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孟子·滕文公下》說“墨翟之言盈天下”，《韓非子·顯學》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其《外儲說左上》篇也有“墨子者，顯學也”的話）。但是秦漢以後，墨家似乎銷聲匿跡了，很少有人談及它。直到清代中期，才開始有學者整理校注墨子的著作。這個現象，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中是比較罕見的，其內因外因很複雜，這裡且不去討論，但有一個問題不能不提出來：兩千多年來墨子及墨家學派被冷落，導致人們對墨子思想的認識還不夠深入和準確。迄今的古代思想史、哲學史論著，大都認定“兼愛”“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這似乎已成定論。實際上，這樣解讀墨子很不准確，未得古人之心。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墨子的思想核心呢？讓我們先從先秦兩漢學人的述評說起。墨子思想的基本內涵
墨子，名翟，魯國人，是墨家學派創始人。他的生平行跡，在《墨子》一書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等篇有些零散的記載。 《史記》沒有墨子的傳記，只在《孟子荀卿列傳》後面附有幾句話，說墨翟生活在孔子的時代，或是在孔子之後。根據清代以來學者的研究（如孫詒讓《墨子間詂·墨子年表》、梁啟超《墨子學案》等），墨子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孔子、孟子之間。他是手工業者，屬於城市平民階層，這個社會認同對他的思想影響甚大。
《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71篇，今存53篇。這部書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墨子的弟子，它包括了墨子本人及其後學的基本思想。
關於墨子思想的基本內涵，我們還是先來看先秦兩漢學人的述評：
《莊子·天下篇》評說墨子，指出他的思想主要有崇尚節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苛刻待己（“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以自苦為極”），主張兼愛（“汎愛”）、互利（“兼利”）、非攻（“非鬥”）、非樂（“毀古之禮樂”）、節葬（“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西漢初年成書的《淮南子》，在其《泛論訓》中介紹墨子思想說：“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其《要略》篇還指出了墨子節財、薄葬、簡服的主張。
再看《漢書藝文志》，它總結的墨家思想包括：貴儉、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尚同。
從以上簡述可知，先秦兩漢學人對墨子思想內涵的認知大致相同。他們指出的這些思想內涵，在今傳《墨子》書中都可以看到。
如果把先秦兩漢學人對墨子思想內涵的指認，與《墨子》一書結合起來看，那麼墨子思想的主要內容就更加清晰、確定了。 《墨子魯問》記載了這樣一段話：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則）語之兼愛、非攻。
這是墨子自述的十條思想綱領，自然是墨子思想內容的可靠表述。顯而易見，先秦兩漢學人所述的墨家思想內容，與墨子自己所說，基本上是一致的。
根據墨子的述說語態或句式，墨子思想的這十條綱領，各有一定的獨立性質，它們分別針對不同的社會政治狀況而發。但是，十條綱領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或者說十條綱領背後有沒有一個思想統領呢？當然是有的，這一點學者們都不否認。只不過，這個“精神”或“統領”是什麼，那就見仁見智了。較普遍的看法，是“兼愛”、“非攻”；我則以為是互利，用墨子的話說就是“交相利”，墨子思想的十條綱領，都是在這個核心觀念下展開的。
既然「兼愛」、「非攻」被廣泛認定為墨子思想的核心，那我們不妨就從這裡說起。 「兼愛」的實質與目的
墨子倡導的“兼愛”，就是“汎愛”、“博愛”，是普遍的愛、無差別的愛。 《墨子·小取》篇說得很清楚：“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週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所謂“周愛人”，就是平等地去愛一切人，如果你不是愛所有的人，那就不叫“兼愛”了。
這個今天看來很好的思想，卻遭到孟子的痛斥：“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也講“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孟子·離婁下》），那為什麼孟子還要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為“禽獸”呢？這是因為儒家“愛人”有一個原則，即要講等差倫序。 《論語·學而》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孟子·梁惠王上》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雲：'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孔子主張“泛愛眾”，孟子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愛人”要恪守親疏近遠的倫理次序。首先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後才能按照親疏關係逐次推及他人，這個倫理順序是不可侵犯、不能搞亂的。正因為墨子的“兼愛”主張平等地愛所有人，沒有區分親疏近遠，違背了倫理次序，孟子才說他“無父無君”，類同“禽獸”。與儒家“愛人”思想作一比較，墨子“兼愛”的內涵就更明晰了。
了解了「兼愛」的含義，接下來就要考慮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兼愛」是不是墨子思想的終極目的？如果不是，那麼他的思想核心又指向哪裡呢？
《墨子·兼愛上》中寫道：聖人治理天下，先要懂得社會亂像是怎麼產生的，才能進行有效的治理。那麼，亂像是怎麼產生的呢？是因為人們不相愛。子女愛自己卻不愛父親，這是“虧父而自利”；弟弟愛自己卻不愛哥哥，這是“虧兄而自利”；臣下愛自己卻不愛君主，這是“虧君而自利”——這就是所謂“亂”。反之亦然，父親愛自己卻不愛子女，這是“虧子而自利”；哥哥愛自己卻不愛弟弟，這是“虧弟而自利”；君主愛自己卻不愛臣下，這是“虧臣而自利”——這也是“亂”。推而廣之，盜賊愛自己的家卻不愛別人的家，所以盜竊別人家的財物以利自己家；搶劫者愛自己卻不愛別人，所以傷害別人以利自身；大夫愛自己的封地卻不愛別人的封地，所以攪亂人家的封地以利自家；諸侯愛自己的國家卻不愛別人的國家，所以進攻別國以利本國。這些就是天下的亂象。那麼產生這些混亂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不相愛。
在這裡，墨子指出不同人際關係之間的亂象，都是因為人與人不相愛，因此他主張“兼愛”，用愛來治理這些亂象。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秉持“兼愛”之心，愛他人猶如愛自己，就不會再有混亂了。對待父、兄、君主就像對待自己，還會有不孝不忠嗎？對待子女、弟弟、臣下就像對待自己，還會不加慈愛嗎？把別人家看做自己家一樣，還會到別人家行竊嗎？愛護他人的生命就像愛護自己，還會有殘害他人的事發生嗎？對待別人的封地猶如自家封地，誰還會去攪亂人家的封地呢？對待別人的國家猶如自己的國家，誰還會去攻打他國呢？所以天下兼相愛就會大治，交相惡則必混亂。
不難看出，在墨子的論說中，“兼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聖人治天下”，“兼愛”只是墨子為“治天下”開出的“藥方”而已。為達成某種目的而提出的方法或途徑，一般是不能當做思想核心的。
第二個問題，墨子提倡“兼愛”，是不是勸導以類似宗教式的無私愛心來治理社會呢？如果不是，它的實質又是什麼呢？
墨子論述以“兼愛”的辦法“治天下”，首先回答了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什麼叫做“治天下”，或者說“治天下”應該干些什麼事，達到什麼目的。這在先秦諸子，看法是不同的。比如儒家的孔孟講，治天下的準則和目的，就是要實現“仁政”“王道”；道家的老子講，治天下的準則和目的，就是要實現“自然”“無為”的政治格局；法家諸子則主張實現法制。墨子怎麼看呢？他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兼愛中》）興利除害，這就是墨家治理天下的基本準則和目的。
理解了這個基本思想，我們再看墨子的“兼愛”之說，其理路就很清晰了：他反複分析指出，社會秩序混亂，是因為人們之間“不相愛”；既如此，就當然要推行“兼愛”；而“兼愛”本身並不是治天下的最終目的，興利除害才是目的，用墨子自己的話表述，這就是“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兼愛中》）。很明顯，墨子考慮問題的基點是“利害”，而“兼愛”不過是他興利除害的方法而已。因此，“兼愛”思想的實質是趨利避害，它並不是一種社會倫理的或者宗教意義的思想，而是為社會利益服務的方式。這個思想，與墨子手工業者的身份十分吻合，代表著城市平民階層的根本利益。
第三個問題，「兼愛」如何實現呢？墨子說實現「兼愛」並不難，他提出了兩個理由：其一，趨利避害是人們的共同心理，這是「兼愛」得以實現的根本基礎。現實的人生經驗是：「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兼愛中》）既如此，人們只要體認到「兼愛」就能「互利」這個好處，從自身利益的考量出發，就不難做到「兼愛」。其二，同時，也需要自上而下的規約引導，這是「兼愛」得以實現的製度保障。墨子說，只要在上位者勸說引導，並且輔之以賞譽和刑罰，讓人們真切體會到“兼相愛”則會“交相利”，“兼愛”就容易實現。
弄清楚上述三個問題，我們就能準確理解墨子的“兼愛”思想了，它的完整表達應該是“兼相愛，交相利”，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 「非攻」的實質與目的
墨子另一個著名主張是“非攻”，也被普遍視為他的核心思想。實際上，「非攻」也是實現「交相利」的手段而已。
《墨子·非攻上》篇寫道：如果有人跑到別人的園圃中偷竊桃子李子，大家知道了就會譴責他，執政者知道了就會懲罰他。為什麼呢？因為他做了損人利己的事。偷盜人家的豬狗雞這些小家畜，發展到偷馬牛這些大牲畜，直到殺害無辜的人搶劫人家的財物，他的不義行徑就越來越嚴重。為什麼呢？因為他給人造成的損失越來越多，讓人家損失越多，他的不義就越嚴重，罪過也越大。遇到以上這些情形，天下的君子都懂得譴責他，視為不義的行徑。可是，對於攻打別人的國家這種最大的不義行為，大家卻都不加譴責，反而讚譽為義舉。這能算是懂得義和不義的差別嗎？
以上這段話，墨子是圍繞著一個「義」字做文章，指斥偷掠攻奪是不義的行為，因此他要「非攻」。 《墨子》書中「義」字出現293次，並專有《貴義》一篇，說「萬事莫貴於義」。可見，墨子是非常看重「義」的。那麼，墨子所說的「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說：
仁，體愛（以愛為體）也。 ……義，利也。 ……忠，以為利而強君也。 ……孝，利親也。 （《墨子經上》）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謂愛利心在己）；所愛、所利，彼也（謂愛利加惠於人）。 （《墨子經說下》）
顯而易見，墨子認為「義」就是「利」。這與孔孟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並崇義黜利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把“義”和“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思想，墨子之前就有了。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記載趙衰的話：“《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左傳·昭公十年》晏子也說：“義，利之本也。”儘管他們尚未像墨子那樣把義和利直接等同起來，但也已經指出了二者的皮毛主輔關係。到墨子，不僅把“義”、“利”各自解釋，他還論證了“義”等於“利”的終極根據。 《墨子·法儀》說：“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儀》篇主張“法天”而治，乍聽上去，似乎跟道家的主張相似，其實，墨子的“法天”與道家的“法自然”含義完全不同。道家的“法自然”是倡導“自然無為”，而墨子要效法天的什麼東西呢？ “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這是天的意志；“兼而愛之、兼而利之”，這是天的行為。天的意志和行為方式，就是人類社會應該效法的準則。換言之，相愛以互利，就是最大、最根本的“義”，這是法天而行的，所以是“利”等於“義”的思想的終極依據，不容置疑。
明白了墨子之“義”的內涵，我們再回到“非攻”的論題。 《非攻》篇圍繞“義”字做文章，究其實質，是圍繞“利”字做文章。墨子考慮的是，攻伐之事在利益得失的衡量上不划算。他認為喜歡對別國發動攻伐的人，往往是以獲利為目的，但是就算你打贏了，“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意思是說，戰爭勝利的成果（如得到一些土地），對你而言沒有太大的用處，而且你所獲得的利益，還不如喪失的多。他舉例說：假如要攻奪一座方圓三里、加上城郭也就方圓七里的城池，戰死的將士必然多則上萬、少則上千，才可能攻占它。但是，對一個有能力攻掠的諸侯國來說，它缺少的不是土地，而是戰士和民眾。現在你要付出許多人的生命，去換取一座小小的廢墟城池，豈不是捨棄了不足的東西而爭取有餘的東西嗎？所以，攻城掠地並不是治國的要務。在墨子看來，當時各諸侯國的國情，是“人不足而地有餘”。顯然，墨子在這裡判斷義與不義，是以利害關係來衡量的。
既然攻伐不是明君善政，那怎麼做才是令人讚譽的善政呢？墨子又先提出一個判斷的準則：什麼是天下人所讚譽的善政？是“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符合天地、先祖和人民利益的政令措施，就是善政。據此來衡量攻伐戰爭，如上所說，是不符合這些利益的，反而是「天下之巨害」。所以，墨子要「非攻」。而「非攻」的目的，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尚（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非攻下》）。顯然，墨子主張「非攻」的根本考慮和出發點，乃是一個「利」字，也就是《墨子·公孟》篇所說的：「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以「交相利」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墨子思想的十條綱領，除兼愛、非攻外，還有節用、節葬、非樂、尚同、尚賢、非命、尊天、事鬼。這八項主張，也都是以「利」為其思想基礎的。依照其思想內涵，我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面向，簡單整理一下它們的邏輯關係。
一、節儉的民生主張
墨子提倡“節用”、“節葬”，並且“非樂”，用意都在務為節儉——節省物力民財。
《墨子·節用上》說：如果是聖明的君主治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財富可以翻倍增長；如果是聖明的天子治理天下，天下的財富也可以翻倍增長。所謂翻倍增長，不是通過對外掠奪土地實現的，而是“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只要把國家那些奢侈無用的開支節省下來，財富就足以翻倍了。所以墨子說：“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這是“節用”的實質和意義。
《節葬下》說：厚葬死人，要有棺又有槨，要隨葬大量的物品，導致貧賤的人幾乎傾家蕩產，諸侯幾乎掏光府庫財物，這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財富。久喪要求親人為死者守喪三年，守喪期間，守喪的人如是王公則不得上朝議政，士大夫則不能開展行政組織生產，農夫則不能耕種，百工則不能工作，婦人則不能紡織，這又是對社會財富創造力的巨大浪費。墨子總結說：“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已）成者，挾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意思是，厚葬使大量的財物埋入地下，久喪又長時間禁止人們創造新的財物；厚葬是浪費已有的財物，久喪是遏制將要新生的財物。無論厚葬還是久喪，都是對社會財富的無謂浪費，因此墨子主張“節葬”。
顯然，墨子倡導節用、節葬，是從“利”的原則提出的。 “非樂”的思想也是如此。 《墨子·非樂上》說：仁者所從事的事業，是為天下興利除害，“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並且，仁者考慮的是全天下的民生問題，從不為自己的感官是否愜意、身體是否安適而去謀劃什麼。因此，墨子主張“非樂”，並不是認為鍾鼓琴瑟竽笙之聲不快樂，不是認為刻鏤文章之色不美麗，不是認為芻豢煎炙之味不香甜，也不是認為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不安適，只是由於這些奢靡的東西“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所以他才“非樂”，也就是反對奢侈享樂的生活。
二、尚同的社會政治思想
墨子思想十條綱領中的尚同、尚賢、尊天、事鬼，組成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這個政治思想，是以“尚同”為核心的。那麼，“尚同”是什麼意思呢？
《墨子·尚同上》從社會政治管理的起源說起，他說，遠古初民社會還沒有首領的時候，如果要議決一件事情，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主意，人們的思想行動沒辦法取得一致。為了避免因“天下之人異義”導致社會混亂，事功不成，大家公選出了天子，並選立了三公、諸侯國君、政長（就是各級官吏），這樣建立起一套管理體制。而這套管理體制的要義，是維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專制，保障“上同而不下比（比即同）”，即保證向上認同、服從而不是相反。因此，所謂“尚同”就是“上同”，就是自下而上的認同和服從。之後，墨子用長篇大論，從裡到鄉，從鄉到國，直到天下，闡說各行政層級都必須“尚同”的意義。
在墨子“尚同”的思想中，還有兩點頗可注意：
第一，是尚賢。他在述說各層級官吏體制的建構中，不斷重複“選擇賢可者”這句話。什麼樣的人是墨子眼中的賢者呢？他說：“賢者之治國也，蚤（早）朝晏（晚）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充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墨子·尚賢中》）很明顯，墨子所謂“賢者”，都是能夠給國家、萬民帶來利益的人。與此相關，他為如何培養更多“賢者”所提出的方案，也是以“利”為激勵：“譬若欲眾（增多）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尚賢上》）“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就是用財富名位去獎賞“賢者”，以期造就更多的賢能之人。儒家也“尚賢”，但是其一，儒家之“賢”是仁義道德楷模，不是墨家所說的社會利益創造者；其二，儒家之“賢”追求“仁政王道”，而墨家之“賢”追求“官府實”、“萬民富”。兩家關於“賢者”的內涵及其追求目標都是不同的。
第二，是尊天、事鬼。上面說到，墨子講“上同”，從裡到鄉，從鄉到國，從國到天下，都必須逐級向上服從。那麼，到了天子這裡，已經是行政的最高層級，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不必服從誰了？不是的。墨子說：「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簢盛，以祭祀天、鬼。所有的人（包括天子）都必須「上同」於天、鬼。
為什麼要“上同”於天呢？因為天明察秋毫，普惠萬民沒有偏私，賞罰必信：“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舉例說：以往三代聖王禹、湯、文、武，就是敬順天意而得賞的；三代暴王桀、紂、幽、厲，就是違逆天意而得罰的。敬天就能得利，逆天就要受害，所以要“上同”於天。
何以要“上同”於鬼呢？首先要知道，墨子所說的“鬼”，“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也就是天神、地祗、人鬼，是天地人的神靈，不僅限於祖先。這些神靈，與天一樣，也具有“賞賢而罰暴”的神力：“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墨子》本有《明鬼》三篇，今僅存其下篇。這篇文字，以鬼制人的旨意非常鮮明，並且，由於文中大量講述上古聖王信鬼尊鬼而得賞、暴王不信鬼不尊鬼而得罰的故事，更體現了以鬼制天子的含義。而以鬼制人的目的，還是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三、非命思想的實質
墨子鮮明地反對命定論（宿命論）。持命定論者說：“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墨子則認為，無論家國天下的治亂還是個人的窮達榮辱，都不是命定的，而在於人怎樣去作為，“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墨子·非命下》）。
墨子進而批評命定論乃是害人之道，他說：如果大家都相信宿命，就會導致在上位者不治理國政，在下位者不做事增財。上不治理，刑法政治就要混亂；下不做事，社會財富就不生產。社會財富如果不足，那麼，對上沒有供品以祭祀上帝鬼神，對外沒有資財以接待外國賓客、吸納天下賢士，對內沒有物資以救助飢寒、贍養老弱。所以墨子說，命定論是害人之道。
可見，墨子批評命定論，他的思想基點仍是「利」。相信命定，則會「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只有像上古聖王那樣，“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會“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從而實現“天下萬民之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