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北伐，圖制遼朝
宋太祖在位時期和宋太宗在位初期，因實現統一和鞏固統治之需要，在對遼政策上採取備邊通好之策，雙方使節交聘不斷。
然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徵伐太原導致宋遼關係開始破裂，而宋太宗出兵幽薊則標誌著宋遼關係的徹底破裂。
北漢滅亡後，宋朝君臣關於是否繼續出兵幽薊就曾展開爭論。
當時，大部分宋軍將領以晉陽之戰後師乏餉匱乏、未頒賞賜，不願繼續出兵，但不敢上言。
殿前都虞候崔翰等人為迎合宋太宗意思，支持繼續用兵，收復幽,“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
晉陽之役，北漢滅亡，宋太宗志得意滿、信心十足，主張一鼓作氣收復幽薊。在宋太宗看來,“北燕之地，本為中國之民。
晉漢以來，契丹竊據，迨今不復，垂五十年。
國家化被華夷，恩動植，豈可使幽燕奧壤猶違禮義之鄉，冠帶遺民尚限邊荒之俗!」故宋太宗下詔繼續北伐，於同月二十日攻佔岐溝關，包圍幽州城。
但由於宋軍師勞疲憊、糧不濟，加上幽州城高難攻，故久攻不下。至七月初，遼朝援軍已至，宋太宗不得不率軍迎戰。
宋、遼兩軍於高梁河展開激戰，宋軍大敗，損失慘重。宋太宗本人亦身中兩箭，乘驢車狼狽逃跑才倖免於難,「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敵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禦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殯盡陷沒。
高梁河之戰後，宋太宗雖未打消收復幽萄的想法，但在對狂政策上開始趨於謹慎。
但雍熙三年(986)情況發生變化，而引起變化的導火索便是遼景宗去世和蕭太后監政的消息傳入宋朝。
太平興國七年(982)，遼景宗病逝，遼聖宗繼位，其母蕭綽，被封為“承天皇太后”，臨朝稱制，總攝國事。
蕭太后攝政期間，鞏固統治、任用賢才、發展生產，遼朝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但雄州知州賀令圖偵知消息後，不加詳查，便急忙上奏朝廷，力促朝廷借遼朝主少國疑之機出兵北伐。
隨後，岳州刺史懷浦、文思使薛繼昭等人也相繼上奏，請求宋太宗趁此時機一鼓作氣擊敗遼朝、收復幽薊。
宋太宗聞訊大喜，並未對消息細加驗證，再加上宋軍多次據城擊敗遼軍，導致宋太宗對遼朝的軍事實力做出錯誤的判斷，決議再次北伐。
北伐初期，宋軍出其不意，各路均取得一定的戰績，相繼佔領固安、寰州、涿州、新城等地。
同年三月，遼朝蕭太后下詔耶律休哥率軍迎擊曹彬部，耶律斜軒迎擊潘美、楊業所部，蕭太后、遼聖宗則率軍南下親徵。
宋軍自開戰以來雖取得了不少戰績，但日益驕躁。尤其是曹彬部建功心切，盲目進軍，為遼將耶律休哥所阻，又逢天氣炎熱、軍士疲乏、糧草不繼，不得不棄守涿州。
宋、遼兩軍於歧溝關發生激戰，宋軍大敗。遼軍乘勢反撲，宋朝三路大軍皆敗，損失慘重，北伐期間所奪取的州縣再次失守。
被動防禦，收縮對峙
雍熙三年(986)五月，宋軍再次戰敗的消息傳到宋朝，舉國嘩然。
時任武勝節度使的趙普在《諫伐燕疏》中首先替宋太宗開罪，指出雍熙北伐失敗的原因是“邪惡之人”的挑唆與蒙蔽。
同時，趙普還建議宋太宗偃兵息武、發展生產、保境安民，認為如此方能“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
前文已述，宋太宗本想藉遼朝主少國疑之機再次北伐，收復幽，樹立自己的權威。然雍熙北伐的失敗對宋太宗而言，很可能會再次引發國內外對他的質疑。
因此，趙普的這封奏疏恰如其時地幫助宋太宗化解了困境。
宋太宗在給趙普的詔書中也是急於為自己開脫，將雍熙北伐失敗歸咎於將領“不遵成算，各騁所見……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
如此一來，宋太宗和趙普兩人一唱一和便把戰爭失敗的責任推到宋軍主將身上去了。
同時，趙普也看到宋朝已然無力再對遼朝發動進攻，且宋太宗本人經歷兩次失敗後也雄心漸消。
因此，趙普還在奏疏中建議宋太宗採取和戎政策，不可斷然再行北伐，“以無為無事，保卜世卜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塞，與戎人較其勝負”。
李昉等人也上疏舉漢高祖徵匈奴，困於平城，遣使和親匈奴和漢文帝「奉之彌優，外示羈，內深抑損」進而邊城晏寧為例，建議宋太宗能「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
以雍熙北伐為鑑，效法漢高祖、漢文帝，實行偃兵息武，遣使和議之策，以期邊境和寧。
雖然北伐之議被擱置，但遼朝的不斷入侵令宋太宗甚是困擾。
雍熙四年(987)和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兩度下詔文武群臣商討防禦之策。
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宋朝在軍事上積極進取無望的情況下不得不轉為被動防禦的現實。
放棄聯合，避免生事
雍熙北伐失敗後，宋太宗徹底放棄收復幽薊的計劃，採取收縮防御之策，對遼採取守勢。
相反，遼朝在重創宋軍之後，乘勝用兵，開始全力經略東北地區，徵討定安國、女真、高麗和烏舍等親宋部族和國家。
據《遼史》記載，早在雍熙北伐前，遼朝就曾對定安國和女真用兵。
雍熙三年(986)正月，遼軍開始徵求定安、女真，取得大勝。自此，定安國實力日衰，很難再對遼朝構成威脅"。
宋朝方面，宋太宗已基本放棄收復幽薊，採取收縮的態勢，故對定安國亦不抱有先前的熱情。
定安國面對遼朝的不斷進攻，無力抵抗，僅於端拱二年(989)、淳化二年(991)兩次托女真使節入貢。
其後，隨著定安國與宋朝關係的疏遠及自身實力的衰弱，便不再進貢。宋太宗對定安國不再朝貢一事大為光火，曾下詔女真進攻定安國。
自此以後，宋與定安國建關係徹底破裂，不復通交，直到定安國為遼朝所滅。
早在雍熙北伐前，遼朝就加強了對女真的經略，女真無力抵抗，故與遼朝、宋朝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
關於此，宋琪在給宋太宗的上疏中已經談及女真為遼朝所驅使之事,“復有近界韃靼、尉厥裡、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
雍熙北伐後，遼朝更是加強了對女真的經略，不斷下詔招降。
雍熙四年(987)，女真首領遣使取道登州入宋朝貢，並向宋朝匯報遼朝招降而被迫歸順遼朝之事。對此，宋太宗僅下詔加以褒獎其朝貢行為，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女真仍繼續對宋朝進貢，這一點亦為遼朝所不能忍受，故在離海岸四百餘里處設柵欄駐軍，阻止女真越海進貢。
女真無力單獨對抗遼朝，於淳化二年(991)遣使入宋請求援助,「泛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
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
對於女真的請求，宋太宗並沒有太多表示，更不像雍熙北伐前那樣狂熱，僅是下詔加安撫，並未出兵援助。
女真在沒有宋朝援助的情況下，難以單獨對抗遼朝，不久便歸降。自此以後，女真基本上也中斷了與宋朝的關係，直到女真崛起後的「海上之盟」。
宋朝自宋太祖在位時期，就採取聯合高麗對抗遼朝的策略。
但由於宋朝雍熙北伐的失敗以及雍熙北伐中高麗並未出兵夾擊遼朝之事，導致宋朝君臣對「聯麗制遼」的策略頗多質疑。
故雍熙北伐失敗後，宋太宗放棄收復幽薊，對高麗採取疏遠的態度。 ，高麗的戰略地位隨之下降。
但高麗自知無法單獨對抗遼朝，故仍實行“聯宋抗遼”的策略，積極遣使入貢。
為徹底解決高麗問題，迂朝於淳化二年（９９２）出師高麗，要求高麗納貢稱臣。淳化四年（９９３），高麗在請求宋朝援助無果的情況下，不得不受制於迂，向江納幣進貢、奉迂正朔。
遼朝在相繼收服女真，安定高麗後，便開始對烏舍國用兵。至道元年(995)，遼朝派遣和朔奴、蕭恆德等率軍徵討烏舍。
烏舍國王自知不敵遼朝，便上書請降但和朔奴、蕭恆德欲大肆掠奪，對請降之事不加理睬。
在這種情況下，烏舍國奮起反擊，多次擊退遼軍。遼軍雖因糧草不濟、天氣嚴寒等損失慘重，但烏舍國因國小力單，無力再行抵抗。
至道三年(997)，烏舍國王不得不率部投降，與遼朝確立了封貢關係。自是以後，烏舍國便終斷了對未朝的封貢關係。
結語
縱觀宋太宗從雍熙北伐失敗到去世這個時期的對外政策，便可發現明顯的變化。
在北面，自雍熙北伐失敗後，宋太宗在收復幽薊無望的情況下，放棄收復幽薊，對遼採取守勢，甚至一度試圖與遼朝通好;
在南面，宋太宗在無力再舉的情況下，下詔冊封交趾黎桓，承認黎氏交趾的藩國地位，放棄收復交趾:對於東北的高麗和女真，一方面拒絕女真共同出兵攻打遼朝的請求，坐視遼朝對女真用兵;
同時又拒絕高麗求援的請求，高麗自是以後暫時中斷了與宋朝的封貢關係;對於西北的黨項族，宋太宗在對李繼遷用兵失敗的情況下，實行招撫、與地的政策。
總之，相較於雍熙北伐前積極進取的對外政策，宋太宗在這個時期對外政策上明顯體現出收縮防禦的特點，追求“四夷當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