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去世後大約20年，一個姓墨名翟的青年來到學園裡學習。他出身貧苦，是一位小有名氣造車工匠，技藝十分精湛。這個小伙子很聰明，時間不長就能熟讀《詩》《書》，卻對繁瑣禮儀、歌舞聲樂十分反感。
墨翟和孔子身份不同。孔子出身於貴族家庭，雖然沒落了，但他一直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貴族身份。他精習六藝，是因為那是貴族身份的象徵。所以，他對衣著服飾、飲食、禮儀、音樂等方面十分講究，遇人遇事也總是端著貴族身份的架子。
相較於孔子，墨翟直是個泥腿子。他出身貧苦人家，過著終日勤苦不得閒生活。他周圍的親戚、朋友、鄉鄰與他一樣，都是終日辛勞反而朝不保夕的農民。他發現和他一樣手工業者，勞苦的農民的現狀是飢餓卻得不到飲食，寒冷卻得不到衣服，勞累卻得不到休息，他認這才是當前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他稱之為「巨患」。所以，他的理想是規勸告上層統治者透過社會的、政治的、政策的改變來實現底層民眾衣食富足的目標。就算是最低限度的，食能果腹，衣能保暖，勞而得息呢。
據此，他提出一個原則，「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都被視為奢侈浪費而加以禁絕。例如，老百姓現在吃飽、穿暖都很難得到保障，你再讓他講究什麼衣冠、服飾、什麼“食不厭精、炙不厭細”，哪有那種力量呢？老百姓現在終日辛勞，得不到片刻休息的時間，你還要求他們講究什麼繁瑣的禮儀，聽什麼音樂，哪有那個精力呢？老百姓沒有禮儀、音樂也能過活，講究它們反而衣食不保，能有什麼實際功用呢？所以，禮樂屬於「加費不加用」而應當禁絕的東西。再者，都是人，老百姓沒有禮樂過活，貴族憑什麼不呢？
接著，墨翟又認真分析了導致下層民眾衣食不保的深層原因。他發現，由於國與國、人與人之間不相愛，強凌弱，眾欺寡，兵戈不息，戰亂不止。戰爭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使人民流離失所，不能安居樂業。家事落荒廢，百姓戰死、飢餓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
侯王大夫愛有差等，不能兼愛，各私其國，各私其家。有道不相教，有財不相分。他們只管自己奢侈享樂，絲毫不顧及百姓的死活。王公貴族大夫為了講排場，講禮儀，玩音樂，增加繁重的苛捐雜稅，使百姓衣不足，而且那些演奏者，也都是農家子弟，去搞音樂了，勞動生產就受到影響，導致生產不足。
天子、諸侯、大夫，生前享樂，死了還厚葬、久喪。更無道的是，殺人殉葬。為了竟比排場、氣勢，送葬的隊伍極為龐大，搞得就像舉家遷徙。大量財富被埋在地下，這都是極大的浪費。為了行三年之喪，農夫百工婦人的勞動生產都要停止。厚葬、久喪相沿成習，富貴者損失財富，庶民百姓就要傾家蕩產了。所以，墨翟反對孔子愛有差等之說，主張兼愛，並提出了非戰、非禮、非樂、節葬短喪等觀念。
墨翟希望整個社會像一個彼此相愛，團結互助的大家庭。人人視別國如自己國家，視別家如自家，視別人之身如自身。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為了實踐他的社會理想，他毅然退出了孔子的學堂，依據兼愛互助原則組建了一個組織、紀律嚴密的社團。該社團成員多半來自於下層民眾，有的直接從事生產勞動。他們在一起過著極端刻苦樸素的生活，彼此之間有互助協作的義務。這個社團的領導者稱為“鉅子”。墨翟是一任“鉅子”，鉅子對社團擁有絕對的領導權。下一代鉅子由上一代鉅子指定。後人稱墨翟所建立的社團為墨家學派，墨翟也被尊稱墨子。
於是，在春秋時期就形成了儒墨兩大顯學對立的局面，時人稱「不入於儒，即入於墨」。墨家對儒家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它的愛有差等，愛有差等就為自利自私留有空間，使對立和競爭有了依據。戰爭、對立就不能禁絕。而墨家認為只有無差等的愛才能實現目標。無差等的愛，比較理想主義，邏輯上講得通，但實踐起來困難，但常常受下層民眾的歡迎。有差等的愛，比較符合人性，但常被統治者用於其既得利益的維護。
墨家也批評儒家說，儒家之學足以喪天下的有四政：一，儒家以天不明，鬼不神，不明天鬼，此足以喪天下；二，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的隊伍就像舉家遷徙。三年哭泣，有人扶才能起，舉杖才能走，非得哭泣悲傷到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才叫孝子。也足以喪天下；三、弦樂樂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四、認為人之貧富壽夭、社會之興衰治亂，皆由天命所定，不能損益，此足以喪天下。
墨家站在小生產者、農民的立場來批評儒家，有其合理之處。但其功利觀則過於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