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的，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
1923年7月19日早晨，周作人往魯迅桌上拍下這封絕交信後便氣沖沖轉身離開了。
人世間的有些事就如宿命一般，魯迅與周作人的分合也是如此。
很久以前，魯迅與周作人兩兄弟還在幼年時，母親魯瑞便請來龍師父（法師）給魯迅和周作人分別取了一個法號。許欽文四妹許羨慕蘇在轉述魯瑞口述的這段過往時說：
「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
魯瑞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的兩個兒子竟會在數十年後，真如《詩經-小雅》裡所說的那樣：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兩人遞了絕交信徹底絕交後，魯瑞恍然想起龍師父當日為他們所取的法號，不禁仰天長嘆：「冥冥中，天注定啊」！
魯瑞更想不到的事還在後頭：兄弟兩絕交後，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途。
魯迅一直是個用筆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卻最終做了文化漢姦。
抗戰爆發的1937年，魯迅剛辭世不久。北京淪陷後，在所有文人紛紛撤出北平之際，周作人卻選擇了留守北平。
1938年8月4日，得知消息後的胡適以藏暉為化名，在倫敦寫了《寄給北平的一個朋友》一詩，委婉勸諫週作人“識得重與輕”，立即離開北平不要做文化漢姦。
周作人收到信後，回了一封信和一首詩，為了避免被日本人察覺，在這封回給胡適的信中，周作人稱呼胡適為「胡安定先生」。
在9月21日週作人寫給胡適的《苦住庵吟》詩中，他寫到：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
這首詩雖然委婉，但意思卻非常明確了，大意是：我周作人也想離開北平啊，可是我眼下這情形實在沒辦法啊，我這一家老小都還指著我活命呢…….
概括之就是：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難。
在詩的結尾處，周作人還說：“老僧始終只是個老僧”，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周作人雖然不離開北平，但我自己還是懂得民族大義的。
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留在北平便是無視民族大義的表現了。
周作人在詩中所說的「家累」確實是實際情況，當時的他不僅要養活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一家子，還要同時兼顧弟弟一家四口。如此重大的擔子，難怪周作人說「家累太重」了。
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家累」的人實在太多了，相比周作人，朱自清、聞一多等當時也是拖著一大家子，但他們卻力排萬難在大後方堅持過來了。
所以，說到底，周作人不離開北平最主要的還是與他的個人操守有關。嚴酷的環境，恰是考驗品德的最好時機。
周作人終究沒有扛過考驗。
最初，周作人也和自己在給胡適的詩中所說的：並不想做漢姦。但在經歷了一次刺殺之後的1940年，他立刻乖乖地當上了偽華北教育督辦，成為名副其實的漢姦。
緊接著，1941年10月起，周作人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 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 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及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自此，週作人便在文化漢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這段期間，周作人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等都過著相當安逸的生活。
任何時候，只考慮個人利益不顧民族大義、無視應有的社會擔當，結果必然是走上道德絕路，歷史上，這樣的先例比比皆是。
周作人終究也為他的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45 年底，週作人因漢姦罪而被依法逮捕，這年，週作人年已60歲。隨後，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判處週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chi4）奪公權十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給相關領導者去了一封信，這封信，不用說，是為自己辯駁的。這封信最後被傳到了領袖手中，領袖拿到信後說：
“ 文化漢姦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正是偉人的這句話，周作人才得以被提前保釋出獄並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編譯工作。
對於這次法外開恩，週作人很珍惜。但出獄後的周作人日子也不好過，一個人終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周作人也是如此。
背負著漢姦罵名的周作人，此後的餘生大概只能用「苟活」二字形容了。
從1949年至1967年，長達18年的時間裡，周作人一直過著「寒土」式的生活，人們幾乎忘記了他，他的影響力，也幾乎在大陸徹底消失了。
而同時，周作人仍承受著生活上的極度清貧，貧賤夫妻百事哀，這期間，他與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遭遇了各種問題。
1960年7月1週作人在日記中寫：
“擬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發作也。”
周作人所說的“病發作”，是指羽太信子經常性因猜疑等出現的病態的情狀。打開周作人晚年的日記，關於記錄羽太信子這類“又易作”，“宿疾又發也”，“又狂易大作”，“惡詈”或“獨語”，或“語無倫次”等的情況比比皆是，每每此時，周作人都“甚感不快”，“又以不快止”，“不快殊甚”。
周作人還曾在日記中寫下了：“真不知好歹”，“雖是病態，然破壞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惡魔’也。”雲雲，以發洩他無法遏制的不滿。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離世。
這年的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住院後，獨自留在家中的周作人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
「燈下獨坐，送住醫院的人仍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餘年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嘆。”
羽太信子辭世後，周作人雖少了很多煩惱，但也真正體會到了孤獨寂寞清冷的滋味。因為文化漢姦的罵名，周作人晚年素無朋友往來。生活上的清苦尚可忍耐，但精神上的寂寞卻是最難守。
抱嬰孩者為羽太信子
還好，他還有筆，可以偶爾寫寫畫畫，但他寫下的作品，除了談魯迅的幾本小冊子與翻譯的外國作品得以問世，其他一直未能出版。
作為一個曾經受過盛名的文人而言，其痛苦可想而知。
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周作人幾乎是被封殺了的。僅僅偶爾在海外，他才能聽到一丁點關於他自己的評論和評價。周作人對這些分外關注與在意，1965年，他在寫給鮑耀明的信中說：
“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的多。”
比死更可怕的：是活著被遺忘。晚年活著被劃到社會邊緣，直至被世人完全遺忘的周作人，不知是否曾為當初的選擇後悔過。
1966年，一場特殊的革命在全國展開。幾近被遺忘的周作人在此間再次被置身於政治漩渦之中。這一年，週作人年已耬耋。
他慘被抄家後，被攆到一個小棚子裡住，期間的悲慘境遇可想而知。第二年，在遭受鞭打後，周作人因不堪侮辱竟在不久後含辱離世了，享年82歲。
作為一個與魯迅齊名的大文豪，周作人死後竟未引起外界的一絲反應。魯迅、周作人研究者錢理群在講述周作人死時的情景時說：
“除了家人，沒有人向他告別”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家人”，不包括周作人的侄子：魯迅之子周海嬰。
當時，周作人過世後曾寄去了訃聞，這項舉動顯然符合周作人生前的個人意願。事實上，晚年致力於研究魯迅的周作人，是抱著想與魯迅及其後人重修舊好的想法的。
但最終，週作人的這項遺願並沒有被滿足。
此時年已38歲的周海嬰在衡量考慮再三後，並未出席周作人的追思會。
這便也意味著：魯迅與周作人的後代之間終於沒有任何往來。
周作人的追思會冷清至極，後世在評價中曾說：
“這位當年顯赫一時的學者、作家，終於在寂寞中結束了他多辱的一生。”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相較之下，魯迅的葬禮和周作人的葬禮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1936年，魯迅先生病逝後，宋慶齡先生親自主持葬禮，葬禮上為魯迅抬棺的是巴金、矛盾這樣的大佬級人物。
巴金和矛盾
而一路上為魯迅先生送行的人，光大街上就有10多萬人。無論棺材走到哪裡，身後的人都會慢慢的跟在靈柩後邊….
魯迅死後，各種悼念魯迅的文章更是搶佔了各報紙、雜誌的封面。 鬱達夫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寫到：
「魯迅的葬禮，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所以當時全國所有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都充滿了哀悼魯迅的文字。
相較之下，同是文豪的周作人死後，未免異常清冷了些。但在周作人孤寂告別人世數月後，台北的梁實秋還是寫了篇題為《憶豈明老人》的文章，以示懷念，他在文中嘆到：
「據悉，豈明老人(周作人先生)已於去年十一月作古。1946 年，周作人被帶上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之外，他的學養的風度仍令人懷想而不能自己。他一生淡泊，晚節不終，實在是至堪痛惜而無可原諒之事。
梁實秋先生對周作人的評價，一度被認為是最中肯、全面的評價。
他的這段話也概括了周作人晚景淒涼的根本原因：晚節不保，說來，周作人之所以淪為漢姦致晚節不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周作人的性格決定的。
和魯迅相比，周作人的性格明顯更顯懦弱且缺乏主見。這種性格特質與他早年的生活經驗有關，周作人雖只較魯迅小四歲，但他卻因「長兄如父」思想的影響處處依賴哥哥魯迅。
周作人上學時的吃穿用度，包括結婚後的部分生活費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魯迅的負擔。而他人生中許多重大的決策，包括選擇從文等，也都是魯迅幫忙做出的。
魯迅的包攬，讓周作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依賴的個性。依賴本身並沒有問題，但當依賴到一定程度時，在心理學分類上，它就可能導致“依賴型人格障礙”，而這種人格障礙，它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
依賴型人格障礙的典型特徵便是缺乏自主性、創造性，委曲求全，逃避現狀。
這類人群一般會選取強悍性格的人作為依賴對象，從這點來看，有依賴型人格障礙傾向的周作人，最初的依賴對象確係魯迅無疑。但與羽太信子結婚後，周作人的依賴對像在幾年後也隨之發生了轉變，慢慢由哥哥魯迅轉為了同樣性格強悍的妻子羽太信子。
依賴的三大要素分別是：畏懼、信仰、利益。
周作人對羽太信子的依賴多是建立在「畏懼」和「利益」基礎之上的。 「利益」不難理解，夫妻的利益從來是一致的，重點來說周作人對羽太信子的「畏懼」。對妻子畏懼有一個專有名詞，叫：「懼內」。
而周作人的「懼內」是出了名的，周建人曾佐證說：
「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周作人）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週作人發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
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提到的事情發生於1911年前後，也就是說此時的周作人就已經非常懼內了，如此一來，周作人在與魯迅同住八道灣時表現出依賴羽太信子，便也成了情理之中。
那麼，周作人對羽太信子的依賴到了什麼程度呢？
根據相關佐證，周作人大小事務全部交由羽太信子處理，自己幾乎從不插手。對此，魯迅也曾在日記中對此表達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當魯迅與羽太信子發生矛盾時，周作人選擇站在妻子這邊自然成了必然。
前文講過，有依賴、缺乏主見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當這個依賴對象會做出錯誤決策或乾擾做出錯誤決策時，這種依賴便會不可避免地變成災難一般的存在。
與魯迅決裂後，周作人在選擇是否留在北平時，身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肯定是支持他留下的。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懼內有嚴重依賴的周作人的選擇，自然和當初與魯迅爆發衝突時一樣了。
話說回來，腿長在周作人自己身上，他淪為漢奸的根本原因還是在自身，其他的因素，包括羽太信子等，都只是外因。
人說，選擇決定命運。週作人兩次選擇，也決定了他一生的悲慘命運。
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