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大同幼兒園部分保育員與幼兒。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別為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
作者簡介:李雲,19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擔任情報員、交通員。她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中央特科成員,也是一段歷史的見證者。
2002年3月,劉思齊(毛岸英夫人)透過北京的相關領導來上海找我,她是專程來滬了解毛岸英在上世紀30年代的情況。她的來訪使我回憶起中共中央「特科」時的一段經歷。
當時並不知道孩子身分
1935年秋天,中央紅軍經過長徵已勝利到達陝北,但情況仍嚴峻。上海地下黨組織被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員已大部撤離,留下我們少數未揭露的同志堅持戰鬥。當時的總負責人是邱吉夫,主管情報工作的是我丈夫徐強(對外稱老金〉,他也是我的直接領導。有一天,徐強突然嚴肅地通知我,要我想辦法去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只有十一二歲。
「特科」的紀律非常嚴格,特別是情報工作,對上級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不能問也不許問。我接受任務後已意識到,這兩兄弟決不是一般的孩子,肯定有比較特殊的背景,而且,圈定我在老西門一帶尋找,說明還佈置了其他同志在不同的地區開始尋找了。
哪裡是流浪兒多的地方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八仙橋小菜場(今金陵中路西藏中路)一帶,附近有好幾家給人送飯的“包飯作”,常有剩飯剩菜施捨乞丐,每天中午流浪兒童便蜂擁而至搶飯吃。
為了不引起別人的疑惑, 我總是保持一定距離在路邊細細觀察,往往一站就是半天。另外還三天兩頭在老西門一帶的大街小巷兜來兜去,處處留意拾垃圾的小孩。前前後後半年多,我幾乎走遍上海街頭,但毫無收穫。
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時節,徐強告訴我,兩個孩子找到了,送到安全的地方。並解開孩子真正的身分:毛澤東的兒子。
至於誰找到的?在哪裡找到的?又是怎樣找到的?我雖然是他的妻子,他卻始終沒跟我說,直到1988年徐強過世。
大同幼稚園的永福永壽
解放以後我才得知,1930年11月楊開慧犧牲後,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個孩子。湖南省黨的地下組織為了孩子的安全,與上海黨的地下組織聯繫,於1931年春由一位40歲左右的婦女將三個孩子護送到上海。經上海地下黨組織安排,三個孩子進入大同幼稚園。
大同幼兒園是中共歷史上創辦的第一所幼兒園。大革命失敗後,一些革命烈士的遺孤流落街頭;一些革命者去農村開闢根據地,子女在城市四處漂流。當時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來指派,由革命互濟會〈又稱濟難會和赤色互濟會)出資,於1930年3月開辦大同幼兒園,收留了30多個烈士遺留和黨的領導人子女。為便於掩護,由董健吾牧師(當時為地下黨員)擔任園長。
當時毛澤東正受到“左”傾路線排擠,而國民黨又大肆宣傳緝拿“朱毛”,毛澤東的腦袋懸賞25萬大洋。因此這三個孩子來上海是絕對保密的,向董健吾介紹情況時只說是烈士遺孤,每月由組織上付30元生活費。不久岸龍因病夭折,什麼病,怎麼死的細節都不清楚。
大約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於白區的政治環境曰益險惡,大同幼稚園被迫停辦,園內孩子都陸續分散作了安置。
岸英、岸青兄弟倆經組織再三考慮,認為暫時放在董健吾家比較安全。第一,他有牧師身分;第二,他家裡當時已有兩三個小孩,岸英他們放在他家不易引起他人注意。董健吾把兩個孩子放在外室家中,生活費由組織上支付。從入大同幼兒園開始,他們用的是「永福」「永壽」的名字。
據說岸英兄弟倆很聰明,守口如瓶,從不講自己的父母是誰,董家上下也都不知道他們是誰的孩子。但是隨著歲月推移,由於經濟條件以及女主人自己也有孩子等原因,他們未能善待毛家兩兄弟,迫使孩子出走不歸,開始了流浪生活。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接受黨組織的任務,去尋找這兩個孩子的。
毛岸龍的確是生病死亡
近幾年有人跳出來自稱毛岸龍,這完全是子虛烏有。毛岸龍在大同幼兒園生病死亡,這是確實無疑的。
另外有種說法,認為尋找毛家兄弟是黨中央的指示,據我所知,這也是不確切的。當時「特科」與中央聯繫靠的是唯一的一個電台,我是掌管發報機的機要員,從未收到中央要求尋找孩子的電報。
又有人說,是毛澤民來上海托潘漢年找孩子的,恐怕也與史實不符。因為這兩人1935年時都在陝北。潘漢年是在1936年8月到達上海的,那時孩子已經找到了。
比較可靠的情況是,毛岸英兄弟倆出走以後,董健吾隨即報告「特科」領導,當時只有極少數領導知道那是毛澤東的兒子,因此佈置地下黨員分地區仔細尋找。由於從事地下工作環境險惡,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上下級和同誌之間有著嚴格的保密製度。我雖然參與尋找工作,但從未見過他們。我只知道孩子找到以後,「特科」領導者曾想把他們送回董家寄養,但兄弟倆堅決不肯回去。
1936年春,馮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報組織的領導工作。馮雪峰聯繫了國民黨愛國將領李杜將軍,把孩子悄悄送到李家。李杜將軍又想辦法把他們送往蘇聯。到莫斯科以後,他們被送到國際第二兒童院,各自起了蘇聯的名字。
去蘇聯的這些情況是解放後孫夫人(宋慶齡)告訴我的。我推測,毛岸英、毛岸青能從上海秘密地去蘇聯,除了地下黨組織和李杜將軍外,孫夫人肯定參與策劃安排的。由於宋慶齡同志一貫不喜張揚的品格,她為革命所做的工作是從來不會和別人提起的。
——摘自《往事與情懷》,李雲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