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 。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佔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並稱“南豐七曾」後卒於江寧（今南京市），追諫「文定」。
曾鞏文學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稱“南豐先生”。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曾鞏以散文著稱，師從歐陽修門下，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上。文風以「古雅、平正、衝和」見稱，自然淳樸，自成一家。代表作有《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
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十二歲時，曾嘗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
曾鞏18歲時（1037年），隨父赴京，以文相識王安石，結成摯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並。 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此後，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結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經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為人處世的態度。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於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
2016年5月15日，曾鞏傳世孤本《局事帖》在中國嘉德「大觀夜場」以一億三千萬億元起拍，經多輪競價，最終以1.8億元落槌，加佣金2.07億成交。 《局事帖》是迄今發現的一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傳世墨跡，為曾鞏62歲那年寫給同鄉故人的一封信，共124字，距今已有936年，曾被歷史上多位名人收藏，並經徐邦達考證著錄於《古書畫過眼要錄：津隋唐五代宋書法》。 2009年，這件作品以1.0864億元成交，成為第一件過億的中國書法作品。
主要成就
曾鞏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骨幹。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其文風則源自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於說理，為時人及後輩所師範。曾鞏為文，自然淳樸，不甚講究文采。
曾鞏文章的特色體現在幾個不同的面向。首先是論事之文寫得紆餘委備，委婉曲折。其次，曾鞏文章雖質樸少文，然亦時有搖曳之姿，縱橫開合。贈序之文，尤有特點。再有，善於記敘，其特徵是條理分明，無不達之意。還有長於記敘、不多寫景，例如《醒心亭記》、《遊山記》等。但也有極刻畫之工，如《道山亭記》。 《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
他的議論性散文特點是：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 《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
他的記敘性散文特色是：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 《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
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誌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與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有指導意義。
曾鞏散文主要有三類：人事雜記類、工程營造類、寺院記、學記類。
人事雜記類：曾鞏的人事雜記類所佔篇數最多，也最能表現出他記體散文內容的特點。在人事雜記類中，記事類作品相對要多一些，這些記事類作品大都有借記事發議論的特點，在內容上就表現為說理很多。
工程營造類：在曾鞏39篇記體散文中，記敘城池的興廢和水利工程的營造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曾鞏強調經世致用的觀點，認為文章應該為現實服務，反映並解決現實的問題，這符合"文以載道"的觀點。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便是最好的證明。而曾鞏的這部分作品正體現了他的這種文學思想。
寺院記和學記類：曾鞏歷來被稱為“醇儒”，他對儒道極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達復興儒道的思想。而恢復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願望與佛教興盛的現實情況相悖逆，所以曾鞏在不只一篇的文章中批評佛教，表達對佛教的不滿。曾鞏的記體散文與其儒家學者的思想緊密聯繫。曾鞏希望透過詳盡的說理達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透過對道德高尚文人地讚頌讓世人明白道德修養的重要，希望詳盡地記載工程營造以達到"文以載道"的作用，更希望透過反佛和興學實現他儒學復興的理想。
曾鞏記體散文的結構特色是曲折謹嚴。曾鞏為文非常注意架構，朱熹在《朱子語類》中雲：「退之南豐之文，卻是佈置。」因而在這樣精心的營構下，曾鞏的記體散文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嚴謹有條理。如其《越州趙公救災記》，文章一開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飢荒到來之前所做的各種準備，怎麼發放糧食，什麼時間發放，在哪些地點發放，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放措施，對棄嬰的收養等等，這些曾鞏都詳細而有條理的記了下來。最後筆鋒自然轉到表現趙公其人的趙災有方、敢於擔當、勤政為民的高貴人格和光輝形像上。這麼多紛繁複雜的內容，在曾鞏的筆下卻有條不紊，有頭有尾，足見曾鞏嚴謹條理的散文功力。曾鞏記體散文結構上富有條理，論述嚴謹的特質。這樣的結構特徵在曾鞏記體散文中還有很多體現。如《醒心亭記》。其次，曾鞏記體散文在結構上還有迂迴曲折的特徵。
曾鞏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一個是曾鞏對中正平和的文風的喜好，另一方面則是人生態度的影響。曾鞏在思想上曾鞏推崇儒學，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鞏則喜好學習劉向的文風。除了在思想和文風學習上偏好的影響，曾鞏坎坷的人生經歷也是影響其風格形成的因素之一。
曾鞏記體散文的情感特色是理性冷靜。曾鞏總是被人稱為“醇儒”，劉熙載《藝概》就這樣評價道：“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曾鞏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達，這一點自然與他語言上多議論的特點有關，但在字裡行間常讓人感到是曾鞏自己對情感的一種克制。古文運動將載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達空間變得有限，加之曾鞏自身對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現出一種理性冷靜的特徵。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詩。存詩400餘首，其詩特點是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他不但善賦體，也有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緻。如《西樓》《城南》《詠柳》等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遼，卻勝於蘇洵、蘇轍。詞僅存《賞南枝》一首。
紀實詩
曾鞏的紀實詩繼承和發揚了唐代杜甫現實主義詩歌文學傳統，以反映社會現實、關注民間疾苦、揭弊政、評國事為主要內容，表現了他關注民生、濟世興邦的儒家思想。曾鞏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災害頻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鞏以詩歌真實描寫了民生疾苦的狀況。在《追租》這首詩中，一句“山下窮割剝”寫出了飢荒之年農民還要被層層盤剝的悲慘境遇，由此抨擊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並提出“浮費義可削”的政策主張。這首詩沒有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的寫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針砭時弊，體現了曾鞏關注民生疾一脈相承。與《追租》的主題思想類似的還有：描寫蟲災肆掠、揭批官憂國憂民憂時的《邊將》、《胡使》、《嗟嘆》等等。曾鞏的紀實詩除了對民生疾苦毫無遮掩地寫實之外，還對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獻策，有力地增強了文學在中國古代政治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詠史詩
中國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詠史來借古諷今和抒發情懷。曾鞏的詩歌也常以緬懷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事件來表情達意。曾鞏總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態與心態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與他理想抱負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從而緬懷先聖、寬慰自我、排解憂愁、堅定決心。例如在《揚顏》一詩中，曾鞏敬慕揚雄的立言不朽和顏回的立德不朽，以兩人執著求道精神激勵自己進業修德。再如曾鞏的《讀五代史》，詩文以歷史諷喻現實，以史諫言北宋統治者革借管仲與鮑叔牙之交推崇誠信道德的《論交》；表達渴望明主、隱含壯志難酬之情的《隆中》；諫言選賢舉能、反對排斥賢臣的《垓下》等等。曾鞏的詠史詩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託物喻人的文筆都源於現實又立意高遠，凸顯了他恩澤天下、救民濟世的儒家仁義思想。
離別詩
離別愁緒是古代詩人借詩所抒之情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情懷。在《曾鞏集》中有100餘首詩歌蘊含離別之情。例如詩合集《奉和滁州九詠九首》顯示，曾鞏看望身在滁州的歐陽修返回時，離愁別緒頓生，對歐陽修的才學與人品大加讚賞。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鞏前去拜訪仰慕已久、剛剛去職宰相的杜衍，臨別時曾鞏表達了對兩人友情的珍重和對杜衍的敬仰之情。曾鞏的此類詩歌還有：懷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詩》、《江上懷介甫》；惜別友人的《送陳商學士》；感傷人才離去、叮囑學生的《送錢生》 ；送別、勸慰失意者的《酬吳仲庶龍圖暮春感懷》、《送孫穎賢》；懷念、惜別親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極強。此外，離別詩也是曾鞏本人各個重要人生階段與思想狀態的真實記錄。
轉任福州：當官不與民爭利
1077年，曾鞏由洪州轉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這一年，他已經59歲了。在北宋，這種高齡還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顧養老，就是被貶外放，要嘛就是不被皇帝重視，曾鞏也許屬於後者。他自1069年外放越州以來，已在多州任職9年，以曾鞏的文學名氣和政治作為，皇帝只要稍微關註一下，早就可以回京點翰林、當學士了。所以，同僚們都認為他懷才不遇，《宋史▪曾鞏傳》對他的評價就是「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不過，曾鞏並無怨言，依然兢兢業。他在福州任職僅1年，時間雖然很短，政績卻不俗。
福州任上，曾鞏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當官不能與民爭利。當時，地方官的待遇不錯，除了正常的工資、津貼之外，朝廷還撥給一定面積的“職田”（權屬國家的固定田產），通過收取這些田地的租子來發放補助。福州沒有“職田”，但有一塊面積很大的菜園，州上經營這塊菜地得當，單算菜錢，州官們每年就能得到三四十萬錢。
不過，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擾亂了市場，導致菜價越來越低，以種菜為業的菜農倒是賣不掉他們的菜了，收入大減。所以，州府的這個讓官吏們富得流油的菜園子，成了老百姓“賣菜難”的禍根。曾鞏了解到這一實情后，憤慨地說：“太守與民爭利，可乎？”官員應該設法增加農民收入，怎麼能與民爭利呢？他立刻取消了這個“富官傷農”的菜園子，雖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塊，但保障了菜農的利益，老百姓為之歡呼。
福州這地方還有一個怪現象，買官的少，買住持的多。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原來，福州歷來興佛教、多寺廟。除了國家會撥付一定產業給寺廟外，許多百姓、富戶，也紛紛給寺廟捐贈金錢、地產等，寺廟和尚因此比衙門官差還富。一時之間，投身寺廟當和尚，成了人人嚮往的熱門職業，一些好逸惡勞的地痞流氓破落戶到處鑽營，為撈一個當和尚的指標而費盡心機。一些頗有聲望的社會名流甚至都會買通關節，賄賂官府，爭當住持，搞得福州上上下下烏煙瘴氣。曾鞏斷然決定採取措施，剎住這股歪風。
曾鞏頗有超前意識，他知道，要杜絕住持買賣，唯有「直選」。他安排人分別前往各地寺廟，把和尚們聚在一處，透過他們的無記名投票推舉住持，然後把「直選」出來的住持層層上報州府，由州府發布聘任文書，一切都明著進行，從而堵住了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