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李玉坤）1924年，魯迅搬入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新購置的小四合院，並請喬大壯為自己的「綠林書屋」寫了楹聯：望崦嵫而勿迫;恐鷚鴂之先鳴!
那是魯迅的44歲，《狂人日記》問世的第7年，在北大教書的第5年。
雖然兄弟鬩牆，但那時的魯迅，還沒有運交華蓋，還沒有徬徨，還願意做一股燥熱的風，還在爭分奪秒地吶喊。
以「北大派」為豪
「每次當魯迅先生仰著冷靜蒼白的面孔，走進北大教室時，教室裡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著四五個人，連門邊走道都站滿了校內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他當時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門選修課，但並不妨礙它成為旁聽學生最多的一門課，課程被安排在北大紅樓一間最大的教室中。
在正式成為北大的教師之前，魯迅其實早已把自己和這所著名學府緊緊聯繫在一起，直到今日，每一名北大學子佩戴的校徽，最早就是由魯迅設計的。
魯迅帶給北大的並非只有一個徽章，蔡元培想請周作人到校任教，也是透過魯迅邀請。魯迅對於北大的進步思潮一以貫之地支持，1925年12月，北大27週年校慶，魯迅出席並寫了《我觀北大》一文，文中提出「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對於被指為“北大派”，他也引以為豪：“北大派嗎?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魯迅本名周樹人，魯迅是他最出名的一個筆名，來自那篇橫空出世的小說《狂人日記》。
五四運動前一年，1918年4月，魯迅開始創作《狂人日記》，刊登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上。自此之後，魯迅創作源源不絕。蔡元培在魯迅的挽聯中寫道，“著作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魯迅的文學價值，當時便得到認可。
當時，同樣是新文化的先鋒胡適提出了「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改良主義傾向，魯迅對此是否定的。他明確主張新文學首要的是“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五四之後，胡適替陳獨秀接手《每週評論》，提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魯迅也是旗幟鮮明地反駁，兩名新文化旗手從此走向陌路。
1933年，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際，魯迅以一首小詩重題《彷彿》：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那枕戈待旦、徬徨而堅定的身影，正是魯迅一直以來的自我寫照。
一直如戰士般戰鬥
1903年，清帝國內憂外患、大廈將傾之際，留學日本的魯迅寫了一首《自題小像》：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一語成謔，在此後的三十幾年裡，魯迅以如椽大筆，寫下警世之言，然風雨如磐，險阻重重。在紅樓教書的後幾年裡，他幾乎是在與反動當局的鬥爭中度過的。
1925年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波，是魯迅與反動當局的第一次交手。此後，北京政治情勢更加微妙，軍閥輪流掌權，「城頭變幻大王旗」。
1926年，奉系同國民軍之間戰爭爆發。 3月12日，日本兩艘軍艦掩護奉軍砲擊國民軍，守軍還擊，中國官兵4死8傷，日方3人受傷。日本藉口中國違反《辛醜條約》，糾集八國施壓，要求中國撤防。 3月18日，北京兩萬多人遊行，反對八國通牒。許壽裳回憶，「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了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的市民和學生，死傷至三百餘人之多。」「只見屍體縱橫枕藉，鮮血滿地，是一個最陰慘的人間地獄!劉和珍的屍骸已經放入一具薄棺之中了。
悲愴之餘，魯迅寫下那篇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魯迅生命最後的十年間，國難嚴重日甚一日，生活愈見不安，魯迅時常遭到通緝。 1932年，他在《自嘲》一詩中寫道，「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在北京，在北大紅樓，魯迅從來都是振臂高呼，從來都是縱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在廣州，在上海，難道魯迅就甘願躲進「小樓」、專心學問了嗎?不是的。他所有的彷與退路，都是自嘲。他一直如戰士般戰鬥，正如他《熱風》中的另一句：“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是唯一的光。”
【簡介】
魯迅（1881年~1936年），1920年8月2日，北京大學正式聘請魯迅為小說史科講師，同年12月24日，魯迅開始到校講課。他當時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門選修課，課程被安排在北大紅樓一間最大的教室。
【聲音】
現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 ——魯迅《隨感集》（1918年10月）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魯迅《熱風》
新京報記者 李玉坤
編輯 陳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