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的吳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為臣。 《吳子·圖國》和《新序·雜事》中記載，魏武侯與群臣謀劃事情，群臣都趕不上他。武侯退朝後面有喜色，吳起於是對他講了春秋霸主楚莊王的一件事情。
楚莊王曾經與群臣謀劃事情，群臣的見識都不及他，他退朝後面露憂色。大臣申公問他為何面有憂色，楚莊王回答說：「我曾聽說，每一時代都有聖人，每一國家都有賢才。能得到聖賢為師的人，才能為王；能得到聖賢為友的人，才能稱霸。
講完這一故事，吳起對魏武侯說“楚莊王為此擔憂，您卻為此得意，臣深感不安。”魏武侯於是面露慚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謂「治國平天下」的人物，在才能方面總有高下之分。在君主才能高於臣下才能的時候，魏武侯一類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莊王一類君主卻感到非常憂慮，這兩種不同的心態反映著兩類君主不同的認識觀。
在魏武侯看來，當臣下趕不上自己的時候，正好襯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表明了君主之所以成為君主的理所當然。這種情況不僅滿足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求，而且使他免除了對臣下恃才謀篡的擔憂，因而他感到慶幸。
但在楚莊王看來，當臣下趕不上自己的時候，正好表明了人才的缺乏和國家的空虛，這種情況滿足不了他稱霸天下的客觀需要，甚至還可能危及國家的生存，楚莊王因而感到焦慮不安。兩種相反的認知看來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莊王都是一國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廣闊的社會關係中去考察，人們就會發現，君主這一社會角色的成功與否，關鍵是看他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是否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為此，高明的君主總是把注意力投放於國家事業上，國家事業的長足發展才是他自我價值的最大實現。從這一角度來說，魏武侯的認識觀背離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僅是一種較低層次的心理需要，而楚莊王的視野則更為廣闊，其認識更具優越性。正是在這裡，才分出了兩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這種高下也已得到了歷史的證實。
事實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會角色，社會對他們雙方有著不同的要求。君主所應有的才能，主要不在於對具體事情的謀劃，而在於調動和裁定群臣的謀劃。一個君主如果擁有才能出眾的臣下，並且善於駕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業就會有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同時也就具備了成功的條件和基礎。
魏武侯在具體事情的謀劃上也許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僅僅看到了個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卻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現了一位君主注意力的偏差及其在宏觀方面認知和把握能力的欠缺。吳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魏武侯轉喜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錯而悔的君子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