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墨家與儒家皆為顯學。早期墨家對儒家學說多有吸收借鑒，但隨著學派發展，墨家逐漸走向儒家的對立面。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從墨家的主張看來看，這種對立是必然的。
墨家對儒家多有批評，在《墨子》一書，專門著《非儒》《公孟》等篇章批判。
在《公孟》中，墨子對儒家之徒程子說：“儒家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
「四政」，指儒家治國的四種道術。具體是哪四種道術足以讓天下走向衰亡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一，“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卻“執無鬼而學祭禮”，不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翻譯：儒家認為天是不明察的，鬼是不靈驗的，卻在相信沒有鬼神的情況下大興祭禮，天帝和鬼神因此感到不高興，這就足以喪失天下。
墨子一針見血地指出墨家既不信鬼神，卻又重祭祀的矛盾，認為儒家“執無鬼而學祭禮”，純粹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一方面，儒家本質上是無神論，一方面儒家又把祭祀作為治國。這樣不僅自相矛盾，而且必然導致假仁假義、虛偽之風盛行。墨子是敬天信鬼神的，他認為天與鬼神都具有意志力，能夠懲惡揚善。使天下大治的方法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
就此而言，墨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更加真誠。
第二，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
翻譯：儒家要求厚葬，長期服喪，做很多衣服和棺葙，送葬就像搬家，哭喪三年，扶著牆然後才能站起來，拄著拐杖才能行走，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這就足以喪天下。
墨子主張「節葬」「節用」。他認為「力不足，才不贍，知不知」的情況下厚葬久喪，既不能真的昌明仁義和孝道，還會導致老百姓傾家蕩產，國家疲敝。社會奢靡和攀比之風盛行，他認為國家要想大治，就要“去其無用之費”，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利民利國的地方。
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關心民生。
第三，弦歌鼓舞，習以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翻譯：儒家主張琴瑟歌舞，以聲樂之事為常習，這就足以喪失天下。
儒家非常重視“禮樂”，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墨子則認為當務之急是利天下、利百姓，與此無關的事則盡量不做。在他看來，大鐘鼓鳴、琴瑟竽笙之聲好聽，刻鏤文章之色好看，縐豢煎炙之味好吃，但這些上不中聖王之事，下不能解決民之“三患」（即「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又不能製止“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反而“廢丈夫耕莊樹藝之時”，所以為國之道，不宜大興禮樂。
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務實。
第四，以命為有，貧富夭壽、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譯：儒家認為天命是存在的，貧窮富貴夭折，治理混亂安定危亂，都有定數，不可以減少或增加。在上位的人這樣做，一定不能處理好政務；下面的人這樣做，一定不能從事生產，這就足以喪失天下。
儒家是信天命的，孔子聲稱“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針對儒家的“命定論”，墨子批評道，如果人人信命，會消極人民的積極性，“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也」。在墨子看來，天下的治與亂，不在於天命，而在於君主的作為。 「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