》（就好像）是「祖國歷史的象徵性畫面」。 誰過度深入進去，誰就看不清日耳曼人自黑暗時代以來所走過的漫漫長路。在黑暗時代，他們與森林和原野中的眾神親密地生活在一個友好的共同體中，現在他們追求生活的樂趣，從我們古老的城市……擁向原野。 《浮士德》表現了德國人的豐富生活，包括我們的民間迷信中怪誕嚇人的妖魔鬼怪、對婦女溫柔真摯的愛、大學生的幽默、士兵的戰鬥樂趣和光輝燦爛的德國思想。 幾乎是構成我們生活的所有一切…；對一般的讀者來說，這似乎都明白如水，對喜歡思考的人來說，又顯得無法解釋。維也納城堡劇院院長弗朗茨·丁格爾施泰特（Franz Dingelstedt）把歌德的《浮士德》稱作“我們民族的第二部聖經”，說它是“我們民族的文獻中最神聖的作品」。 1876年，藝術史學家赫爾曼·格林（Herman Grimm）在柏林舉辦“歌德講座”，他明確提出：“因為擁有浮士德和格淚卿，我們德國人在所有時代和所有民族的詩歌藝術中，都名列前茅。
由此，人們可以與文學家格爾特·馬滕克羅特（Gert Mattenklott）得出相同的論點。他認為，上升為民族神話的浮士德故事，體現了“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哲學”，浮士德代表了“在文化上必須不斷證明自己身份的精英人物”。 人們可能已經感應到了神話所傳達的訊息：的確存在一條通往現代化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不管這條道路多麼艱辛或災難重重，最重要的是，德國的知識市民階級事實上已經佔據了菁英的位置，對政治和社會施加影響。
而這恰恰是19世紀業已形成的浮士德神話的核心。它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影響歷史進程的不是社會經濟和權力政治，而是人類自身的精神狀態，以及他們的立場和個性。有些政論家和文學家想透過浮士德式的語言，來認識具有歷史影響的、德國所特有的意志，認為人們一定會參與其中，來改變世界。浮士德神話對德國人的自我認知產生瞭如此深遠的影響，但是在近代早期，人們並未認識到這一點。
圖書簡介
德國神話同德國政治發展的動力與悲劇究竟有何種關聯？
赫爾弗里德·明克勒用神話透視了德國人和他們的歷史。
他審視了尼伯龍人等古老傳說的精神力量，並考察了那些決定歷史命運的地方，例如魏瑪、紐倫堡以及萊茵河。
不僅有反羅馬英雄赫爾曼、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及教皇這樣的歷史人物在書中登場亮相，甚至德國馬克作為現代德國的神話，也出現在他的研究視野中。
透過對相同神話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具有的不同政治功能的分析，明克勒探明了神話同德國政治發展的動力與悲劇究竟具有何種關聯。
在德國歷史中，神話總是與政治密切相關，如「紅鬍子」弗里德里希大帝會再度降臨的傳說、民族史詩《尼伯龍人之歌》、浮士德與魔鬼訂約的故事、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軼事……由它們所衍生的神話在各個時期被用來解釋不同的現實。 「二戰」之後，分裂的德國對於政治神話的解讀又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本書採用宏大的歷史分析方法，論述了德國近代以來的政治神話，尤其註重考察它的嬗變過程，它如何塑造德國人的民族個性，德國人獨具怎樣的力量以激勵行動，德國的政治悲劇如何與神話連結在一起。本書不僅涉及德國人的歷史和心態，也是一部關於現代政治的極富啟發性的著作，見解獨到，譯筆流暢，具有極強的可讀性。
精彩書摘
導言節錄
與其歐洲鄰國或與美國相比，聯邦德國是一個缺乏神話的國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國神話和有關價值取向的神話。 法國人衝擊巴士底獄，發動了一場大革命，代表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政治取向；美國爆發了獨立戰爭，在戰爭中實踐了自己的政治價值觀，譜寫了殖民地人民不畏強敵，頑強爭取獨立的歷史篇章，並激勵其後人不斷克服困難和贏得挑戰；英國人擁有對輝煌帝國時代的持久記憶，這個時代把「秩序和文明」帶給了全世界，而英格蘭精英們也從中獲得了自信；波蘭人保存了民族衰亡、重振河山，以及英勇抵抗直至最終勝利的歷史記憶，這大大加強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上述這些例子包括了民族的勝利崇拜，也包括引以自豪的犧牲故事，也包括了在政治和技術上的引領要求，它們都顯示政治神話發揮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但在德國卻找不到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東西，唯有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政治、軍事失敗，以及對納粹恐怖罪行的記憶，先是讓德國人因羞恥而沉默，然後是歷史學家們果斷地對這些歷史做出了評價。德國的歷史記憶同樣也能促進民族性的形成，只不過它們普遍帶有負面色彩，起不到振奮人心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處境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其他國家都不用擔負類似的記憶，更無須背負如此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日本沒有，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沒有，意大利更沒有。雖然德國人這樣做了，但由於記憶的內容，他們無法獲得自豪感。透過深刻反省得到的政治自我認識，是無法充滿自豪地拿出來與他人分享交流的。
書中插圖：《阿拉里克的葬禮》，木版畫，1875年，依據阿爾伯特·鮑爾1873年發表在《園亭》上的畫作所作所為
當然，人們也可以把這種缺陷看成是優勢：在德國，人們終於可以擺脫神話帶來的誤解和迷惑，既不受神話故事的誘導，也卸去了被迫重演歷史的負擔，可以單純地用利益權衡和理性推理來從事政治事務。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揭示這一點正是本書目的所在。 “從神話到理性”，中間沒有一條筆直的道路，在政治上就更沒有了。另外，如果更仔細地考察就會發現，馬克斯•韋伯做出的祛魅診斷未免太過憂傷了，無法將其視作邁向更加理性和更加美好世界的進軍號角。
事實上，「二戰」後的聯邦德國並非完全沒有了神話，只不過這些神話不再牽扯政治，而是關係到個人的富裕生活及其具體象徵。 一方面，民主德國試圖用建國神話來改寫德國的歷史，用人民起義和革命綱領取代戰爭與戰鬥；另一方面，聯邦德國放棄了製造官方的建國神話，滿足於做一個特別缺乏象徵的國家。後者一開始的臨時性特徵很容易讓人抱持這種心態。因此，對神話敘述和象徵性表達的需要，就從政治和國家的層面轉移到了市場和消費層面。大眾汽車變成了使聯邦德國人具有歸屬感的標誌，梅賽德斯則是事業興旺發達的象徵，是成功的證明。誇張地講，梅賽德斯的星形標記甚至取代了戰爭年代的鐵十字勳章。甲蟲和高爾夫主宰了市場，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的特性，而梅賽德斯汽車表明，德國人的成就也重新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認可。雅尼斯•約普林（Janis Joplin）在歌中唱道：「啊，主啊，你不想給我買一輛梅賽德斯•奔馳牌轎車嗎。」當戰艦和裝甲部隊都已成為過去，沒有什麼比斯圖加特的汽車更鮮明地代表了德國人對世界聲譽的渴望。遺憾的是，後來接手企業董事會的於爾根•施仁普（Jürgen Schrempp）沒有明白這一點，他草率地放棄了梅賽德斯•奔馳的名稱及其像徵意義，而使用了戴姆勒•克萊斯勒這個名字。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失誤，最後耗費了數十億的資金才彌補修正過來。如若他對神話及其影響力略知一二，根本不會讓這個康採恩的總部如此破費。 神話是富有像徵意義的精神資本的積累，只要小心呵護，就可以受益匪淺。不過這個象徵性的精神財富也會很快消失。
書中插圖：《歌德與席勒》，塑像，魏瑪劇院前，恩斯特·裡徹爾塑，攝於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