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中國歷史中佔據著獨一無二的地位，影響力浸潤在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小到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大到經濟民生，思想文化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中都滲透著儒家的精神。
說起儒家，我們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孔子和孟子這兩位儒家聖人，這也理所當然，畢竟在我們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中，接觸到最多就是他們的思想。但我們常常忽略掉了另一位和孔子與孟子齊名的儒家大拿－－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是儒家繼孔孟之後的又一位代表性人物，後世尊其為儒家「後聖」。他學識淵博，曾三度擔任齊國稷下學宮（稷下學官是世界上最早的官辦高等學府和國家智庫，祭酒相當於校長）的祭酒，得到諸子百家的擁戴。晚年時著書立說，收徒授業，教導出韓非（法家集大成者）、李斯（秦朝丞相）、張蒼（西漢丞相）等眾多的傑出弟子。他在總結和吸收了諸子百家的理論主張後，建立起一套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把畢生的思想精髓彙編在《荀子》一書中，為日後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天人相分
在先秦時代，由於科學技術的落後，「天命」、「神鬼」之說盛行，普遍性認為人的命運由上天來決定。即便孔子和孟子這兩位儒家先賢也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萬物的主宰，贊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一觀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荀子·天論》
荀子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觀後，摒棄掉老莊消極無為的思想，針對唯心主義的「天命論」進行尖銳的批判，同時大膽的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觀點。在荀子的眼中，上天是沒有任何思想的，只是按照既定的「道（即自然運行的規律）」來運轉的，不會以任何人的意志發生改變，政治的混亂、社會的變動以及國家的興衰都與「天意」沒有關係。天道不能幹預人道，天歸天，人歸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亂吉兇，在人而不在天。
毫無疑問，荀子的思想對於天地自然的認知邁出了巨大的一步。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論》
在天人相分的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觀點。在荀子看來，與其盲目的迷信天道權威，等待上天的恩賜，不如巧妙利用天道的規律來為人服務，主張“治天命”、“裁萬物”、“騁能而化之”。強調人本身的主觀性，用人力來克服天道，頗有些“人定勝天”的意味！
“化性起偽”性惡論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
荀子思想中最著名的就是“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截然相反，這一點也頗受後世學者的非議，更多的人願意堅信孟子所言的性善論。
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榮辱》
身處在戰國亂世中，荀子在人性中看到更多的是惡質，他認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紛亂理而歸於暴”。假如不對這種天然之性加以人為的節制和引導，那麼人與人之間就會發生爭奪、暴亂和相互殘害，進而引發社會動亂，社稷崩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荀子·勸學》
荀子以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堯舜之與桀蹠，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惡，根本的差別在於後天的環境對人性的影響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透過後天的努力和教化，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品性的。所以要達到儒家所推崇的仁義、忠信等善的價值觀，就需要人為地用禮義法度來制約人之惡性。
明禮重法
孔子的核心思想在於“仁”，孟子的主張是“義”，而荀子則提出了“禮、法”並重的政治觀念。
荀子在性惡論的前提下，強調「禮」的作用是對人的惡性天性做出必要的限制和規範。但是二者之間不免矛盾衝突，所以需要由“禮”轉“法”，以法的強制性來推行禮的道德性，從而維護穩定的秩序。
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 ——《荀子·王制》
法律的一致性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禮的持守使得有學養的人們不致於沉落。強調禮高於法，禮為法之本，法是禮的底線。只講法治，不講禮治，百姓只是畏懼嚴刑峻法，一有機會仍會作亂。他把“法治”稱為“暴察之威”，“禮治”稱作“道德之威”。
荀子顧及到了現實的利慾和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
他的思想介於儒家與法家之間，在推崇儒學的同時，重視法律的必要性，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